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反对“左”右倾错误问题上的失误

毛泽东在反对“左”右倾错误问题上,曾作出过重大贡献.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代表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使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使民主革命迅速取得了胜利.他的关于反对“左”右倾错误的正确理论和实践.对我们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如何反右防“左”,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但是,无可否认,毛泽东在反对“左”右倾错误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失误.正是这种失误,既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蒙受了重大损失,也使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长期难以消除.这种失误表现在:第一,没有正确地分析“左”右倾错误的性质和危害,认为犯“左”倾错误的人动机是好的,是要革命的,而犯右倾错误的人则比较危险.     

反右倾“斗争

1959年7月,为纠正党内严重存在的“左”倾错误,党中央召开了庐山会议。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参加会议的省委其他同志,在大会发言和私下与毛泽东的多次交谈中,对“大跃进”以来党在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但是,当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后,毛泽东一改反“左”的初     

浅析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得与失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一直是毛泽东关注的焦点。在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误的一面。 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认识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上,既犯过“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而毛泽东则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特别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他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与“左”右倾错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扭转时局,引导全党走上正确的轨道。     

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记彭真60年代初在石家庄的一次调查研究

1961年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二年。为了纠正经济上的失误和困难局面,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着手尽快地从根本上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端正思想路线,统一认识。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并于这年3月向全党发出《关于认真进行     

党史上“左”倾错误的几个共同点

中国共产党在70余年的奋斗中,曾犯过土地革命时期的3次“左倾错误,包括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犯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左”倾错误。这些“左”倾错误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但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共同之处。第一,几次“左”倾错误,都是因领导人对当时的中国国情了解不透,对形势估计失误,对革命和建设的规律缺乏认识,思想超越了现实,行动上表现为急于求成所致。第二,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扩大化错误,具体说主要是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出现了失误,那时人们有一种“左”比右     

中央苏区时的毛泽东与曾山

自1930年起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与毛泽东交往频繁,关系密切。时值立三“左”倾错误及王明“左”倾路线肆虐党内,曾山在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上,不遗余力地支持毛泽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以实行,扭转了危局。毛泽东生前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在中央苏区,很多地方得益于曾山的帮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左”倾思想的理论批判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遭受过三次“左”倾思想的干扰和破坏。“左”倾错误思想一直受到毛泽东的批判和坚决抵制。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因当时紧急的战争形势,毛泽东没能对“左”倾错误思想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开始进行反思,从理论上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毛泽东合作化高潮中的防“左”及其未能贯彻下去的原因

1956年的农村合作化高潮,是毛泽东发动和指导的。在高潮兴起时,毛泽东一方面为自己的创造——农村合作化高潮而高兴,另一方面他也警惕着“左”倾偏向的出现,他在大力反右的同时,在一些场合也提出了防“左”纠“左”的问题。但是十分遗憾的是,毛泽东的防“左”和纠“左”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这是为什么呢?     

中共“一大”上毛泽东是否反对了“左”、右倾思想考

长期以来,一些党史书籍,一些毛泽东研究书籍,都说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与“左”、右倾思想(有的甚至说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此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尤盛。此说源于何处?有无根据?值得认真查考。 首先,此说在所有的书中出现,都没有注明出处。如李锐《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说:     

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思想历程——读这一时段的《毛泽东年谱》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并着手调整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面对市场紧张和农民瞒产私分等情况,他强调要从所有制上解决问题,在人民公社内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并继续调整过高的生产指标.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继续努力纠“左”,同时力图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以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纠“左”的努力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行的,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言论超出了他的认识范围,由此纠“左”戛然而止.尽管如此,我们对他纠“左”的努力,是应该给以积极评价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探索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认真总结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这是毛泽东在探索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而且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遗憾的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导致毛泽东失误的原因主要有:理论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偏差;实践原因——阶级斗争扩大化;体制原因——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     

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若干前沿问题(下)

四、关于毛泽东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很不平凡的。他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战略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是他领导党和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遗憾的是晚年发生了重大失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同志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以苏为鉴”,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探索中,一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的社会主义基础就是那个时期奠定的;二是发生了失误,其中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种全局性的重大失误;三是即使在失误的年代,他也提出并     

给活人送花圈

1945年11月，辽宁部队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28周年纪念大会上。主持人宣布：“请李隆郅同志作报告。”只见一个瘦高个中年人接过话筒就讲开了。当讲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时，李隆郅提高了嗓门说，李立三先后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当时。毛泽东等同志对这个命令的下达和执行提出不同意见。“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听，反而指责这些正确     

遵义会议后的一场争论

一 1932年10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因坚持真理,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权。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的排斥、打击和压制下,毛泽东“赋闲”数年后,终于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在     

不应否定庐山会议以前的纠“左”——与裴焕利商榷

裴焕利同志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发表了《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裴文),肯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却又认为这种“对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一、裴文的逻辑矛盾难以根除裴文既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又说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二、裴文对纠“左”含义的理解有片面性在对纠“左”含义的理解上,裴文片面强调了质的规定性,忽视了它在不同条件下规模     

毛泽东的赶超战略论析

“大跃进”的失误终结了毛泽东赶超战略的实践。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人把赶超战略当成了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代名词,当成了“左”的错误的具体表现之一。如此简单地对待一种在历史实践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论战略,并不公允。笔者拟就此谈几点管见,就教于学界同仁。     

邓小平同毛远新的矛盾

1975年,邓小平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上与毛泽东发生意见上的分歧,毛泽东对邓小平产生不满。当分歧达到难以弥补的地步,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这其中根本原因固然在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人的作用不能忽视,他就是毛泽东当时最信赖的侄儿毛远新,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转变中毛远新扮演了十分重要而特别的“角色”。     

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断的因素分析

导致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断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国际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引发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的错误判断，继而毛泽东草率发动整风运动，把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当成全局来抓，使得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的指导思想在“左”倾的轨道上越走越远。在经济方面，“超英赶美”目标促使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思想上急于求成，导致党在经济建设上全局性“左”倾错误。在中苏论战中，把国际上反修斗争引入国内，使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没想到:“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指刘少奇——周恩来在1966年(上)

１９６６年伊始 ,周恩来总理依然像往常一样 ,一门心思把主要精力用在抓经济建设上。由于他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伟大舵手的航向 ,因而时时“犯错误”。当他从迷茫、被动的状态中开始醒悟时 ,面前摆着的却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 :一场政治大风暴已经开始了。毛泽东严重警告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 ,这是最危险的。”周恩来郑重要求省委书记 :抓生产 ,抓抗旱 ,要年年抓 ,季季抓 ,一年抓四次。毛泽东“左”的思想发展 ,由来已知。到了１９６５年春 ,毛泽东认定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从１９６５年１月中央工作会议后 ,毛泽东…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对中央领导人的争取

在遵义会议前长达四年的漫长岁月里,毛泽东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和复杂的思想轨迹,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等待过程。他最早识别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最早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提出了批评,却遭到了“左”倾领导者的排挤和打击,处于无权的地位,更没有发言权。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在突围方向的选择,在进军路线、战略方向、战术方针上,毛泽东总是以大局为重,以高度的责任感,“不在其位”,仍“谋其政”,不断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但“左”倾中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移,遭受敌人的围追堵截,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