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执法的正当性探讨——兼论法律的公平性与正义性

选择性执法作为一项行政执法策略,备受争议,且褒贬参半。但是,选择性执法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其本身并没有任何贬义。选择性执法的存在具有合理性、科学性与必然性。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文章认为选择性执法并没有违背法所追求的平等性、公平性、公正性与正义性,恰恰是对这些法的精神的贯彻、执行与追寻。     

公安执法症结与法律思维方式变革

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和执法的症结是没有正确认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公安执法实践中出现的滥用权力的问题推动着公安执法思维方式的变革.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公安执法的职业思维方式,执法实践应由常识思维方式、道德思维方式向法律思维方式转变.公安执法实践在理念与制度上都应贯彻现代法律思维方式,其核心是通过程序正义来实现实体正义.     

论基层派出所的选择性执法——以加强执法管理为视角

基层派出所选择性执法是公安基层执法实践中的常见现象,也是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矛盾的具体表现。基层派出所的选择性执法是现阶段公安工作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执法现象,其正负两方面价值都有可能进一步衍生。对此,基本思路应该是采取理性的监督措施与改革执法管理机制来＂合理控制＂选择性执法,一方面减少民警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选择,另一方面要增...     

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几点思考——以崇明县执法规范化建设为视角

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公安机关为了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公民权利,依照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公安执法活动方式进行程序化、标准化改造,并督促其正常运行的一项系统工程。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是依法治国的体现,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体现,是满足人民价值追求多元化的体现。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重点是执法行为的规范化,要以此为突破口,将执法规范化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个案当中。因为,执法行为的规范化,包含或体现了执法制度、执法监督、执法思想的规范化。     

论公安执法实践中程序正义原则的适用

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推动了执法实践跨越式发展,但不能忽视法治化进程中执法规范方面仍存在的不足。程序正义理论期望以“看得见的正义”来实现价值,其被广泛运用到公权力行使的研究中,这与新时代社会治理法治化背景相契合。程序正义原则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内容,从该原则出发探究公安执法典型案例,更有利于直观、多角度研究公安执法实践,从而为执法实践提供更为详细的指南,对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民间法运用于公安执法的价值分析

进入90年代以来,法学界极为关注国家法之外的民间法的研究。但研究方向大多指向私法、司法领域,对民间法在公法领域中的影响和对行政执法的价值并没有给予足够关注,而在整个国家行政执法体系中,公安执法又是最为典型、最为特殊的一种。因此,文章以公安执法为角度,通过分析民间法运用于公安执法的价值,拓充民间法在公法领域的研究。     

关于公安行政执法程序的思考

“重实体、轻程序”是公安行政执法中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公安行政执法的程序 ,论述了下述三个方面的问题 :1.产生“重实体、轻程序”这一问题的根源 ;2.从自然正义的角度分析公安行政执法程序的现状 ;3.从形式正义的角度分析公安行政执法程序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与式公安执法探讨

如何协调公安机关与相对人的关系,使公安机关既能依法行政维护公共秩序,又能切实保障相对方的权利,成为法治公安的必然要求和急需破解难题。而随着执法相对人及公众参与意识增强,公民参与公安执法成为新的制度价值追求和民主判断标准,逐渐显现出公安执法法制民主化发展趋向。也正因为参与式公安执法能够提升执法活动的公开性与公正性,能够体...     

杜绝不合理的“选择性执法”

执法主体的"选择性执法"行为关系到广大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关乎行政机关的形象和权威,更关乎行政法治建设全局。因此,杜绝不合理的"选择性执法"行为就应完善立法规制,强化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与执法人员的责任追究,加强司法审查力度。     

中国基层执法中的相机选择:从策略赋权到话语使用

在基层执法领域,纵向与横向部门之间的推诿、执法队伍与执法相对人之间的冲突,都是相关主体对于行政执法权采取相机选择策略的结果。既有研究局限于末端执法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将执法机构的权力配置视为"默认设置"项,忽视了初始权力配置对于执法策略选择的影响。行政执法权的选择性执行包括垂直互动关系中执法权的选择性下放,水平互动关系中执法主体间的选择性协同,以及政社互动关系中执法队伍与相对人对合法性话语的选择性利用。在垂直互动维度上,乡镇政府的赋权诉求与县级执法部门的控权惯性共同塑造出权能有限的乡镇综合执法机构,从而为基层执法权的运行设置了初始条件。在水平互动维度中,受制于条块结构约束和政府科层制特性,不同执法队伍之间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协作机制,促使横向执法协作流于形式。在政社互动方面,党政体制所依赖的两套合法性话语,即伦理化的"人民政治话语"与理性化的"法制话语"之间的张力,塑造了乡镇执法权的名实分离取向,是文明执法诉求与暴力抗法实践两张皮现象的结构化动因。对于基层执法领域相机选择的三维互动分析,突出强调了初始权力配置与党政体制合法性话语对执法行为的重要影响,可以拓展和深化现有的基层执法行为研究。     

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关于沉默权入法的理性思考

目前,沉默权入法可能因执法、司法力不能及,导致大量刑事案件不能及时破案、大量罪犯逍遥法外和社会秩序恶化的后果,致使沉默权入法未能保护公民合法权利,而是保护了罪犯。应当权衡利弊,进行理性的抉择。     

法律视角下的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当前公安机关在执法实践中的制度建设的工作重心,但其现状不容乐观,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现实阻力和理论上的认识误区。因此,应当以法律思维方式作为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并在具体实施中予以贯彻。法律思维方式视野下的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必将提出与之相适应的内涵、标志和基本要素。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中存在逻辑关系混乱和责任不明确的情况,以及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的情况依然存在。应当进一步明确公安执法规范化制度建设和效果评估机制的基本原则。     

从国家主义的正义观到人本主义的正义观

柏拉图以国家的伦理实体，以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的整体普遍性原则为正义的本质，阐释正义就是共性高于个性，个性复归到共性的哲学统一以及社会伦理实践的统一。休谟则从主观经验出发把正义规定是在相互的利益权衡中，以个人的欲望、私利倾向的最后满足为正义的实现。没有国家的利益为最高的范畴。国家、社会就是本质上作为利益的个人根据协议的举措在利益追求最大化的形态中而构造的介质。人道主义的正义社会以公正为基石，以人权为絮矩，在民生民权的人道主义的伦理、精神、本质中实现国家与个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对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程序的思考

“重实体 ,轻程序”是公安行政执法中的难题 ,现行的执法体制、观念上的误区是其产生的根源。出于对自然正义的追求 ,公安机关的观念也逐渐变化。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形式正义 ,还应对实质上的正义的追求加以考虑。     

论杠杆理论域平等基准的正义之维

与杠杆理论相对应,"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平等主要体现在执法和司法领域,"不同情况比例对待"的平等则贯穿立法过程。平等作为衡量社会配置利益与负担的基准,主要通过法律规定得以体现,而正义的理念则构成了基准合理与否的内在规定。职是之故,探寻合理的平等基准就是追求法律内容的正当性,立法平等继而成为法律平等的源头和核心。     

论扫“黄”执法规范化

扫黄执法是当前公安工作的热点,但在执法行动中却暴露出粗放型的组织指挥、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被动执法、选择性执法和运动式执法、不按程序执法等诸多问题,这与当前公安执法正规化建设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执法标准不健全、民警的人权保障意识淡薄、责任制度不健全、忽视执法程序等不无关系。因此,应从严格执法职业资格制度、健全执法标准、完善训练制度、强化组织法规建设、严格问责制等方面来实现扫黄执法的规范化,进而促进整个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论尼采思想的法哲学价值

作为一位极富争议的哲学家,尼采的思想涉及到国家、宗教、道德、艺术、爱情、历史等等方面可为蔚为大观.在西方哲学史上尼采是作为第一个提出现代性问题并试图予以解决的人,而他的一些法律思想也正是建立在他引以为豪的“权力意识”基础之上的。本文试图通过对尼采关于正义、自由、意识等具有法哲学价值的概念的分析为现代法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侵权法中正义观念的历史解读

随着正义观念的不断演变,及其对法律观念的渗透,侵权法中的正义悄悄的注入了一种损失分配的功能.矫正正义作为传统侵权法的基础,在现代社会已不能对工业事故造成的损害的承担进行合理的解释.分配正义的观念逐渐获得了侵权法中的地位,对于损失分配的正当性获得了最佳的说明.由此形成了现今侵权法的格局,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将联合起来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保护受害者的利益,侵权法中的正义从而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选择性执法无益法治

2009年9月3日在《检察日报》上栽文《选择性执法无益法治》认为，选择性执法就是只将法律适用某一时期或者某一些人，也就是选择特定时段，选择特定对象，选择特定法律法规．期望达到特定目的，这不但无益于秩序，还有害于秩序；不但无益于法治，还有害于法治。这是因为，首先，对于各种禁令，民众有选择地失明或者失聪，其实与这种选择性执法和违法不究有关。     

基层执法中的专项行动:原因、实践及后果——以公安专项行动为例

在基层社会,一线执法的低可见性、执法事务的复杂性、执法行为的伸缩性凸显了常规性机制的治理困境。专项行动通过建构目标管理责任制、执法锦标赛机制,来激励一线执法、整合执法资源,弥补常规性机制的不足。专项行动例行化,拓展了执法职能,重构条块关系,实现科层体制的制度发展与创新。专项行动改变执法逻辑,产生选择性执法和暴力执法的风险。专项行动与常规执法机制互为补充关系。在治理转型背景下,既需要防治专项行动的法治风险,更需要理解和发挥专项行动的组织功能和治理功效,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