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状况研究——以浙江省舟山市为例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身处二元结构与二元区隔的夹缝之中。城市是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敏感地区,随着近几年舟山城市化和少数民族散居化进程的加速,舟山群岛新区也日益面临多民族共处的问题。本课题以舟山群岛新区的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选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特征、经济特征、流动特点及模式、社会关系、宗教适应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描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状况,指出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困境成因,并提出提高和拓展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思路与对策。     

论沿海城市如何建设海洋主题的城市文化

环境不仅刻画了城市的风貌,也孕育了城市的气质。对于沿海城市而言,海洋主题是建设城市文化的核心和抓手。以海洋作为核心符号,通过不同形式的表达,将锐化城市特征,树立品牌标志,形成自身风格;以海洋提炼市民性格,加以引导和利用,可以优化人力资源,形成公共合力,增加城市内涵。海洋主题的城市文化建设从形与神两方面入手,最终致力打造形与神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个性化城市,并使之成为现代文明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城市教育融入问题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城市教育融入问题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流入地政府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之一。本文着重从入学门槛过高、区域教育差距、民族文化差异、家庭教育支持缺位等方面,分析当前制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城市教育融入的关键、原发、重要、客观因素;从强化政府主体责任、深化学校主阵地作用、提升家庭教育环境、加大民族团结教育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基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调查

当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少数民族人口呈现流动原因复杂化、流动方式多样化、居住小聚居化的趋势。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因素主要有经济、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提高少数民族城市适应能力,必须积极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民生问题,不断提高其管理服务的精细化和制度化水平;通过各种手段,加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民族文化和当地文化的相互理解与融合;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机制创新研究——基于“整体性政府”理论视角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政府管理体系面临着碎片化的困境,具体表现为条块矛盾突出、部门分割难题,高社会流动对属地化管理体系造成冲击,政府未能有效提供民族公共服务。碎片化治理困境亟需整体性治理范式的出现,从整体性政府理论出发,创新管理机制,推动跨部门整合;转变属地管理观念,加强跨地域联动管理;促进政府和社会合作,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等,有助于提升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效能。     

文化变迁视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到城市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由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城市文化差异较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层面、经济层面、心理层面的适应存在一些问题。为了适应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饰文化、语言文化、婚育文化、饮食文化等方面逐渐发生变化。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能力,应积极回应和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民生诉求;加强城市社区建设,提高和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能力;积极开展民族文化和民族政策法规宣传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城市更好地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融入城市。     

城市安全不能承受之重与流动人口不能承受之轻——兼论北京市流动人口犯罪预警机制的作用与完善

构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体制对于维护城市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与原因,强调理性对待流动人口犯罪的必要性,提出应平等对待流动人口、在控制人口盲目流动的同时应当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权益,并发挥犯罪预警机制在预防流动人口犯罪中的作用。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移民”文化生活适应性研究

新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推进,数量众多的农民已经成为城镇新移民,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仍游离于城乡之间,其文化生活状况保留着乡村特征。原因在于城镇新移民面对城镇生活一时无法适应,固守着原来的乡土气息,很难随着城市身份的转变而转变。因而,有必要引导城镇新移民适应现代城镇新生活,追求健康、积极的文化生活方式。     

“半主动性适应”与“建构型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型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老一代农民工更多是被动性适应;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半主动性适应;少数具有精英特质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建构型适应,这是一种全新的、带有趋势性的社会适应,代表了整体中最积极、最活跃、最健康的生活方式。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适应模型,对于理解这一群体的发展变化与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十分重要。     

论“有权不可任性”思想的三重意蕴——兼谈学习《政府工作报告》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是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幽默表述,这不仅是一句流行的话语,更是建设现代政府的宣言,有着深刻的政治意涵。从宏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要求优化政府职能,实行简政放权;从中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就是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从微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权力观。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三重逻辑

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要把握其三重逻辑。从历史逻辑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立足于百年未有大变局,在总结既往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从实践逻辑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发掘国内市场潜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必然选择;从理论逻辑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国情相结合,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必然选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具有内在统一性,只有准确把握其三重逻辑,才能将其贯彻于“五位一体”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     

受刑人权利保障的文化解读——兼论“和而不同”的人权观

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人权观念,本文以文化对于受刑人权利保障的影响为视角,阐明了在中国传统语境下的"合数型"人权观与在西方语境下的"质数型"的人权观的不同之处,认为在中国当前务实的态度是采取"和而不同"的人权观处理受刑人权利保障问题,并认为"和而不同"是不同文化相处的原则态度,而"和而不同"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权发展的重大贡献。     

非法移民除罪化趋势探究——兼议对我国“三非”外国人管理的启示

国际移民问题由来已久。自全球化趋势出现以来,国际移民问题日益凸显,从而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在全球打击非法移民的浪潮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对非法移民开始放宽政策,从法律和人道上予以宽待和关怀,国际移民政策在局部国家和地区出现了除罪化的趋势。这种趋势虽然还未蔚然成风,仅表现为个案,但是作为移民史上的新现象、新趋势,值得世界各国移民部门研究和关注。通过对这种趋势的研究和了解,对我国三非外国人管理以及在华外国人管理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王国维的人文教育思想——兼论传统文化转型的二重内涵

强调文化和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是王国维毕生为之呐喊的人生目标,他强调知识分子应当以超越功利主义的学术胸襟和生命旨趣对待文化事业,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基本职业态度。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借助于人文教育净化生命情趣、提高人生境界。在这一大前提下,王国维赋予了“可爱而不可信”的“纯粹美学”知识在思想独立和人格自由方面的巨大的人文教育功能,触及到了文化现代转型所不可回避的价值理性层面     

论历史的三重规定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新阐解之一

从唯物史观来看,现实的个人活动在前提上规定了历史,时空关系在基本形式上规约了历史,整体过程在质与量的统一上规制了历史,而揭示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性则规定了理论思维的任务.     

后疫情时代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研究——基于“三治融合”的视角

在后疫情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对流动人口带来的冲击并没有完全消失,随着复工复产的展开,新的问题也陆续出现,流动人口的个体状态、生活需求等都发生了变化。为了应对这些变化,我国针对流动人口治安管理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从“三治融合”的视角来看,治理的关键在于建立能够激发社会公众参与热情的体制机制和载体。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流动人口治安管理的能力和技术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其依赖于全国范围内的严格防控体系,就流动人口治安管理自身而言,并未形成一整套激发社会公众参与热情的体制机制和载体。在后疫情时代,流动人口治安管理需要创新自治主体,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加速数字赋能,完善自身管理模式;转变执法方式,注重跨区域协作;完善法律体系建设,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及时掌握社会需求变化,提升社会保障质量;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与流动人口互动。     

论江泽民的“一脉相承”思想——兼论“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

"一脉相承"是江泽民的一个重要思想,包涵着深刻的内涵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从一脉相承的角度理解"三个代表"的历史地位,有利于增强人们用"三个代表"武装头脑的自觉性.     

重庆抗战文化特点及其现实价值新论——兼论新重庆如何打好“陪都牌”

抗战文化是重庆独有的城市资源和城市名片,打好"直辖牌"和"陪都牌",才能更好地为新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好务.本文用现代营销城市的先进理念,将抗战文化作为重庆的一大城市资源优势,研究发掘其内在的国际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营销价值,以便最大限度地加以开发和利用,让经过宣传包装的新重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再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问题——兼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我国以往混淆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研究对象存在着一些错误的理解。马克思经济学根本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抽象法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而是所有科学的一般方法和要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只是其叙述方法;《资本论》三卷或四卷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体系和内容,只是马克思完整计划的一部分,很多问题马克思还未及研究。我们不能仅仅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研究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学问,而应该理解为一种研究范式。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大力扩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致力于对马克思经济学原来未曾解释的问题的研究。     

黄河文化龙头城市的“四极”支撑论析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济南的位置非常重要。在黄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济南也应成为龙头。济南建设国家黄河文化龙头城市,理应做强足以使龙头高高挺起的“四极”,即：中华文明之轴、齐鲁文化之都、山水园林之城、对外开放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