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麻通鉴”·恋栈

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大臣久任者”条下记道:“永乐以后数十年中,大臣多有久于其位者”,如人称“三杨”的内阁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如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礼部尚书胡(氵荧),“耆艾满朝,老成接迹”,“当时朝廷之上,优老养贤,固可想见,而诸臣庞眉白首,辉映朝列,中外翕然     

辫子的来历

支那总发之俗,四千年亡变更。满洲入,始髯其四周,交发于项下,及髋髀。一二故老,以为大辱……其后习夷俗久,(而彡)鬓垂鬣,以为当然,亡所怪咢。日本人至,始大笑悼之。欧罗巴诸国来互市者,复蚩鄙百端,拟以豭豚,旧耻复振。——章太炎:《解辫发》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鲁迅:《病后杂谈之余》清朝入主中夏不久,即以“杀无赦”的命令强使男人蓄辫。它为什么要以强力统一全国的发型呢?我原来没有细想,总以为不过是新王朝为了立威吧。偶阅《清稗类钞》,才知道了这薙发令的由来。书中“服饰类”有《孙之獬改装》一则: 世祖初入关,前朝降臣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     

"郢书燕说"反弹

“郢书燕说”源于《韩非子·外储说》:“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特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认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     

史学一家言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好读史书,并且讲求读史方法。譬如,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便谈到两种方法。一为“择书”而读之方。所择之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读之,则如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他认为,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便是这样的书。 择书要有眼光,读之更须方法。如该书中的“《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再一种便是空间比较法。他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接着又提出,“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     

三段论的第一条规则是否成其为规则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三段论时曾谈到过:“每一个证明和每一个三段论都是借三个名辞进行的。”(《工具论》中文版,第115页)西方逻辑之父的这个规则性论述被后人所继承。中世纪时,彼得在他的曾出了166版之多的《逻辑纲要》一书中明确地把“一个三段论只能有三个词项”作为三段论的逻辑规则。这个思想对后来的逻辑学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了便是好”

周汝昌先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大陆版”已由工人出版社出版),较比周氏代表作《红楼梦新证》可谓“胜义间出”,更上一层楼,惜白璧未免微瑕。 如,忆及数十年来专攻“红学”,动辄得咎时,周氏写道:“不用说来自其它方面的千钧压     

反间计

有人说,春秋不义战.实际上,鲁哀公获麟前,至少还比较讲究名义.诸侯出战,要么代周天子征伐不君,要么代周天子讨伐不臣.除了义外,还讲究信.大国有大国的风度,小国有小国的家法.之后,刑名法术之学、鬼谷子之说大行,诸侯间战争少有正义、信义可言.至若秦、楚问鼎于周,孟子所谓大道不行.战争好比游戏,游戏需要规则,《孙子兵法》应运而生.孙子日:“兵者诡道也”,可以“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孙武《孙子兵法》)“亲而离之”,指反间计而言.反间计是一种阴谋,名声虽不好听,却屡屡被人运用,也屡屡运用成功.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大学之道是孔子教育思想的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四书之首，程颢、程颐兄弟认为是“孔氏之遗言也”。朱熹把《大学》重新整理编排，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据此，《大学》皆孔氏之遗言而门弟子阐释之专集。“大学”是针对“详训诂，明名读”的“小学”而言的，认为它是“治国安邦”的“大学”，“初学者入德之门也”。     

里母束缊请火

[原文]臣之里妇,与里之诸母相善也。里妇夜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妇晨去,过所善诸母,语以事而谢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请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妇。     

达尔文与中国——夜读札记

近读杂书,发现了几条中国古代与进化论有关的记载和达尔文著作中对此的引述: 《考工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手工艺专著,记载了实际生产技术与有关的科学知识。此书问世于春秋战国时期,遭秦燔火之后,由汉人撮合周朝残简,补缀而成,收入《周礼》以补“冬官”之阙,两书遂合二为一。在《考工记》“国有六职”一节中记载了古代的三条谚语:“橘     

大事难事看担当

《后汉书》记载，汉永初四年，因西羌叛乱数年，朝廷压力大，大将军邓鹭提出放弃凉州，遭到大臣卢诩坚决反对。卢诩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寥寥数语，充分体现了卢诩遇事勇于担当、遇难毫不退缩的崇高境界。     

陈寅恪的史识

卞僧慧《试述陈寅恪先生治学特点(上)》(见《文史知识》1991年6期)有云:“先生拟撰的《中国历史的教训》惜未成书,论述颇散见于先生著作中”,举了陈氏文集(三)129—130页论西晋之乱亡一段为例: 西晋之统治阶级,虽以儒家大儒为其主体,然既杂有一小部分之寒族投机者于其中,则两种不同之集团混合,其优点难于摹仿,而劣点极易传染。斯固古今通例也。如礼法为儒家大儒之优点,奢侈为其劣点;节俭为法家寒族之优点,放荡为其劣点。(慧按:原有注,均略。)若西晋惠帝贾皇后南风者,法家寒族贾充之女也,与儒家大族司马家儿之惠帝相配偶,不但绝无礼法、节俭之美德,且更为放荡、奢侈之恶行,斯其明显之一例也。故西晋一朝之乱亡,乃综合儒家大族及法家寒族之劣点所造成者也。 这使人想起萧伯纳的那个笑     

“经济基础”涵义质疑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竪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恩选集》第二卷第82页)     

"一体二元"与华夏文明

笔者曾在若干论文中提出 ,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基本模式为“一体二元”。所谓“一体” ,是指统一的世界本体 ;所谓“二元” ,是指在统一的世界本体中 ,包含着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要素、单元。在中国古代哲学中 ,远溯至《周易》 ,就提出了“一体二元”的雏形。在殷周之际产生的《周易》中 ,第一次出现了阴 ( --)阳 ( -)两个符号 ,这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形态。接着《易传》作者借释《易经》 ,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 ,它还说 :“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这里“太极”就是“道” ,“两仪”就是“阴阳”。这表明 ,《周易》的“太极”(“道…     

编读往来

曾平读者指出,本刊2006年第十期有如下差错:第15页上数第8行:“要既”应当是“既要”; 第56页第19行“这一比”应为“这一比例”;第76页第2段第1行“被视业”应为“被视为”。朱艺读者指出,本刊2006年第十期,第7页《建设新农村从“三最”着手》中,第4段第4行“那就就违背了……”多了一个“就”字。编辑部回复:感谢读者的指正,我刊将进一步加强办刊质量,减少技术差错。     

历史的一面镜子——管子的“不战而胜”战略研究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这是黄帝的“阴经之法,夜行之道”。(《冠子·武灵王》,夜行,指暗中行事)几千年来,这个主张以谋为本、以智胜敌、和平演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不战而胜”战略思想,一直被我国历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所推崇。春秋时齐桓公的名相管仲(公元前685年—前645年)就是一个善于使用和平演变、“不战而胜”战略的高手。他一再主张,高明的将帅看重的应该是“谋攻”,最高明的战略应该是“不战”,其次才是一战而胜。他说:“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管子·幼官》)。管子的“不战而胜”战略,主要通过两条途径。     

论巨变时代人群社会中个体探求本心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社会与经济均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人群社会中的个体在精神层面上经历着伴随高速巨变时代产生的诸多困扰,这也使人群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面临极大挑战。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著述的《论语》用最朴素简洁的话语去触摸那至高的真理,指导我们怎样观人心、立己命,他教育我们孝敬之道、智慧之道、学习之道、诚信之道、治世之道、忠恕之道、仁爱之道,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言多失

“言多必失”,未“必”;“多言多失”,难免。辛弃疾词“气吞万里如虎”。胡适之《词选》即直言不讳地指出,“长调难做的好,往往有凑句,有松懈处,有勉强处,虽辛弃疾亦不能免”。《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夏承焘记:“阅马湛翁复性书院各书,嫌其多葛藤,转晦精义。”又记:“看湛翁各书,言语过多,反成赘累,不如往日一鳞一爪,动人心目。”     

晏子拒更宅

【原文】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晏子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窃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是时也,公繁于刑,有鬻([yù]卖)踊者。故对曰:“踊贵而屦贱。”公愀然改容。公为是省于刑。(选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太平经》的官德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道教经典《太平经》蕴含丰富的官德思想,彰显“省欲去奢”、“柔弱不争”的为君之德,以及“忠诚”、“劝谏”的为臣之德.在政治主体美德、政治行为的道德调控、官员自身的道德修养等方面, 《大平经》官德思想对于现代政治伦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