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作为非国家机构的政府

非国家机构的政府理论是中国特色政府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对非国家机构的政府问题作进一步的学理性分析,需要探讨构建“非国家机构的政府”与“NGO”、“第三部门”理论对话平台的可能性,以及非国家机构的政府理论对于实际运用的意义。     

论第三部门与我国政府行政关系

第三部门是西方制度文明的产物 ,在我国主要指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中介组织等。文章探讨了我国第三部门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功能、我国第三部门与政府行政的关系 ,认定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基本上属于政府主导型 ;分析了当前我国第三部门组织与政府行政关系的错位情况 ,强调只有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相互协调、平等合作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路径依赖：强政府体制下的上海司法社工实践——以J区G社工点为例

由于上海市司法社工是由政府设计和推动的,它在实践过程中仍然按照以往行政化管理的路径,政府为社工提供体制内资源,社工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主要依赖行政资源开展活动。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不断涉入,影响着司法社工运作和管理。     

论服务型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关系

良好的服务型政府与第三部门互动关系是经济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基础.二者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表现为第三部门助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促进服务型政府的执政理念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执政风格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执政界域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执政形象由“慵懒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另一方面表现为服务型政府为第三部门发展提供支持:服务型政府为第三部门提供“合法性”的法律支持,为第三部门参政议政提供“民主的”平台支持,为第三部门发展提供行政生态支持.     

论加强我国政府法制机构建设

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坚持行政监督,是政府工作必须遵循的三项基本原则。政府法制机构作为法制工作的载体,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大力加强和改进政府法制机构建设,即提高认识、健全机构、保障经费、增强素质、创新工作、强化职能,是加强对执法活动监督的重要组织基础,是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的关键环节。     

我国乡村社区建设中非政府组织的定位探讨

在中国的乡村社区建设中,传统的政府单中心模式使得社区建设具有行政色彩,从而偏社区的本质。而非政府组织作为第三部门介入到乡村社区建设中来,这对于多中心治理秩序的公民社会的构建无疑是个好兆头。非政府组织在乡村社区建设中的地位,随其参与程度的不断广泛深入,也相应显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有望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一极,成为政府离不开的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起着补充作用。本文试图从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重构探讨非政府组织在我国乡村社区建设中的地位问题。     

第三方机构——提高政府合同管理质量和水平的一味良药

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政府通过合同外包公共服务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政府合同在公共管理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的有效合同管理能力不足却是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把第三方机构引入政府合同管理的过程中,可以降低合同承包风险,减少权力寻租,降低行政成本,从而不断提高政府合同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建设更加廉洁高效的政府。     

全球化时代的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

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非政府组织又称第三部门,在美国则主要称为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获得较快发展,其形成同样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有关。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看,这种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基本上是同构的,而公民社会常常被用来指同国家相分立的社会,或者指在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或社团一类的中间层。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

在中央推行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之后,地方政府必然迎来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各地如何选择自身的改革路径和方案,将是地方政府面对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仍然存在着机构林立、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推诿挚肘等问题,势必会影响地方政府服务水平.大部制改革的本质是解决“三权”的合理划分与相对分离.大部制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遵循满足需要、总体统筹、系统整合、制约协调、总揽分别的原则,既要体现与中央大部制改革的对应性又要体现自身特色,从国家权力结构上予以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在地方政府推行大部制改革,科学合理地设计地方机构改革方案,并加以有效组织实施.     

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掀起了一场范围广泛的“结社革命”,即第三部门运动。成千上万的第三部门组织活跃在环保、医疗、宗教、慈善、教育等传统的政府活动领域,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的第三部门也获得了很大发展。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断的调整,第三部门对于克服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效”、推进政府管理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缓解就业压力以及提升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成为愈来愈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     

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生态型政府：我国政府模式转变的新视角

城市化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已不容忽视。“十一五”规划中,中央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新概念。政府作为环境保护的代言人,其职能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建构我国的问责制政府：理论基石及路径选择

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是推进政府问责制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推进政府问责机制建构之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建构问责制政府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现代国家建构与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建构,其本质是国家主权性与国家合法性的二维建设。中国在现代国家建构之中,不仅存在着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建构的非均衡性,而且还存在着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尤其是农村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落后于城市发展,国家政权认同在乡村社会遭遇合法性危机。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构建服务型地方政府;大力完善农村基层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合法性,是当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中之重。     

建设“四型”机关打造新型政府——青岛市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探索（二）

为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机关工作创新,提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青岛市政府在推进“五项工程”改革的基础上,开展了创建“四型机关”的活动:即学习型机关、竞争型机关、创新型机关、服务型机关。它使政府机关进一步加强自我考核监督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     

政府职能转变与非营利组织发展辩证关系初探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然而,市场并非政府职能转变的唯一承载者,政府的某些社会职能应当且只能由非市场主体承担。本文试图就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分析,以期证明发展非营利组织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途径。     

政府绩效管理与效率政府建设

本文分析了政府绩效管理的内涵与特点,论述了绩效管理在效率政府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总结了当代政府绩效管理的发展趋势。在借鉴西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做法,总结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取得成就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政府绩效管理新模式、建设效率政府的思路与对策。     

借鉴先进经验统筹地区和城乡发展

发达国家在统筹地区和城乡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经验,政府干预、立法保障、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投入、组织地方及民间力量参与等都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