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是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冲突.其实质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可以协调.协调的原则应当是公共利益优先,兼顾个人利益,即行政机关收集个人信息优先,兼顾个人信息保护.     

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及其调适

在现代社会,个体权利和公共权力关系主要体现为个体权利、国家权力、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中,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关系是最基本的层次。传统体制下,个体权利和社会权力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挤压;改革开放以来,公民个人权利和社会自治权力不断扩张,国家权力逐步收缩。要使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关系保持和谐,就是要在国家权力的制导下,通过社会自治权力的发展,使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力本质相一致,实现国家权力向个体权利回归。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政府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力,作为资源配置的依据,两者不仅在性质上不一样,在行使方式和行使目标上也不一样,由此所形成的利益关系也不一样,如何协调好公权和私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何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协调好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如果用政治哲学的范畴来表述,就是协调好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关系。关于如何协调这种关系,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坚持个人权利本位,不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另一种是坚持公共利益本位,为了公共利益可以牺牲个人权利。在西方,这两种主张各自已有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得失,寻找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理论进路。     

民族冲突中的“认同冲突”问题辨析与治理——当代民族冲突治理的法律理论与法律方法

民族冲突是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群体对抗现象。在法律理论上,民族冲突的实质是民族认同与族内忠诚在挑战基于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在法律权利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受制于公民权利的平等保障水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冲突反映了权利平等保障制度存在缺陷。在法律事实上,完善保障公民平等权利的法律机制,避免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协调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在认同和谐的基础上强化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冲突的主要策略。     

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权分析

社会矛盾的实质是法权关系的失衡,权力失衡产生权力主导型矛盾,权利失衡产生权利主导型矛盾,权力主导型矛盾继续往下细分可分为权力－权力类社会矛盾和权力－权利类社会矛盾,权利主导型矛盾继续往下细分可分为权利－权力类社会矛盾、权利－权利类社会矛盾.社会矛盾法律化解模式的实质是法权,即通过权利与权力的重新分配,调动不和谐的利益因子,实现矛盾冲突的衰败和社会矛盾的消解.其中内含的法权逻辑即以权力限制和权利保障为出发点,矫正较强的权力和较弱的权利,使权利与权力对抗,权力与权力抗衡,最终实现权利与权力之间及权利与权力所隐含的权利与义务之间、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均衡.     

公共利益视阈下土地征收征用的国际借鉴

土地征收征用是在法律的层面,用公法的权利对私法权利进行的一种干预。政府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征用,这不仅是国家权力的体现,更是国家进行整体规划和经济建设等不可或缺的需要。但是“公共利益”具有特殊的模糊性,政府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存在滥用的可能,或者忽略“公共利益”的限制而随心所欲地行使“国家权力”,进而损害农民的利益,本文研究土地征收征用的国际立法,目的就是解决协调公共利益与农民利益的法律规制问题。     

论城市房屋拆迁与公民财产权的保障

近来我国因城建改造中进行的房屋拆迁而引发的冲突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公民财产权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失衡状况也尤为突出。国家行政权如果使用不当,就会有损公民的财产权。故此,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对公共利益的范围应进行明确界定,实行公正合理补偿,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以权利制约权力,实现对公民财产权利的有效保障。     

浅析警械使用中警察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制约与平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等法律法规赋予警察使用警械的权力是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但该项权力的运用是建立在限制公民部分权利的基础上。警察此项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是该二者又是辩证统一、相互制约、互为基础的。为保证行政效率,保证国家强制力量的权威性,同时更为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应积极采取措施保持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相互制约的基础上实现平衡。     

数据合规视野下个人信息删除权研究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信息安全风险,而删除权使得个人信息自决权回归,但由于删除标准模糊、删除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以及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利益失衡等问题,致使个人信息删除权面临一定的挑战。当数据来源于个人,个人信息具有人格属性,此时的个人数据往往指向个人信息保护,在信息处理层面便指向了数据合规。个人信息不仅附着信息主体的个人利益,还承载着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信息处理者的数据利益。为推动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完善发展,应明晰个人信息删除的标准、平衡删除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并处理好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     

最小国家的形成及其启示

作为一种针砭时弊的政治哲学,“最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道德边际约束”,即在个人权利允许的基础上探讨国家权力的起源及其职能范围.国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诺齐克对个体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博弈关系的深刻思考,对社会主义国家理性合理的界定国家职能的范围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寻找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简析功利主义对个人牺牲正当性之探究

个人牺牲正当性问题是处理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功利主义认为个人牺牲如果能够增加社会幸福总量,是正当的和值得赞美的,这成为近代西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之一。到20世纪,功利主义的观点受到许多学者如罗尔斯、诺齐克等的批评。随着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权利得到伸张和发展,寻找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新的平衡点成为当代伦理学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从功利主义到罗尔斯和诺齐克对个人牺牲正当性问题的研究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     

正义权能：警察权的理论探源与价值定位

权力体系的顶层设计构建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动力密切关联。暴力性和扩张性造就了警察权的实践面相,而警察权与国家职能的互动关系、警察权的统合性功能反映了其本相。社会秩序维护是警察权存在的逻辑起点,法的规定性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决定警察权发展变化的基本方向。因此,应该从发展锚点、权能结构、权力运行三个方面对警察权进行价值定位。     

论新闻自由权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及协调

新闻自由权和隐私权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主要是由于权利主体利益的冲突、权利主体的不对等以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解决二者的冲突就要遵循隐私权优先保护原则、涉及公共利益权利让渡原则和新闻自由权的抗辩原则，同时建议从两个权利的法律地位和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两方面解决二者的冲突。     

隐私权与相关权利的冲突及其解决

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觉醒而诞生的新型权利,个人隐私权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各国为该权利制定专门法律,将隐私权法律化予以保护。追究权利保障的原因即是权利冲突的出现。隐私权与相关权利之间的冲突有着无数的缘由,最基本缘由来自社会对于这种新兴社会资源的要求,社会要求其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社会共享和有序流通。由此,隐私权与相关权利产生的种种冲突也亟需解决,本文探悉广义权力冲突解决的基础上寻找隐私权这一个例的解决途径。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均衡

王成礼在《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它的主体不仅包括个人与国家，还包括许多社会组织横亘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在利益的驱动下，市民社会、公民个人与国家机关之间展开博弈，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二者不断寻求最佳配置的过程，即博弈均衡过程。     

何谓幸福权利

追求幸福或幸福地生活是人类的基本目标,也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要使人们有尊严地幸福地生活,涉及到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关系问题。在近年的中国发展和转型中,政府公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已经成了中国当下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由南方日报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邓聿文《幸福的权利》一书即着眼于此问题。和早先现代化国家更多主张和通过发扬市场力量以及公民个体的政治、经济自由来促进经济     

正确对待政府义务和政府权力

面对社会各界对政府行为的质疑声音，辨清政府的义务和权力，无疑成为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政府是社会自身演化出来的必要实体，政府义务和政府权力都是为保障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而存在的。在政府职权和行为变迁的扩张过程中，从消极政府义务到积极政府义务、从被动控制政府权力到能动控制政府权力这两个原则，应该成为正确理解政府义务和权力的基本共识，而健康的政府权力和义务观念至关重要。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及其实现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的分类调整可以厘清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传统民法所有权之间的关系.以权利客体的分类为标准建立权利体系,建立面向公共利益的自然资源国家公产制度和公私兼顾的自然资源国家私产制度,既能保持民法固有的逻辑体系,又使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得到有效实现.     

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与保障

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必须行使紧急权力以维护公共利益,恢复社会秩序,因此紧急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作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但由于国家权力的扩张性使然,必须同时对紧急权力加以限制,以使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保持在合理限度内,这样才能真正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