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治理模式选择

城镇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变传统城镇化治理的"政策之治"为新型城镇化治理的"制度之治"。从碎片化改革到整体性制度创新是其理性路径选择。文章提出,通过制定和执行城镇化战略规划、加强与城镇化相关领域的重点制度改革、完善城镇化的制度监管体系等措施,跨越运动式城镇化陷阱,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制度之治"。     

新型城镇化的法治视角:从政策之治到法治之治

中国传统城镇化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政策之治,具体表现为"以物为本"的城镇化治理理念、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治理体制和运动式的城镇化治理方式。"政策之治"城镇化有着深刻的形成机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起点与路径依赖是历史症结;压力型体制下政治锦标赛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是制度根源;政府"经济人"动机和治理资源匮乏的现实掣肘是理性选择。随着"政策之治"城镇化的弊端日益凸显,法治化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然而,当前法治化城镇化建设面临着法治理念不足、法制体系不完善、执法体系不严、法治监督缺失等现实障碍,需要从理念、立法、执法、监督四个层面进行整体构建。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郊村“协同共治”模式研究——以浙江省东阳市为例

城郊村普遍存在的边缘治理现象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在地方政府的社会整合下,浙江省东阳市通过输入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保留城郊村原先的制度性权利,加强行政管控与引导服务、发挥经济能人的治理能力与社会责任,初步探索出城郊村社区的"协同共治"模式,为城郊村民的有序城镇化与社区治理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国政府预算的碎片化现状及其整体性治理策略研究

政府预算治理是政府财政治理的核心。目前,我国政府预算治理模式正处于由＂前预算时代＂向＂预算时代＂转型过程中,政府预算改革面临着权力碎片化、功能碎片化、制度碎片化及信息碎片化等现象,需要将整体性治理作为分析工具,对权力、功能、制度和信息进行协调与整合,实现整体性政府预算治理。     

“中国之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逻辑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治国理政探索实践,构建了"中国之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国之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由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保障体系三部分构成,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价值体系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的运行规则,党的领导、组织保障、权力监督的保障体系是国家治理的实现条件,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彰显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性。"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的体系,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检验而完善,与时俱进是其本质特征。     

“治庸风暴”不能是“一阵风”

多年来,我们对于乱作为、以权谋私的贪官及腐败之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有效的治理体系,而对于不作为、慢作为的庸官及懒政之风,似乎在治理上显得力不从心。令人欣慰的是,自今年4月以来,一场针对官员的＂治庸风暴＂席卷武汉。该市出台了《武汉市开展＂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的暂行办法》,并成立了市＂治庸办＂,在短短的十余天里,就有39人因上班迟到、上网、玩游戏、炒股、聊天和脱岗而被问责。这场＂治庸风暴＂的时间之快、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均为该市改革开放以来之最。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加快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新的提法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进一步创新和丰富,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是构筑“中国之治”的社会之基。只有进一步健全社会治理制度,加快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才能保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论民间信仰的乡村治理功能

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从＂单中心＂治理走向＂多中心＂治理,民间信仰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一极＂。民间信仰起到社会教化,促进社会整合的作用。同时,民间信仰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善治。民间信仰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是多样的：一是民间信仰权威人士参与社会管理,二是民间信仰教团组织独立处理公共事务,三是民间信仰教义、仪式被政府征用,运用到乡村治理中。要使民间信仰有序参与乡村治理,对之应该以自律管理与制度规范兼顾。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发达地区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特征、问题及其运行风险 ——以长三角农村地区为例

我国发达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引领了全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改革的风向,对其特征、产生机制和问题地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般而言,由于面临巨量的治理任务,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不仅具有复杂性、多元性的特征,而且因为具有充足的治理资源而拥有较强的治理能力。总体而言,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植根于当地的社会基础之中,二者相互匹配。由于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仍然是一种强行政控制模式,其本身存在着窒息基层治理活力、导致制度空转的风险。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仍然需要不断改革创新,通过坚持分类治理的理念,推动多元共治主体的实现,通过培育治理的社会基础,推动新型社区文化的形成,通过推动三治融合,进一步健全德治、自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之治彰显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

道路决定方向,道路关乎命运。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中国道路的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之治的要义是坚持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道路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之治得益于中国制度科学管用,具有合实际、合规律、合目的的制度逻辑。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演进历程、重大成就和实践要求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从特定国情出发,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探索中创造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百余年的发展,标志着一种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孕育而生,其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推动了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日益完善,丰富了参政党理论和实践,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国际形势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国内背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还需进一步发展,以应对新挑战新问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加强多党合作制度供给,增强参政党履职尽责的能力,推动政党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不断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以提升其国际价值。     

善治视野下的中国城镇公共治理体系构建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超越,是“人的城镇化”对“物的城镇化”的超越,而“人的城镇化”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城镇治理水平的高低。目前,我国的城镇公共治理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按照善治及其原则的要求,因地制宜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镇公共治理体系,也就成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     

2014年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观点综述

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于4月18-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政府与市场＂。本次论坛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对新型城镇化工作的全局部署,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土地制度变革、城市治理与规划变革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地交谈和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对大连市推进全域城市化进程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     

全面实施宪法保障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开创性地专题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总依据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总纲领,宪法的全面实施,不仅在推进"中国之治"中更好发挥规范、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而且有力地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国宪法为构建和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供总依据。     

做好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是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关键路径,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面对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中的结构困境、服务难题、秩序危机、测度问题,迫切需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要素,强化服务能力,修复秩序体制,健全评估体系.     

以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社区教育是“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以及实现社区发展的一种社区性的教育活动过程”,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江苏开放大学作为新型大学,承担着江苏省委、省政府赋予的发展江苏社区教育的领军责任。近年来,学校围绕江苏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优化社区治理,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推动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PPP模式的治理逻辑、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构建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PPP模式北大核心CSSCI

PPP模式是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新模式,其更深刻的本质和意义在于重塑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共治、法治以及善治三重治理逻辑,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作为现代化治理重要制度安排的PPP模式也在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得以快速发展和全面推广。但必须认识到,PPP模式所强调的多元共治格局仍未形成,所要求的法治保障有待加强,所追求的善治目标难以达成。当前PPP模式的发展轨迹违背了共治、法治以及善治逻辑,并可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渐行渐远。新时代推进PPP模式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框架的统领下,秉持善治目标取向,构筑多元共治基础,走法治化发展之道。     

生态治理现代化体系创新的价值遵循与基本要义

生态治理现代化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创新生态治理主体体系和生态治理的制度机制,积极推动生态治理理念、生态治理制度以及生态治理方式等一系列治理资源的现代化转换,实现社会公正与生态公正以及生态环境的共治共享,其基本要求就是建构协同共治的生态治理体系,整合丰富多样的生态治理资源,实现多元治理主体能力的现代化。生态治理的直接目标是治理生态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以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而其根本目的则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文明。     

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制度框架构建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攻坚下的“依法治村”成为乡村治理工作的重点内容。从长远来看,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保障。因此,梳理和分析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问题以及明晰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法治困境成为探索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基本任务。一、脱贫攻坚下“依法治村”的制度价值(一)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客观需要脱贫攻坚背景下的“依法治村”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也是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