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们应对“新公共管理”———这一早已引进中国的西方行政改革模式重新加以审视和解构。本文力求以新的角度再看“新公共管理” ,并结合我国行政改革的现实状况分析其主要观点 ,从而提出关于我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建设性意见 ,旨在有力推动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     

民主行政视野下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政府再造的进程,各国政府也为了更好地履行其职能,从不同方面对本国政府进行了改造。民主行政理念作为一种政府运行方式也再次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民主行政也为官僚制行政日益突出的僵化、死板、腐败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有鉴于此,我国以民主行政为理论依据,提出建立服务型政府。同时,以建立服务型政府实践,更好地去丰富、实现民主行政理论。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我国行政改革之路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向是践行“新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而进行政府改革和行政创新的必然产物。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治理变革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运作方式和过程等方面对行政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它对西方行政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西方行政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来探析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之路。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价值观

本文在概述公共管理所经历的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两个阶段或模式的基础上,介绍了全球性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理论和内容,探索新公共管理中所蕴含的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并提出了适应这一全新公共行政模式的方向,当代公共行政者必须具备的行政价值观。     

理性官僚制的局限与公共部门改革的后官僚制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理性官僚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对官僚制的批判包括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应变力和灵活性等多个层面。这也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背离官僚制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其基本思路可以分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路径和新公共服务路径。对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在构建和完善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文化创新

论文从行政文化的概念入手,借鉴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新公共管理的要求,指出了传统行政文化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行政文化创新的途径和方法.     

大部制改革的双重目标

大部制改革包含完善官僚制和批判官僚制两个相反的目标.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现阶段,出现了传统封建的消极因素,与官僚制的消极因素相互交织压缩展现于一个狭小时间段里的情况,使得我国的官僚制还未得到完全的发展,批判官僚制的趋势已经开始影响改革.我们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要整合大部制双重目标;同时认识到批判官僚制的改革要在现实中发挥良好作用,必须以官僚制的完善为前提,因此首先要重点完善官僚制,实现行政体制现代化,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不可逾越的阶段.     

官僚制理论与中国的行政改革

中国政府进行改革的目标与官僚制理论的实质不谋而合 ,官僚制理论的优点对于我们的行政改革有着指导意义 ,但其又具有一些消极方面。我们应该对官僚制理论进行扬弃 ,对其合理的内容 ,应该正确的借鉴、学习 ;而对官僚制理论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要进行改革 ,从而推动中国的行政改革     

中国应该建立完善的官僚制吗?

在当今的中国建立所谓“完善的官僚制,”即使可能的话,那也既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更解决不了中国现行行政体制的弊端与问题。面对知识社会、信息时代、全球化的挑战,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     

基于官僚理论分析我国行政成本偏高的原因及对策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行政管理费支出规模呈现着不断扩张的趋势，造成了政府行政成本偏高的状况。行政成本偏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管理的供给方．政府部门并不是按照社会的需求确定公共支出的规模，官僚垄断、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官僚组织扩张等因素都对行政管理费支出规模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造成我国行政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     

法视野中的我国行政改革

行政改革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主流。行政改革是自觉转变政府职能、行政组织结构、体制结构和人员结构及行为模式的系统工程 ,它必须有法治作保证。我国行政改革中曾经出现过种种弊端 ,其根本原因在于法治化路径不明晰 ,长官意志太重。因此 ,从法治化的角度分析我国行政改革的机理及其实现的动力机制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国公务员制度创新的行政生态学分析

所谓公务员制度创新,简言之,就是指公务员制度创新主体在特定行政生态下进行的公务员制度创新活动,是特定行政生态环境与公务员制度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换言之,行政生态环境对公务员制度创新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因此,选择行政生态学作为我国公务员制度创新研究的方法论工具是极具解释力的。本文从行政生态环境的性质、现状与发展方向三个面向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创新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对我国公务员制度创新实践有所助益。     

行政生态学视角下和谐社会的解读与构建

行政生态理论视角下的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运用行政生态理论解读我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和谐社会,应注意从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政治结构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要素来思考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完善.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向及其措施探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行政体制不断完善,但是从长期来看,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和完善还需要不断推进。而未来改革的任何突破和创新,都需要正确的改革路向以及先进的改革理念及其措施。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行政类事业单位改革的法学分析

行政类事业单位是我国事业单位中十分特殊的一类,虽与公益类事业单位一样均使用事业编制,但在主要职能、资金来源、产出等方面存在不同.行政类事业单位主要为授权执法主体,也有少量法定执法主体和委托执法主体.认定事业单位承担行政职能,应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为依据,以是否主要履行行政职能为标准,坚持从严认定,积极稳步推进、分步实施,改革方向是职能归位、调整机构.目前我国事业单位法治建设比较薄弱,应将依法规范摆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依法探索行政类事业单位改革的实现方式.     

中国行政机构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982年、1988年、1992年、1998年和2003年五次行政机构改革,大部门制的改革正在进行中.大部门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全新的改革,与前五次改革相比,改革的背景、改革的核心导向、改革的理论准备程度都不同.推行大部门制改革要明确:大部门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行大部门制要着力强化部门首长的协调与控制能力,推进与大部门制相适应的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对大部门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离与协调问题和推行大部门制的法律保障问题等.     

科学发展观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

许多人理解科学发展观，往往注重其“依靠科学发展”方面，而忽略其“按科学规律发展”方面。更缺少对其“核心”的关注。现在我们必须全面理解“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并从其“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三个方面研究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找到差距，并规划出我们今后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