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视角下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研究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目前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对国家安全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国家主权安全、基层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加强政府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必须建立健全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有关法律法规;适当降低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准入门槛,明确监管主体;建立严格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财务监督机制。     

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营利化的根源及对策

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营利化的根源是:境外非政府组织进入内地的步伐过快与非政府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产生矛盾、"三不政策"容易滋长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营利之风、地方政府的简单化处理放纵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营利化行为、监管权力碎片化使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营利化失去政府约束、公众认知度较低为营利化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去营利化"的主要对策是:建立"无缝隙"政府监管制度、发挥事前监督的作用、加强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资金管理、建立登记制和备案制并行的分类管理体制、完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培养管理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专业人才。     

多元治理视角下在华外国商会制度研究

我国政府对在华外国商会的管理主要依据是1989年颁布并实施的《外国商会管理暂行办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这部法规已经不能满足现实之需。通过对在华外国商会管理制度现状的审视,发现我国在注册、财税、监管三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困境。适应多元治理的需要,亟需在废除双重管理体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引入第三方监管评估机构等方面加强对在华外国商会管理的制度创新。     

基于约束条件的非政府组织监管协同研究

监管的有效性关乎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非政府组织监管是在多元监管背景下政府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通过一定的监管制度安排对非政府组织行为予以规范和控制,其本质属于法治化监管,它需要通过制度的协同来推动多元主体与政府监管的协同。实现非政府组织监管系统整体性最优功能的路径在于更新政府理念,树立协同监管意识,完善法律体系,优化制度结构。制度结构的优化取决于能否彻底改革双重监管体制、完善年检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确立税收监管与淘汰制度、实现评估制度的转换。     

非政府组织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彰显

社会管理创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沟通不同阶层联系,化解社会矛盾,理顺民众情绪,使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处于相互融洽的状态。非政府组织在解决和满足这些社会需求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非政府组织在创新社会管理进程中具有很大的发展和操作空间,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彰显非政府组织角色作用,需强化宣传,完善法规,提升非政府组织的能力水平。     

非政府组织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研究

作为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第三方力量,非政府组织参加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独特优势.但由于现行法规和管理体制相对滞后,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本身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使得非政府组织在参与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时面临一些困境.应进一步完善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制度构建和内外环境,推动非政府组织同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动,引导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中来.     

非政府组织形象设计

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已蓬勃发展起来,如何提升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形象,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内部人员协调沟通,增强组织内聚力及认同感,精炼内部形象;加强外部宣传,获取公众基础,锤炼外部形象;加强与政府的合作,赢得政府的理解支持与尊重,获取合法性基础。同时本文涉及了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发展的条件分析。     

中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比较发展

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西方比较有很大的不同,呈现出自身的特点,这些不同点主要表现在理念、与政府的关系、内部管理因素、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同时,也在某些方面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这就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加强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战略改革,促使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     

非政府组织对农村发展作用的研究

非政府组织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民众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的意识的不断提高 ,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已逐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尤其是对于中国农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非政府组织与利益团体

非政府组织本身是一个颇为概括性的名称,当它致力于追求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并试图为此影响政府公共决策时,其实质上扮演着利益团体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该组织虽然仍然可以被称为非政府组织,但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会受到损害。因此,作为追求全人类共同幸福的一种理想,非政府组织在政治领域保持一种超越狭隘私利的姿态是必要的。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便开始了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两方面.在当代中国,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辅相成、相映成辉,共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何为真正的中国问题这两大基本问题。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何为马克思主义的探讨,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中国具体实际的研究。由于缺乏中国现实问题的支撑,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脱节。结果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在中国社会中面临着边缘化的现实困境。只有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立足于中国实际问题的解决,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     

我国政府规制研究的现状分析与启示

本文以1997年至2003年国内学者公开发表的640篇规制研究论文为样本,重点对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者学科背景进行了客观描述和评价,并对我国行政学界在日后的政府规制研究中所可能做出的贡献做了一次初步的探索。本文认为,政府规制研究理应成为行政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它在比较行政学、政策学、组织管理、制度理论和行政改革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对深化我国规制理论和规制改革实践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外社区矫正模式对我国社区矫正模式创新的启示

随着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的废除,如何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成为我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借鉴国外成熟模式,并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有明显作用的社区矫正模式,成为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     

中国西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问题初探——甘肃定西市县、乡政府调查启示及对策建议

政府制度创新是引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杠杆。西部经济的落后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缺失是重要的原因。本文通过对甘肃定西六县一区及有关乡镇的调查 ,对西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 ,揭示了西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压力和动力 ,并重点提出了创新的着力点及需要构建的环境平台。     

西南佛教的典型意义

西南地区的佛教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三种,另外云南还曾流行过阿阇梨教.西南因其濒临佛教发祥地,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首经之地,其向西南渗入并拓展的过程,即是佛教中国化、民族化的过程.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以西南为最典型.     

论文化自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从文化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世界;从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文化自觉的过程。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文化自觉的进程中,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文化自觉对于我们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启示和方法论意义。     

中外海上警察制度之比较研究

海上警察制度在当今世界海洋大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体现着一个国家对相应海域的主权。文章就外国主要国家的海上警察制度进行了考察,论证了在我国建立海上警察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了我国目前海事警备力量的不足和差距,初步提出了构建我国海上警察制度的设想和建议,以期能在新时期为打击和预防海上恐怖主义犯罪起到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中西治学方式之差异

中西治学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在处理“学” (基础理论研究 )与“术” (应用研究 )关系时有所不同。西方的“学”与“术”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两者分工明确 ,而且紧密结合。而中国则“学”、“术”不分或有“术”无“学”。二是在对待“博”与“专”的关系时有差异。西方学者大多“先专后博” ,即先进入某一个领域 ,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做出成果后再扩大知识面。中国传统的学者多为“先博后专” ,即先打好扎实的基础 ,掌握广博的知识 ,然后再进入某一个专业领域进行研究。三是研究的注重点不同 ,即“点”与“面”的差异。所谓“点” ,即研究的视角集中在社会或文化的某一要素或某一主题 ;所谓“面” ,即研究的视角大多是一个专题或一个领域。西方学术注重“点” ,而中国学术强调“面”。     

中西治学目的之差异

中西的学术源流和体系不同 ,治学目的也各有差异 ,西方注重“求知”、“求法则” ,注重探索自然和社会内在的规律 ,构建理论和进行分析 ;中国传统学术则注重“求用”、“求事实” ,讲究立论谨慎 ,言必有据 ,注重研究某一具体事物、现象或事物的特殊性 ,分析其因果关系及变迁过程。中西学术各有所长 ,取长补短 ,互为补充 ,才是中国学术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