村庄治理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治理资源配置是村庄治理的核心内容。在村庄治理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着治理主体的角色迷失、治理资源配置过程规范性的缺失和治理资源配置方向的局限性等问题。要实现村庄治理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找准资源配置主体的角色定位,充分利用各种治理资源,加强对村庄公共资源的有效管理和配置。     

“项目进村”与村庄转型发展——以烟草企业“非烟生态村”项目为例

在当前农村发展面临资金和人才短缺、技术落后、基础设施不健全、民间合作组织不发达等一系列难题背景下,"项目进村"作为一种新的村庄发展模式和新的动力机制,可为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在跟村庄自身优势与条件良好结合的情况下,"项目进村"可以深刻改变村庄原有的发展格局与方向,从而实现村庄经济活动与建设的转型发展。     

偏差与失效: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困境原因探析

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遭遇阻力、抵抗以及扭曲,使其实现村庄善治与推进民主化的双重功能目标失效。基于黄宗智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和哈贝马斯的"事实与规范的偏差"理论,梳理农民政治行动逻辑与国家普遍主义逻辑之间的偏差,分析村民自治制度规范与实践出现偏差并导致其功能失效的原因,以期探讨村庄治理走出困境之路。     

宗族共同体:农民利益表达的一种选择——基于对华南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的观察与思考

农民利益表达能力不足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以宗族文化和宗族组织为基础的宗族共同体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现实思路。宗族文化具有利益调适功能,宗族组织具有利益联结功能,宗族共同体介入农民利益表达以农民的利益联结为起点,能较好地实现有序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维护。如果村庄正式权威——村委会能加以正确把握引导,充分发挥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则可以使村民从注重情感表达逐渐向注重理性表达转变,实现村庄宗族治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有效衔接。     

“后乡村精英”时代乡村治理的潜在风险与对策研究

乡村是政府执政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政府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乡村精英在维持村庄稳定,促进村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乡村精英流失情况日益严重,这是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解决精英流失后的乡村治理问题,在缓解紧张的乡村干群关系、实现村民自治、促进村庄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治理村官腐败的“四权同步”监督机制研究

治理村官腐败、实现村庄有效治理,是维护基层稳定的需要。目前,村官腐败的主要原因是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的"四权分治",未将村官权力置于村级治理的"四权同步"的整体程序和监督环节之中。因此,应构建"四权同步"监督机制,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过程中,实现对村级公共权力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完善选举监督机制,优化决策监督制度,创新管理监督规则,这是当前实现村庄有效治理、遏制村官腐败的有效路径。     

行政与自治互构:村干部职业化与内生治理需求的表达——基于鄂东Z村的田野调查

研究表明,村干部职业化并未导致"行政消解自治"的困境。笔者深入鄂东典型村庄,发现能人村干部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广泛的利益吸纳动员、治理单元下沉及多元治理策略成为连接村干部职业化与村民自治的有效机制。文章从经验研究出发,论证了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背景下行政与自治的互构机制,在这一背景下村干部既能够完成自上而下的大量行政任务,又能应对村内繁杂的治理需求,基层组织依然保持"乡政村治"的权力格局。但,能人治村可能造成村庄政治垄断和集体资产私人化的意外后果。     

“第一书记”的“五要五忌”

一要讲开拓,忌墨守成规。"第一书记"要实现村庄的大变样,就要勇于开拓,不被现存的格局和模式束缚。一方面,要站在新农村高度,高标准编制村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村庄综合整治规划,打破"收了麦子掰棒子,年年都是老样子"的传统格局,探索出一条科学合理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突破传统帮包理念,注重"观念扶贫",通过培训学     

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中央提出完善村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实际上包含了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网络重构与治理机制搞活三个维度,遵循着提能赋权、组织起来与上下联动的党建引领逻辑,有力提升了乡村治理成效。具体而言,中央通过村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合法性建设与有效性建设,对村级党组织提能赋权,巩固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领导的权威基础;通过整合村级资源、吸纳社会组织与推动合作行动,重构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依靠村党组织将乡村治理中的资源、主体和行动重新组织起来;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党组织督导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党员动员的办法,确保了乡村治理机制的顺畅和活力。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既对乡村治理既有困境进行了有效回应,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三治"体系的融合。     

发展抑或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能人治村的行动逻辑——基于浙江宁波象山县T镇的田野调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能人治村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语境和现实诉求中,能人治村是在地方政府发展理念的导向下,用发展秩序代替乡村社会中的生活秩序,追求村庄发展的治理模式。受地方政府发展村庄诉求与村庄社会秩序维持双重治理任务的影响,能人群体根据自身的价值追求所开展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差异化形态,形成造点式创新、达标式创新、选点式创建和回馈式维持等4种村治类型。地方政府强烈的村庄发展诉求会引导能人回流并主导村庄治理。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相对成熟稳定的治理制度能够制约能人群体的谋利行为,有助于确保能人群体的公共性和维持村庄治理秩序。但由于能人群体与村庄的脱嵌性,其在治理中通常会采用摆平的策略。能人治村建构起镇村两级互动的乡村发展联盟,构成乡村发展型治理的新模式,并重塑乡村关系,由此反映出以行政力量主导乡村现代化带来的发展错位。     

治理视角下基层工作运行的制度困境及化解思路

基层工作运作中的制度困境大大制约着基层治理的效能。基层工作运行制度困境主要表现在:制度执行不规范、制度创新脱离基层实际、制度责任边界不清;其出现制度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唯结果导向、错位的政绩观以及压力性体制。破解这一困境要从以下方面入手:思维重塑提供"价值遵循"、协商互动提供"活力源泉"和明责赋权提供"动力支撑"。     

闽西红军的建立及其在苏区的演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红军是党在领导农民暴动武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四纵队作为闽西最早的正规红军,在游击战争中得到迅速发展.从第四纵队发展到第十二军、二十军、二十一军3支地方主力红军,成为发展和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支柱,在李立三、王明两次"左"倾错误的困境下,闽西红军艰难奋进,并将武装力量保存下来,投入到抗日战场.     

发展主义逻辑下的村庄治理——基于皖北A县“富人治村”现象的分析

发展主义的政策话语对基层政权与村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乡村基层组织为推动村庄较快发展,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实践中发现了土地之于发展的重要性。"富人治村"则顺势而为,成为当前形势下村庄干部选用的主要标准,各地农村也因此呈现出了一种"富人主导型借地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下的乡村治理出现了"富人治村"的不可逆趋势,中低收入阶层被永久排除在村庄权力结构之外;同时这也导致了村庄发展资源的私化与乡村治理"去公共性"特征。     

村级治理中农民政治冷漠的实践形态与生成逻辑

农民政治参与是实现村级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然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佛山市,部分村庄在村级治理实践中出现了农民政治冷漠的意外后果,具体表现为不参与、消极参与、被动参与和盲目参与形态。农民政治冷漠的根本动力和条件在于利益基础及其利益机制,由自利性的利益导向形态、失衡性的利益配置结构、权益性的利益实现方式和滞后性的利益保护机制综合因素作用。为此,要在树立理性利益价值取向、保护农民合法利益基础上,推进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实现村级有效治理。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居民主体性培育路径研究

新时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背景下,出现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强个体性弱公共性、社区自组织运行的弱自主性强行政性、社会组织定位的强服务性弱赋权性等治理困境。这要求社区治理在价值取向上应确立以居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在治理过程中应促进居民由功利性私人向集体理性的社区公民身份转变。而改造人的思想与价值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社区内横向组织整合网络的发育,也需要"助人自助"的赋权理念的引导、治理技术工具的有效选择、协同互动平台的搭建。唯此,个体才能重拾互利互惠之美德,人的现代化才能得以实现。     

创新自治: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横向拓展”——基于鄂西南B村的个案研究

将村民自治单元下沉到自然村的"自救"改革,虽然有利于重拾自然村作为治理单元的特有价值,但并不适宜在人口外流型农村地区推广。作为人口外流型村庄的鄂西南B村,以"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为契机,建立了乡贤道德评判团、村民自治议事团、"雷锋"志愿服务队、"五老"协会、全域有机协会以及红白理事会等新型村民自治组织,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进行了"横向拓展"。这是一种在保留和发展村委会的基础上,以多元主体共治为特征的村庄治理模式,丰富了村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虽然这一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有助于提高村民的民主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工作的落实,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但仍存在治理权源缺失、生成逻辑不足、组织设置冗杂、发展支撑阙如等问题,应通过寻求法律赋权、夯实底层基础、优化体系设置以及创新支撑制度予以解决。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庄共同体治理转型研究——以江苏省JT村为例

当下,我国已进入到了城镇化发展的新时期,新型城镇化在增强农村活力、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村庄共同体的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通过对江苏省JT村的调查发现,村庄治理转型的困境主要表现在难以发力的治理主体、利用不足的治理资源、供给不足的公共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推进村庄共同体的治理转型,需要人尽其能,充分发挥治理主体的积极性;物尽其用,促进治理资源持续增长;服务到村,实现乡村公共服务供需平衡,从而推动实现农村善治。     

争取瓦解联庄会的斗争回忆

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国民党军队迅速败退,华北地区的国民党政权相继垮台。在这种情况下,新城、雄县、固安、霸县的一带村庄,一些地主豪绅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在“维持地方治安”的口号下组织起大大小小的联庄会,性质纯属地主武装。联庄会总部设在雄县咎岗镇,四个县交界处共100余村庄都设在联庄分会,各村联庄会的负责人都是本村的地主豪绅。绝大多数村庄设有寨墙寨门,每晚由村民站岗守门,联庄会武装的来源大部分从平、津敌占区购买,所需钱粮不分贫富每户统按拥有土地多少摊派。联庄总会设有会长和委员,都是当地的大地主,如咎岗镇总…     

新农村建设对村级党组织权威的提升效应及其解析——基于浙江省三类村庄的实证调研

实证调查显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权威具有明显的提升效应.解析原因:一是公共财政支持下的新农村建设破解了执政党农村基层组织久求未解的制度性领导资源匮乏的困境.二是以村庄整治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初始阶段满足了广大村民群众蓄积已久的对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诉求.由此得出四点启示:执政党对其基层组织要输送制度化的领导资源,提供制度化的展示舞台,基层组织要着力解决百姓急需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村庄治理结构.     

李志强、任克强：边界型治理重心下移街道体制改革新思路

<正>街道作为区级派出机构有效发挥了链接基层多元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重心下移又使基层多组织要素更加趋向“嵌合”式治理结构。这种过程不断强化基层治理结构黏性的同时,也产生了权责交叠和边界模糊的困境。对于街道体制改革,我们所聚焦的重点在于如何构建既成事实的多元主体合作的权责归属,以达到合作效能最大化的目的。当前,在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新一轮基层体制改革开始向街道办事处“下沉、赋权、增效”路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