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两次民族国家构建中单一制选择之比较——兼论现代中国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上)北大核心CSSCI

民族国家构建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核心和关键问题。中国先后两次构建即1912年中华民国的构建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虽然都选择了单一制,但两次选择过程中又先后受到美国联邦制和苏联联邦制的影响。两次单一制选择的背景和条件、主体和主导力量、具体内涵、过程和结果有所同有所不同。两次单一制选择的复杂历史过程,引发对相关政治学问题的诸多思考:单一制的本质及与联邦制的区别、关联和现代中国单一制的属性特征;现代中国选择单一制与借鉴联邦制的缘由抑或必然性以及历史和现实价值;建设和完善这一国家基本制度的关键和基础。     

我国单一制形式的制度选择与价值取向

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不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都应考量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当初列宁由反对联邦制转向赞成联邦制,中国共产党由主张联邦制到放弃联邦制,均是如此。从根本意义上讲,单一制结构形式在新中国的确立,是近现代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的单一制存在着三种关系模式,即中央与普通行政区的关系模式、中央与民族自治区的关系模式以及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模式。虽然这三种模式的表面特征有些差异,但它们内含的价值取向却是相同的,即实现、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     

陈独秀的国家结构观

民初以来,随着中国政局的急遽变化,陈独秀参与了关于国家结构形式问题的探讨和论争。陈独秀关于国家结构的思想主要经历了从主张联邦制到单一制,再到民族分权联邦制的发展演变过程。他的每一次思想转变都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政治根源,是20世纪初中国错综复杂政局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内因和外因所作的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分析,但是,近年来港台和国外的一些所谓中共党史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出了种种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如有的说,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1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象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喷薄而出。她的应运而生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政党是属于一定阶级的,阶级是政党的基础,离开具体的阶级就不会产生任何政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19世纪4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已经产生于外国资本在华的企业中;60年代伴随外国资本在华企业的增多以及清政府官办企业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中国产业工人日益增多,到1919年已达200多万人。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迫切要求有一个能够代表其利益并善于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理论和政党。自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大批仁人志士不断寻求救国之道和建国方略,但无不一一失败而抱恨终天。直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使马列主义广泛传播,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使中国走上了独立富强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形式的早期主张述论

自由联邦制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形式的早期主张。自由联邦制是一种特殊的国家结构形式类型,有其独特的内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一主张既加强了反帝和推翻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力量,又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信任和联合,客观上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早期中国共产党联邦制思想的历史考察及评析

为应对近代中国严峻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在早期试图援引联邦模式来构思国家结构。由于联邦模式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总趋势之间存在的相悖性,在20世纪40年代末中共放弃了此前的联邦制主张,而是以单一制框架建构国家政权体系。早期中共关于联邦问题的思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国家结构上的探索,实践证明以联邦模式挽救近代中国的道路并不可行,但其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仍有积极价值。     

浅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立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不仅有助于回答党之所以在艰难险阻中不断取得新胜利的深层原因,对当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

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选择。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呢？至少有这样几条：     

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

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选择。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呢？至少有这样几条：     

对苏维埃联盟的成立和苏联宪法的历史分析

沙皇俄国遗留给苏联的民族问题是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苏联的成立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列宁的民族平等、自愿和民族自决的原则。1924年颁布的苏联宪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它的历史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了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但是这部宪法也遗留下致命的缺陷,为日后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     

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再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适应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始终牢记历史使命,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竭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中国革命才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才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才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将由过去主要依靠政策领导逐步转变到依法执政,由过去主要依靠领导人的言论转变到依法办事,达到用制度和法律来保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实现党的领导方式、方法的规范化,是完成由人治向法治转变,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关键性环节。     

文化交融是历史必然

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在《北京日报》发表《文化交融是历史必然》认为,文化交融不是谁叫喊出来的.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文化交融是时代使然,是科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产物,必然出现的璀璨产物.自古以来,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产生了数不尽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方位

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国内已经拥有众多政党派别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又为什么选择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本文从“政党”的角度,剖析并揭示当时国内已有政党的历史现状及结局的经验教训,并把中国旧政党与布尔什维克党置于同一历史坐标中,探寻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方位。笔者认为,这将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并论证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及揭示党建立的一大特点。当否,敬请学术界前辈及同仁教正。     

从自治制的集中制共和国到联邦制共和国——列宁采行联邦制探源

在理论层面,十月革命前,列宁主张建立以自治制为基础的集中制共和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又转而又挖掘和体认联邦制国家和维护和实现国家统一的合理性,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是走向集中制国家的“过渡性步骤”。之所以会发生此种理论转变,一是因为十月革命后棘手、复杂的特殊历史条件,二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也逐渐发现,联邦制并不像之前所认为的那样会削弱经济联系、导致民族分离危险。无论如何,作为“过渡性步骤”的联邦制共和国,虽也坚持了民族区域自治原则,但其的确也缩小了十月革命前列宁所谓的自治制的内涵。     

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从初创时的50多人发展成为今天拥有58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在国家生活中处于执政地位，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旧中国的积贫积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接连发动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丧失了国家的独立，政治上受奴役，经济上被掠夺，人权主权遭践踏......软弱腐败的清王朝，不可能也没有力量来保卫中国的独立…     

自主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

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引发出新的趋势:一是科学技术发展不断突破人类传统认识极限,将引发新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导致众多跨学科领域的诞生。纳米、生命、信息、认知科学的融合,推动着人类整体认识能力的飞跃。同时,先进仪器和装备设备的广泛应用,使得科学技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上,向着最复杂、最基本的方向发展。对基本粒子、基因、微机械、微加工和纳米材料等微观世界的研究,对网络系统、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大脑和生命系统等复杂系统的…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是历史必然

这是个老话题,上个世纪50年代初,教中国革命史的老师讲到中共成立时,总要说明中共一大为什么要在上海而不是在其他大城市或小城市召开.后来,到60年代就不怎么讲了,因为很少有人再提这样的问题.现在,虽然没人重新提出,但某些迹象隐隐约约地使人感到似乎并不是谁都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重提老话题,也许不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