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出发地问题再探讨

目前,有关长征出发地问题的说法很多。有的说于都是中央红军主力集结突围转移的出发地,长征开始是以渡过于都河为标志①;有的说,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连同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万多人从江西瑞金一带出发,开始长征;有的说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8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红军各部和中央机关分驻不同地方,接到命令后离开所在地。就此而言,这就是他们各自开始长征的出发地”③。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因为当时红军各军团所辖部队分散在前线,地点不…     

张经武与长征中的红军教导师

张经武与长征中的红军教导师王锡堂１９３４年８月，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十分严峻，江西瑞金沙洲坝军委总部一片忙碌景象。为了应付更复杂、更困难的局面，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委总部第五局副局长的张经武接受军委命令组建一支新的军委直属部队──教导师，主要任务是保护...     

红九军团从长汀出发长征

1934年10月1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签署发布了关于将中央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实行战略转移的《中央军委命令》(第五号),命令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逐步撤退到指定地点集结,进行战略转移。9月28日,红九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撤出"松毛岭保卫战"的战斗,进行转移。     

从长征前夕的命令和集结行动看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一、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的第五号命令,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显著标志;二、中央第一、二纵队和各军团的转移集结和出发行动,都是按照中革军委第五号命令和中革军委<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行事的;三、从中革军委第五号命令的发布到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这段时间,应视为长征的开始或为前期路程.因此,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标准,应以中革军委发布第五号命令的时间和中央领导机关和各军团转移出发的地点为标准.     

从红军长征中吸取勇气、力量和智慧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谨向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长眠在怀化这块土地上的红军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向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路线的严重危害,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离开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纪念中央红军突围长征

由于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为保证中央机关和中央主力红军胜利地突破敌人封锁线,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留守苏区担任东线阻击任务,钳制敌军,掩护中央红军突围,并明确指令十月份以前汀州不能丢!一九三四年十月初的一个傍晚,项英同志(中央政府副主席、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和董必武同志(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从中革军委回来,商定派我立即前往福建,协助省、县苏维埃支援东线“河田阻击战”。当时我是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巡视员。开始董老不让我去,因为工作走不开。项英同志强调说:“赖荣光同志原是福建兆征县工农检察     

刘总长与中央教导师

一、刘总长受命组建中央教导师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紧张激烈.党中央错误领导者推行王明“左”倾路线.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全面推行单纯防御的错误方针,造成反“围剿”战斗屡屡失利.苏区日益缩     

不辞万难渡重关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炮声隆隆为我们送行为掩护大部队迅速撤离苏区,我所在的红五军团和兄弟部队一道,与国民党军主力中央纵队周浑元、罗卓英部在兴国县老营盘白云山下激战了三天两夜。当时敌人兵力大于我10倍以上,还有空军支援与配合。由于兵力火力对比悬殊,这一仗打得极其艰苦。战斗中,尽管英勇的红军战士杀退了敌人多次猛烈进攻,消灭了大量敌人,守住了重要阵地,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在老营盘战斗时,我任红五军团教导大队政治委员。根据上级命令,我率领800名学员投入到激战中。学员们沉着应战,视死如归,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顶住了敌人轮番攻击,毙伤大量敌军,最后奉命撤出战斗,转移到兴国县的高兴圩集结待命,等待下一步的行动。     

中共中央瓦窑堡遇险记

1936年5月,蒋介石严令东北军向北推进,消灭红军。中共中央与东北军虽已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关系,但是尚未公开,东北军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中共中央为了避免内战,6月14日决定让出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给东北军,机关向保安县转移。 在部署转移时,中央将瓦窑堡的卫戍部队调往前线,特别是对盘     

中共中央遇险瓦窑堡

1936年5月,蒋介石严令东北军向北推进,消灭红军。中共中央与东北军虽已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是尚未公开．东北军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中共中央为了避免内战,6月14日决定让出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给东北军,中央机关向保安转移。     

红九团和红三团三坪会师战略意图探析

正当中央主力红军处于艰难的长征途中,战斗于闽西南地区的党和红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了猛烈的游击战争,竭力牵制敌军,以配合中央红军顺利北上转移.1935年仲夏,为实现闽西南区域游击战争新的战略部署,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命令闽西红九团挥师突入闽粤边界,相机与战斗在这里的闽粤边红三团取得联系,共同打通闽西南,开拓闽西南游击战争的新局面.5月,红九团奉命开始了闽西南红军的一次长征,     

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     

长征保存下来的奇物珍宝——中央苏区的一份委任令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前夕,打开随我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61年艰苦奋斗历程而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授予我的231号委任令的复印件,不禁心潮澎湃,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1933年夏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下令,把我从三军团补充训练第三师调到中央教导师任师特派员。7月的一天,我从江西兴国县来到瑞金沙洲坝找李克农部长报到。李部长原是一方面军保卫局长,1932年我参加一方面军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时,他是训练班主任兼讲课教员,对我非常了解,所以一见面特别亲热。他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后,就谈起前方战况。这时他的心情比较沉重,认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困难很大。最后他对我说:“邓发局长派巡视员周兴同志(1968年前任云南省委书记)到三军团补训第三师了解你师工作情况,周兴回来汇报情况后,邓发局长认为你不错,才决定调你来中央教导师。”他对中央教导师保卫党中央机关的重要地位,历史使命与工作任务     

福建人民对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贡献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纵队共八万余人,被追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于都、瑞金出发,开始了战略大转移。在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准备阶段和长征的整个过程中,福建各根据地的广大军民,为实现党中央的决策和红军的战略目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本文试从以下两个方面述论福建人民对红军长衙胜利的伟大贡献。     

“官夫人”的劝廉

偶读清初作家龚炜所著《巢林笔谈》,里面一则官夫人劝廉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原来,明朝官员江一麟任地方官时颇有作为,在百姓中享有贤良方正的声望,因此,他以贤牧升部郎,因为做地方官优秀而得到提拔,被擢升为中央某部郎官(相当于中央部委级干部)。接到皇帝的命令后,江一麟便即刻整理     

红军长征前夕的一次和平谈判

瑞金中央红军机关所在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正商讨着红军长征的事宜,忽然接到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其高级参谋送来的一封亲笔信。周恩来拆信一阅,原来陈济棠担心蒋介石打败了红军后,就会从福建方向来抄他     

高尚的风范

贤妻益友1935年4月间,红军长征途中,时任地方工作部长的刘英,忽然接到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写来的一张便条,要她立即到中央队报到,接替邓小平的工作。刘英感到很突然,一骨碌骑上马奔驰到总政治部,开门见山地对李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李富春笑着调侃,“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     

翁祥初与长征——带领炮兵连过草地

带病踏上长征路第五次反“围剿”的末期,我病了。当时我任红二十三师六十九团党总支书记兼政委。红二十三师原是红军中主力师之一,下辖的3个团红六十七团、红六十八团、红六十九团都是满员满编。但是在广昌战斗中全师减员过半,团的干部也牺牲过半,红六十九团团长就在广昌战斗中牺牲了。我拖着病体坚持在战斗的前沿,终于有一天因体力不支晕倒了,被人抬下了火线,我醒来时已躺在红八军团的野战医院里了。此时形势急转直下,中革军委下达了大转移的命令——长征开始了。上级要求伤员、病号就地隐蔽。这对于我来讲是难以接受的安排,因为我几乎是一参加革命就加入了红军,我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部队;另外我是福建人,在江西又如何隐蔽呢?因此我坚决要求跟着部队转移。同时我也作了最坏的准备,我在枕头下面偷偷藏了一把剪子、一把尺子。我想如果部队不带我走,我就扮作一名游走裁缝想办法回福建去,到了福建还可以拉起一支部队打游击,坚持革命。     

战友情深

战友情深李安葆穿越川西北的松潘草地，是红军长征经历的最险恶的历程。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正发生在草地，更加深了红军险恶的处境。１９３５年９月上旬，红九军参谋长陈伯钧随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到达草地阿坝。当时，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命令，并企...     

长征的四大特点及胜利原因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未能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从1934年10月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到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了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红军将士在长征中历尽了千难万险,克服了重重困难,我概括为“四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