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抑或国家性——行政合法的正当性判断与选择

行政的国家性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国家性的影响下,行政单方而强制,行政的合法标准,是法律规范本身;公共行政是在行政权运行方式的自我扬弃过程中,随着宪政制度驾驭公共权力能力的成熟、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以及政府公共职能变迁的时势需要下兴起的.它以公共性作为行政合法的标准.在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发生冲突时,"公共性"成为行政合法的正当性判断与选择的标准.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消解

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助于公民诉权的切实维护和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是一国行政诉讼制度变革的核心课题。我国行政诉讼非类型的现状不仅是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而且还与行政行为形式论的学术影响及行政诉讼立法模式的选择有关。当前,随着行政诉讼目的认识的趋同、受案范围的拓宽、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司法个案推动作用的加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改革的有利条件业已具备。     

生会转型时期的行政诉讼法修改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离不开对当下中国社会情境的准确把握。为此,应当实现行政诉讼制度由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的模式转换,增进行政诉讼制度的社会适应性;厘清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在突出个性的基础上兼顾二者的共性;正确理解行政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彰显行政诉讼权利救济的本质属性;适时强化行政审判机能,实现行政审判权由司法克制主义向司法能动主义的递嬗。     

我国民主行政之可能性及制度安排

现代国家都在尝试将民主理念及制度安排植入行政过程。由于我国政治发展变迁、社会变迁及技术变革,我国民主行政兴起具有一定的可能性。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需要做出制度安排。这包括三方面,一是推动公共行政组织变革,二是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体制,三是实现公共行政程序的制度化。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变迁之比较

取得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必要条件之一 ,根据传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 ,其范围比较狭窄。但近一两百年间 ,其范围已大大扩张。本文在比较该理论在美、英、法、日及我国变迁的基础上 ,总结其中规律 ,并认为在此变迁方向下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也必将在我国确立。     

服务型政府背景下新型行政行为的主要特征探析

走向服务行政模式是我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必然,鉴于我国行政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其必须紧密结合国情融合多种行政的要素进行改革.在此背景下的服务型政府必须实施新型行政行为以完成新行政模式下的多种行政任务.这些新型行政行为与传统行政行为相比,总体呈现出行为作用体系变迁、行为主体多元化、行为依据灵活化、行为方式多样化、行为效力层次化、行为目的明晰化、救济途径非典型性化的特征.在这些行为特征基础上继续体系化研究新型行政行为,重构行政行为理论,已成为行政法的时代课题.     

公共行政变迁与新行政法的兴起

公共行政作为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其变迁必将对行政法的研究产生实质而深远的影响.传统行政法以控制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主要关注行政的合法性构建、违法行政的治愈与监督以及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然而,随着近年来非权力行政、预防行政、协作行政等公共行政实务新形态的不断壮大,传统行政法的回应力已捉襟见肘.转型时期需要一种面向公共行政实务、关注合法性与最佳性二维面向、关注行政全流域的新行政法,以弥补传统行政法的不足.     

公共行政改革与行政诉讼的动态分析

随着公共行政改革的进行．非国家公共组织大量出现,非强制性行政方式广泛使用。这对行政诉讼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行政诉讼的涵义、被告资格、受案范围、举证责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借用电阻结构,动态分析了行政诉讼的几个基本问题,并以此提出行政诉讼的动态发展问题.     

现代公共行政视野下的放松管制

现代公共行政是公共行政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现代公共行政成为回应时代发展需要,满足人们需要的一种新型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其对政府的管制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现代公共行政所具有的受益导向、参与式管理及其政府服务的民营化价值取向,突出了政府放与管关系协调的管制方式、非强制行政手段与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     

论我国行政诉讼中行政合同纠纷的调解

随着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行政合同在国家行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大量纠纷.尽管行政合同在行政法中的地位素有争议,但在行政实践中已有大量行政合同的存在.而我国法律对此缺乏相关规定,救济渠道不畅,司法适用较为混乱,制约了行政合同法治化的进程.本文认为行政合同纠纷应纳入行政诉讼救济渠道之中,并从行政合同纠纷的可调解性入手,对行政诉讼中行政合同调解制度进行了构建,以期促进我国行政合同救济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法体系改革的基本问题

根据新发展观进行的行政职能调整，为我国行政法体系改革和制度变迁提供了必要条件。行政法体系改革应当注重三个基本问题，从改进法律保留和法律渊源制度两方面扩展行政法治的范围，在行政法的主导议题方面提倡保护个体权利和规范公共行政的双向制，在行政法的中心概念上给予行政决策更重要位置并淡化行政行为的概念。     

行政诉讼的类型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视角

发展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牵涉到诸多领域的诸多权力配置和观念养成,更多地反映为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反映为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统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演进。从行政诉讼的角度来考察法院审判权的范围及其对行政的统制功能,是传统行政法学中司法权的界限论所坚持的重要方法论。考察司法权的界限论,就不能避开尊重行政的首次性判断权的法理。于是,围绕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行政的首次性判断权和司法对行政的统制这对矛盾的剖析为主要线索,以行政诉讼的类型和诉的利益为素材,从比较法的视角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便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     

是“监督”，还是“维护和监督”——行政诉讼法立法宗旨浅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应该是人民法院、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三者参加行政诉讼的目的之和,然而行政主体参加诉讼是被动的,再加上行政行为的效力先定性及"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的存在,使得行政诉讼的胜诉对行政主体来讲并无多大实质性意义.所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不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才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之一.考察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不能从行政诉讼判决的形式去考察,而应考察行政诉讼的理论基础、最根本目的、行政行为的效力及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所面临的加入WTO这样的新的历史环境.只有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权衡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行政案卷排他原则研究

行政案卷排他原则是一项源自美国法并被大多数法治国家采用的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中也有体现,但存在着行政程序中适用范围过窄、行政诉讼中审理对象、新证据规则不明确等问题。结合实际需求与国外经验,有必要对我国行政案卷排他原则的适用范围、行政诉讼相关规则尤其是新证据的采证等内容进行完善,以确保行政案卷排他原则实现促进依法行政的积极作用。     

国家与公民的合意——论行政诉讼和解

行政法的传统学说因强调行政行为的公权性和不可处分性,强调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的特性,因而在行政诉讼中排斥国家与公民的合意,中国行政诉讼实定法明文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在域外,尤其是法治发达国家,行政诉讼和解则是通行的制度,行政诉讼中是存在合意的。文章辨析了“和解”与“调解”,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中和解的实际状况,着力论证了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引入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必要的限制。     

论我国警察制度再次创新的理论支点及实现途径

社区警务战略虽然在警察哲学与警务改革等诸多领域改变着传统,在打击犯罪与促进警察自身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存在着许多不足与局限性,诸如缺乏现实操作性、长效性不明显、公众热情无法持久、弱化了警察核心职能等。在这种背景下,新公共行政管理,如公共服务的契约外包、民营化等理念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警察乃至我国警察制度再次创新的理论基础,新公共行政管理的核心特征已深深融入警察机关的管理结构,产生了警察行政的“优化管理实践”的许多新原则、紧缩与分权理念及私有化与竞争理念。     

公共行政:政府行政与非政府行政

传统的行政学将公共行政等同于政府行政。近百年来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突出了非政府主体公共行政的作用与意义。本文认为,当代公共行政应包含政府行政与非政府主体公共行政两大部分。与政府行政相比,非政府主体公共行政具有行政内容的服务性、行政性质的非权力性、行政方式的非集中性、行政组织的多样性等特征。当代中国的非政府主体公共行政由基层自治行政、公共事业行政、志愿组织行政、社会中介行政构成。     

公共行政伦理历史演变与现实走向

百年公共行政发展史中历经多次的范式转换,其实质是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变迁。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重视技术与理性的价值中立主义致使行政伦理的价值萎缩;新公共行政范式下重视社会公平正义的主张推动了行政伦理的价值复苏;新公共管理范式下严重的"管理主义"取向导致行政伦理的价值偏执;新公共服务范式下"责任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行政伦理的价值匡正。然而总体说来,每种行政价值范式都有所偏废,至今未能建立起包含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兼顾、公平与效率相平衡的行政伦理价值体系,这一体系成为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的首要目标。     

行政诉讼价值实现途径探微

行政诉讼制度自1982年在我国正式建立以来,极大地推进了民主政治.但由于法治资源缺乏,使得行政诉讼实践面临诸多困难,阻碍行政诉讼价值的实现.本文建议构建行政公诉制度,以期对行政诉讼价值的实现有所裨益.     

我国行政判例研究

学界曾围绕我国能否实行或确立行政判例制度展开过不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我国究竟适合建立怎样的行政判例制度。我国行政诉讼中建立行政判例制度有其必要性与可行性,但需明确该制度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创制主体及效力上的具体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