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理学历史鸟瞰

法理学启蒙于古希腊,形成于古罗马,至中世纪产生注释法学派和人文主义法学派,但主流的法学理论处于神学控制之下。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创立了古典自然法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出了历史贡献,但衰落于其政权巩固之后,为哲理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在十九世纪的影响所淹没。之后百年,分析实证法学派、新自然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成为主流。     

法哲学与法理学关系辨析

理论学界存在着法理学与法哲学的争辩。文章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争论入手;对法哲学与法理学的概念进行分析并加以区别;提出法哲学是较法理学更高层次的理论学科,将两者加以明确的区分对理论法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学科意义。     

法史学研究方法及其在部门法中的运用

法史学的研究要还原历史，还要考察历史的演进，最后对“真实”要进行理论的分析，也就是要探求规律，探索历史演变的规律。“求得真实”也应该是部门法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是与史学研究的对象有别而已。对法律史研究成果的运用，对部门法的研究同样具有促进作用。法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原则，对于部门法的研究同样适用。部门法的研究中，无论是采用法史学的研究成果，还是运用法史学的研究方法，都应该充分注意到其“真实”性。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一个大国的开发与发展,从来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我国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就提出了著名的“梯度开发”战略。如今,这种战略在效率视角看,其成就是明显的。但究诸公平,则问题多多。职是之故,国家在经济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提出了著名的“西部大开发”思路。记得这一思路提出伊始     

贵州省宪法法理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及学术研讨会综述

贵州省法学会宪法法理学研究会20O9年年会及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1月21日在贵阳龙洞堡举行，来自贵州省内高校、科研机构和法律实践等部门的近4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年会共收到代表提交的论文23篇，其中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变迁”、“宪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自治共同体”、“宪法意识与宪政文化”、“宪法监督”、‘法治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与新秩序建构”、“法的价值”、“法制现代化”、“法律意识”等方面内容。这次学术研讨会集中探讨了以下问题：     

贵州省宪法法理学研究会2012年会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11月17日,贵州省法学会宪法法理学研究会2012年会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召开,来自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警官职业学院等省内高等院校以及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等科研院所和法律实务部门的近60名代表出席会议。     

国外近期武装冲突法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外关于武装冲突法的专著或论文都会提到现代武装冲突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即非对称战争（asymmetrical conflicts）问题。由于在非对称战争中，战争双方力量的不对等，从而使武装冲突法的中立原则、区分原则、比例原则等基本原则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挑战，也使得许多无辜的人员受到伤害，就成为学界备加关注的问题。如何使冲突双方遵守武装冲突法基本原则，保护不参加战斗的无辜人员免受伤害，同样成为国外武装冲突法学界关注和探讨的主要问题。     

直接法、听说法、认知法的对比研究

随着人类的出现和社会的形成,出现了教育这种社会现象。同时,教学方法也随着教育现象的产生而出现。为了适应社会、教学实践和理论的需要,教学方法也经历了多次的改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适合当时的教育实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直接法、听说法、认知法在多方面存在着异同点。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二十九）】社会纠纷的解决,在正式制度中,一般依赖于司法活动。即使其他处理,在制度设计上都要把司法的裁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论民间法研究的内在精神

民间法研究的内在精神在于其所具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而民间法的文化基础在于一个社会深层次的民族（传统）精神之中，因此对一个社会深层次的民族（传统）精神的尊重，对法律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是思考民间法何以具有文化价值，并以民间法的学术话语／场域何以具有反思和批判的精神的根据所在。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十一)】社会实证研究在民间法研究中的空间究竟有多大?这或许首先是一个研究者在理论创建中应当解决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一般意义上先决性地思考它在民间法研究中的可能限度。本期所刊出的周赟的论文:《反思民间法研究中的社会实证法》就是这种对社会实证方法在民间法研究中的限度问题所进行的先决性反思。我之所以说这一反思是先决性的,乃是因为据我所知,作者并没有过在民间法研究中进行社会实证的尝试和经验。既有的对民间法研究之社会实证限度的反思,最多也基于对有关民间法论著的日常阅读经验…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

“罚三个100”是黔东南地区苗民针对“违法行为”的一种习惯处置措施。长久以来，它在维系该地区苗民的社会秩序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让人们可以充分领略那种在国家法律所不及的地方，乡民社会依然借其传统习惯，维系秩序的景象。2005年，徐晓光曾专门撰文，对“罚三个100”问题作出了精彩阐述，那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山东大学学报》第3期上。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二十七）】 村规民约，理应是村治实践中必须贯彻的一项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但“天高皇帝远”的政治辐射能力，宗法统治的社会结构基础等，都客观上决定了在那些国家政权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宗法自治或者乡村自治的存在。相应地，也留下了丰富的村规民约、家法族规方面的资料。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主持人手记] 文本面目的法律是否必然表现为实践面目的法律?这在十余年前的国人心目中,或许是一个相当荒诞的问题:实践面目的法律如果不表达文本面目的法律,还能呈现为何种面目?难道除了文本的法律,还有文本外的法律不成?这问题即使搁在今天,习惯了以文本面目呈现的国家法律来说事的人们,仍然可能要费些周章.原因何在?因为在法理上,我们经过长期耳濡目染,业已形成了一种新传统、新习惯,那就是国家法律之外,概无其他法律.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这是本专栏开办的第二个年头。经过和《甘肃政法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商量，决定今年继续开办这一栏目。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已经有所选择地刊出了十二篇文章，今年将继续保持每期两篇的数量，刊载民间法和民族习惯法方面的论文。去年我的刊文主旨，是强调把资料整理、材料调查和学理论证相结合，也侧重于在这方面组稿。应编辑部的要求，今年侧重于在实证基础上相关学理方面探讨的文章。敬请作者们在投稿时，能够关注本专栏今年的选题意向。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十)】多年来,民族习惯法的研究是本人一直关注的问题。尽管我并没有就此写过任何文章,但对他人已有的研究研读颇勤。可以说,在这个领域,法学家、人类学家们在内容上形成了两个向度的研究成果:其一是对某个民族曾经存在的民间规范进行整理和研究。但就现实意义而言,这些规范业已成为过往的范畴,属于“死法”的内容,因为它们对民族地区人们的日常纠纷处理和秩序维系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而这一类的研究,更多地依靠的是相关的书面材料。尽管从寻找不同民族之习惯规则和文化整理视角看,这种研究的意义不容低…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八)】多年前,我指导的法律硕士厉尽国同学以《法学研究中的“民间法”范式》为题,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并受到答辩组全体成员的一致称赞,无可争议地获得了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据我所知,这是我国法学界就民间法作为法学研究的范式问题所进行的首次系统和专门的论述。尽管在此前,梁治平、朱苏力、田成有等在他们的论著中,也捎带着对这一问题做过一些论述,但并非专门就此问题而展开。如果说厉尽国的相关论述是在整个法学视野中来观察、研究“民间法”范式的话,那么,本期所刊出的魏治勋的文章《民间法研究…     

先秦战争法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对先秦战争法的研究,肇始于晚清,这一时期学者们力图以国际法理论解释先秦时期的文献,其研究具有开创性的价值。但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带有强烈的现实目的,所以比附的痕迹也较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先秦战争法的研究成果分为两类,一类成果继承了近代以来先秦战争法的研究方向,另一类成果则尝试从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对比中对先秦战争规则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本文认为,未来对先秦战争法的研究,应将其放置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宏大背景下,透过其文本和表象,追寻其背后的根源与意义世界,并在更宽广的学术视野下,实现多学科的交流与融通,实现方法论上的创新。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二十一）】 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对刑法的要求，比其他法律更为苛刻。因为刑法的加减，直接关涉着一个国家公民自由的多少、财产的取予、甚至生命的有无。鉴于此，刑法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概念，即“刑罚谦抑”；也鉴于此，“罪刑法定”这个标志着刑法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原则，便在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刑法中得到弘扬。但即使如此，在一些场合，仍然存在着和国家刑法不睦的刑事习惯。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刑事习惯更为多见。例如在我国藏族地区较为盛行的“陪命价”习惯，在苗族地区一些地方存在的“罚三个一百”的刑事习惯等，都可纳入刑事习·愤（当然，后一习惯不完全属于刑事习惯）的范畴。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民间法的研究，究竟取何种路向？是更加倾向于取法微观实证的描述方式？还是建构一套系统的相关理论方案，厘定一些最基础性的概念和范畴？这可能完全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清楚地记得在去年十月间于成都召开的“全国第二届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学者借用胡适“拿材料来”和傅斯年“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十分材料说十份话、没有材料不说话”的主张，并以自己的研究为例，强调民间法研究必须以材料说话，没有材料就没法写文章，没法发表观点。但与此相反，面对一些纯粹描述性的民间法学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