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灵学会”到当代“法轮功”——对“伪科学、真迷信”的一个历史考察

<正> 二十年前,当某些人和传媒大肆宣扬所谓“耳朵认字”、“意念搬物”等“特异功能”、并且组织什么“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时,我曾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作过一番考察与研究,结果发现,那些“特异功能”理论的鼓吹者其实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是在科学外衣包装下推销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之类土迷信和外国的“唯灵论”、“催眠术”之类的洋迷信,这些土洋结合的迷信邪说曾在本世纪初在“灵学会”、“盛德坛”之类迷信组织的推波助澜下一度泛滥,而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新青年》及其先行者陈独秀、鲁迅等人的严厉批判。于是,我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阐     

不容忽视的“会议摊派”

“乱摊派”现象,在近些年来开展的制止“三乱”活动中,同“乱收费”、“乱罚款”一样,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然而,在制止“三乱”中,人们每每提到摊派,总是“××费”之类的“票子摊派”:制止乱摊派呢,也只注重制止摊派票子,而忽略了另一种乱摊派——“会议摊派”。 所谓“会议摊派”,即上级机关(单位)将会议“搬”到基层、“塞”给下属“安排”是也。小到工作汇报会,大到全局性会议,无会不摊。乡摊到村,县摊到乡,地区摊到县,省摊到地区(县),无级不摊。摊派还有章可循,今天到你处,明天去他家,如此“轮回循环”,称作“坐庄”。这样一来,涉及到会议经费、接待工作、后勤     

莫以位卑而不廉

一说到腐败,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和官员脱不了干系。其实,职务违法违规,甚至犯罪也并非就一定是位高权重的高官,位“卑”者假如自己思想行为不检点亦然。古往今来,位“卑”者未必就一定“廉”,职低位卑的小人物如狱卒、酒保、巫婆神汉之类“以权谋私”者司空见惯。《水浒传》里的董超、薛霸,不过就是个小小衙役,收受高俅陆虞侯之贿赂,贪赃枉法,助纣为虐,在野猪     

有感于“文化奴役“

二三十年前,中国人什么苦都吃过,如政治上的苦苦被整,经济上的时时被饿,等等,惟独不怎么感受到文化之苦。解放初,有一段时间也曾在“忆苦思甜”时加上了一点“忆无文化之苦”,但大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性,不很当真。到了“文革”,无文化、反文化、批文化简直给某些中国人带来了巨大快感。文盲们可以放开嗓子喊些“俺贫下中农”如何如何,“俺无产阶级”如何如何;小学生、中学生可以肆意地撕课本、砸教室、打教师,至于“开门办学”之类也无非是一种开心,乃至是“反文化”的表现方式之一——提倡     

怎么“兵荒马乱”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连眼都不眨,随地吐痰、乱闯红灯之类,“小节”尔。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闯红灯吗?一不留神,“道德”与“教养”这亲哥俩打起来了,结果可想而知。2003年我去了一趟日本。期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该国的城市交通秩序。要论车多人多,我相信中国目前的哪个城市     

“人民”闲话

在我到过的几十个城市中，市中心的繁华大街，叫“人民路”的不少。在这些“人民路”上走走，借路生名的商号也不少，“人民商厦”、“人民商场”、“人民宾馆”之类就不说了，有些一间半间小门脸的铺子也照样“拉大旗做虎皮”，什么“人民网吧”、“人民打字社”、“人民小吃”、“人民电信”(卖传呼机的小店)，一样的堂而皇之。     

绕不过的“卫生”话题

本人颇有几分八戒遗风。每每上街，见那些“正宗XX”、“醉仙楼”之类的旗幡迎风招手，禁不住口水大冒地挤进去，“嘘里哗啦”来上两碗，把妻子“要注意卫生”的逆耳忠言抛到了脑后。     

方太的“老二主义”策略

<正> 北京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日前发布“2003年中国最有价值品牌”评估报告,同时位列其中的有“海尔”、也有“方太”。如果说中国第一品牌“海尔”创造的530亿元品牌价值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话,“方太”的迅速成长显然是振兴“中国制造”的一个鲜活例子:资产3.5个亿的中小企业——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是如何在短短8年时间里,从中国200多家吸油烟机厂排列最后到中国厨具行业最著名的品牌,使“方太”牌在2002年的品牌价值高达8.4亿人民币,继而上升到2003年的10多亿,挤身“中国十大最具潜力商标”和“2003年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     

难忘连城“涮九品”

我曾品尝过北方的“涮肉火锅”、“野味火锅”,也食用过上海的“什锦火锅”,广东的“四生火锅”,但我最难忘的还是那鲜嫩脆爽的连城“涮九品”。“涮九品”还得从“涮”字说起,“涮”,就是把生的肉片、鱼片之类放在开水锅里略煮一下就吃。这个“开水锅”其实就是火锅。据有关资料表明,中国人吃火锅菜大概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文化史至少可追溯到宋代。史载,南宋     

贵在“明察”

借助戏曲小说可知,旧时官府的大堂上,时常见到挂着“公正廉明”“、明察秋毫”之类的匾额,其中无不包含一个“明”字。这个“明”其实就是“明察”的意思。何为“明察”?据《说文》解释“:察”者,细审也。《辞海》释为明白清楚地考察评审。可见,即使在旧时的官府,也将“明察”列为对官吏的普遍要求,甚至是作为取信于民的一种手段。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在充满矛盾的世界上,明察是处理各种矛盾的基本前提。大而言之,治国安邦要明察,只有明察才能制定出符合国情顺乎民心的大政方针;治军打仗要明察,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法官审案要明察,才…     

当心“弄臣”

凡看过《宰相刘罗锅》的人都了解和珅其人,由于他的弄臣工作胜过宋朝的高俅、明朝的魏忠贤,所以甚得皇帝的青睐,一度权倾朝野。 稍作比较与思考,不难看出过去和现在大大小小的“弄臣”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对下有硬度,对上有热度,办事有滑度,在“爱吹不爱批”的上司面前,只栽花不挑刺,只奉承不批评,时常带着私心昧着良心     

近观广东“：窗口”里的新风景

<正>“广东是一个窗口。到广东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党的二十大以来都有哪些新进展新气象。”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地方考察选择了广东,强调“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要求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冬日里的广东,依旧绚丽多彩,处处生机盎然。2023年12月下旬,改革开放45周年全国党刊专题调研采访活动在广东举行。记者到广州、东莞、江门等地采访,近距离观察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实践新经验,感受这一经济大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魄力定力。     

从“立法中心主义”到“执法中心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法治建设驶上“快车道”。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建设法治中国”，从法治“新十六字方针”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执政党力行法治的思路清晰可见。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勾画出未来法治中国的新蓝图．．在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法治设施逐渐完备的基础上，四中全会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法治时刻”。如何经由形式法治实现实质法治？如何发挥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如何从法律大国转变为法治强国？中国又一次站在了法治转型的历史新起点。     

服务“武汉·中国光谷” 建设发展关山村

举世瞩目的“武汉·中国光谷”已在东湖开发区拉开了大建设的帷幕,发展速度迅猛,态势良好。关山村位于“武汉·中国光谷”的中心腹地,在今后5到10年,随着全村土地全部或大部分被征用,关山村将成为都市中的村庄。“武汉·中国光谷”的建成,使关山村面临着空前的发展机遇。今后关山村的各项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及企、事业单位的发展,都要主动、自觉、高标准地纳入“武汉·中国光谷”建设之中,努力为“武汉·中国光谷”建设出好力,服好务。 根据“武汉·中国光谷”建设发展的形势,关山村经济工作的总体思     

小议“人民的事人民办”

时下，从城市到农村，到处都能见到“人民的事人民办”之类的标语；从大会到小会，随时都能听见“人民的事人民办”之类的口号。按说，“人民的事人民办”这句话是没有什么毛病的。但是，如果在实际工作中，不顾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承受能力，把“人民的事人民办”用得太多太滥，就很有可能走向反面，严重脱离群众，甚而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的恶果。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在“人民的事人民办”的旗号下，向群众和企业乱收费、乱摊派。诸如“人民的城市人民建”，“人民的教育人民办”，“人民的道路人民修”，等等，等等。你不能说这些事不是人…     

“中国制造”从哪里突围

“中国制造”想要完成从做大到做强的转变，没有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蜕变是不可能的。对于外贸依赖度超过了73．5％，外贸总额己位居全球第二，并可能在2010年前问鼎全球第一的中国，蜕变可说是生死攸关。     

浅谈“国骂”在课堂上运用及其“轰动效应”

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国骂”本应与撒播文明种子的神圣讲台无缘。然而,遗憾的是,在今天许多农村中学的讲台上,一些青年教师不时在嘴里有意无意地甩出几句诸如“格老子”,“妈那个X”之类的国骂来。并且,这股浊流大有由“星星之火”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燎原之势来。究其原因,答曰:课堂上甩出几句“国骂”来好处有二,一是赶潮流;二是可以引发学生的“笑意”,以达到活跃课堂气氛之功效。确实,当有人敢在神圣的讲台上第一次甩     

“亚运会”非得弄成“全运会”么？

<正>什么是“对”的体育运动,什么是“错”的体育运动——这个简单的问题,正是目前中国体育所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多哈亚运,中国金牌多多哈!朋友感慨:咱们中国人好像将“亚运会”弄成“全运会”了!满眼都是中国运动员摘金夺银!“世界冠军和业余选手同场竞技,体操赛场两极分化严重。”这是《中国青年报》特派记者慈鑫注意到的问题。在体操     

“政绩”与“污柒”

“政绩”与“污染”的不正常联姻，已是老生常谈。 长期以来，政绩考核指标和官员晋升机制依然在围绕GDP打转，一些所谓的“明星企业”虽然污染风险重重，却能为地方创造可观的利税，支撑起政绩的“颜面”，这就必然诱发以环境代价换取显性政绩、以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仕途的本能冲劝。而一些地方对污染企业大开“绿色通道”，对公众举报充耳不闻，乃至以“企业宁静期”、“挂牌保护”之类“土政策”阻挠环保执法，也就不足为奇。     

硬指标下的“通”、“卡”博弈

在中国，社保制度已经经历了“从无到有”，转入覆盖面从小到大、待遇水平从低到高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也该是时候社会保障“一卡通”了。而早在2010年10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所所长何平就表示，“十二五”期间，社会保障“一卡通”是个硬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