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本化作用机理及制度构建

土地作为农民最大、最主要的不动产,过去未能充分发挥其财产性功能。土地发挥作用的依赖路径就是实现土地资本化,土地资本化的实践要求在对土地进行确权赋能、促进土地市场发育、增强产权强度方面提供强制性制度供给,使农地使用权资本化制度由诱致性变迁转向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模式探论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两种模式,即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与现实世界明显不吻合。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交互式或互动式制度变迁才是最典型、最普遍的制度变迁方式。     

16世纪—19世纪中叶中英海外贸易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在16世纪-19世纪中叶,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英两国海外贸易政策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贸易制度变迁方式不同,一个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一个是政府主导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什么他们的制度变迁方式不同,本文主要从传统观念、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角度进行分析。     

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路径考察

金融监管制度变迁是新的金融监管制度的创立,并替代、改变或扬弃旧的监管制度的过程。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经历了从一元压抑型金融监管制度,到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再到审慎性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过程,具有明显的渐进性、强制性和政府供给型制度变迁的特征。     

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

经过多年的诱致性变迁制度环境中的发展,我国民营经济在既定的制度变迁方式中已难以解决面临的制度不均衡问题,而沿用既定的制度变迁方式,很可能会跌入制度供给陷阱,因此必须调整制度变迁方式,跳过可能跌入的制度陷阱,通过国家提供一系列强制性制度变迁安排实现新一轮的制度均衡,已促进民营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制度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中国改革创新

用制度变迁理论来审视中国的改革创新,是继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重要思考路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创新绩效十分明显。继续推进改革创新、提高改革创新绩效,必须深入探索如何提供更多获利机会促成制度变迁行动集团形成、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互补作用等问题。     

探索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

一、龙岗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特点(一)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结合深圳龙岗区集体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也就是强制性变迁,政府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地理优势、资本市场、城市化进程以及借鉴国内外经验,运用自身的权力积极推动集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规模经济,缩短了制度变迁的时间,减少了制度改革的费用,同时抑制了"搭便车"的现象。如此大的成就离不开产生于民众间的制度变迁模式,也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居民自治、居民自发组成的协会等组织都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制度变迁方式理论的演变发展及其缺陷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制度变迁的效果主要由制度变迁的方式决定。区分制度变迁的方式存在三个模型: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与供给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自发演进的制度变迁和人为设计的制度变迁模式;激进式变迁方式与渐进式变迁方式模式。本文对制度变迁方式理论的演变、发展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指出目前的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还在发展之中。     

论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模式与绩效——基于农村与国有农场两类经验的比较

制度创新是改善经济绩效的重要手段,农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以提高农业经营效率。我国农地制度改革主要通过国家政策调整的方式实现。以第二轮土地承包为契机,国家政策干预从基本经营体制方面,深入到农村集体内部的地权配置上,打破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土地承包自主合约关系,走上了强制性制度变革模式。在较少的政策干预下,国有农场自经营体制变革以来,一直保持农地制度诱致性变迁模式,农场内部的资源配置通过自由协商完成。国有农场基于自主合约完成的地权配置,在农业生产和资源配置方面皆具有优势。国有农场的土地制度安排,构成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参照。     

回应性制度变迁:政府学习能力的理论解析

近来频频发生各类重大危机事故,人们往往只看到这些危机所造成的危害与灾难性后果,而忽视了对政府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产生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提升,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变迁过程的考量。本文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支助型变迁等理论解释乏力的情势下,提出新的制度变迁模式———回应性制度变迁理论,希图以此对政府在应对危机中学习能力提升这一过程进行解析。     

20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及创新路径

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本文以我国20世纪初以来的土地制度变迁历程为主线,分析当前土地制度运行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对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作一初步探讨。     

民间金融：制度变迁中的表达与实践

民间金融作为游离于正规金融制度之外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其存在有其自身合理性,形成有其内生性,即自然属性。因此,浅表像化的将其产生归结为正规金融体制缺陷所致,亦或大而概化将其发展进行肯定或否定,实有商榷之义。作为制度变迁中的新奇创新内生性产物,民间金融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新生经济现象简单表述,而是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非均衡性状态,中国金融制度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变路径选择表达,以及在此诉求表达之中,旨在营造适应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实践探索过程。     

1949年以来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从民法学的视角分析

从民法学的角度看,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经历的几个阶段分别是土地私有私用、土地公有公用和土地公有私用几种权利配置模式的变迁。现行农地集体所有成员承包经营的模式源于实践的内在要求,是符合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的,因此是有生命力的,未来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将是一条渐进的完善之路。     

社会动员与农村制度变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制度考察

以农村改革为结点,社会动员与制度变迁是相互交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制度变迁成绩的取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动员成功促成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社会与国家和谐互动的结果。近三十年来,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村税费改革为阶段性标志的农村各项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社会动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新农村建设正在火热进行中,预示着新一轮农村制度变迁行将开始。回顾过去,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动员与新的农村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对我们做好农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土地监察制度变迁及其绩效评价

科学、客观地评价土地监察制度的实施绩效，对于深化、完善我国土地监察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在分析我国土地监察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建立了包含土地执法监察制度变量在内的耕地变化驱动模型，定量测算出土地监察制度在保护耕地中的贡献。研究发现，1982年以来土地监察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遏制减少的耕地面积约达119．57万公顷。鉴于此．需进一步深化土地监察制度和土地执法工作机制改革以及完善相应配套措施。     

制度变迁视域下的中国中产阶级发展

改革开放后经济模式变革引发了老中产阶级的产生,文化资本的扩张促进了新中产阶级的发展,国家正在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实现中产阶级的全面发展。在中产阶级发展的每个具体环节,都是诱致性变迁在前,强制性变迁在后,来自于国家的相关制度是确认、保护中产阶级的重要条件;从整体来看,中产阶级发展对应了国家以经济、文化、政治为顺序的制度变迁。     

行政文化创新——以行政变革为视角

行政变革与行政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改变了的正式制度与持续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紧张程度,对行政变革的方向有重要影响。我国政治制度变迁方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必然也使中国行政文化进入了激变、再生的重要关头,刺激着行政文化的创新与建设。     

执政党的制度供给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供给能力与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变迁

制度不是抽象的规则集合,也不是现实的行为堆砌,而是相关制度要素,即"制度规则",与人的实际行为,既在制度范畴内称为"制度行为"的辩证统一。"制度规则"是"制度行为"的理论总结,"制度行为"是"制度规则"的实践经验,两者相互联系、影响、制约、完善,不断循环构成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这就是制度的实践论。制度是矛盾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构成制度的本质,是制度发展的内因动力;利益矛盾解决方法构成制度内容,利益矛盾变化引起制度变迁,这就是制度的矛盾论。制度变迁可以缓慢自发,也可以被快速激发。前者是自发性变迁,后者是强制性变迁。在现代经济学中,强制性制度变迁被纳入"供—求"模型加以研究,国家政府(State)被当作主要的制度供给者。但现实社会中,除国家政府之外,其他阶级、阶层、集团也同样能够成为制度供给的强力主体,提供制度、引领变迁。在现阶段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举足轻重的制度供给者,其制度供给能力的高低,将严重影响中国制度发展建设的总体进程。因此,如何对经济社会的制度需求及时做出反应,结合执政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特点,选择适当的制度缺口,如乡村行政体制断层、非公有企业利益协调机制缺失及公民社会治理机制失衡等问题加以切入,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制度供给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中国制度发展建设成败命运的重大课题。     

我国财政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视角

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集中制——包干制——分税制的变迁历程,从集中制到包干制变迁的具体动力主要源自于地方政府的拉力,从包干制到分税制变迁的具体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推力,从这几个演变历程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财政体制变迁的抽象动力主要存在于当制度变迁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主体的大力推行时。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研究——一个二维度整合模型

基于我国已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的整合框架,即构建了以市场调节资源(市场拉力)与政府宏观调控(政府推力)的二维度模型,形成了双低驱动型、市场驱动型、政府驱动型、双高驱动型四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研究还发现,市场驱动型其本质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而政府驱动型其本质则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指出了适应我国国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两条路径,提出了促进合作社发展的针对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