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推制度应当废止

我国《刑法》颁布施行已逾十年,类推制度的优劣利弊亟需检讨。目前,最高立法机关正在酝酿讨论修改《刑法》。类推制度的存废问题,理当考虑。总结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结合刑法理论和各国立法范例,笔者认为,类推制度应当废止。其理由如下: 一、类推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从刑法发展的历史来看,作为封建罪刑擅断原则重要内容的类推制度,是与近代罪刑法定原则截然对立的。无论是早期的绝对罪刑法定主义,还是现代的相对罪刑法定主义,都严格禁止在立法和司法上采用类推制度。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类推解释的博弈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学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于刑法的制定、解释与适用等各个环节。本文立足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类推解释的博弈,主要说明了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类推解释是相互影响而发展的。即罪刑法定原则的相对化促使刑法类推解释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对刑法类推解释的深入研究又更有利于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既定的价值追求。然后,将这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又将使整个刑法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不同法治背景下的类推制度

1997年中国新刑法典的颁布给了类推制度一个说法 :类推作为罪刑擅断的帮凶 ,应予废止。但纵观世界刑法发展史 ,类推制度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即从封建类推到罪刑法定 ,从罪刑法定到现代类推。中国的法治建设刚刚起步 ,这一法治背景决定了中国法学的当前使命是 ,批判封建法的旧理念 ,确立人文主义的现代法理念 ,刑法亦如此。但放眼未来 ,笔者以为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日趋完善 ,类推制度必将以新的面貌再现中国刑法舞台。如何认识现代类推 ?考夫曼的《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 ,一种姿态。     

建议刑法取消类推制度

建议刑法取消类推制度张晓东笔者认为，刑法第７９条规定的类推制度不仅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在实践中弊大于利，应予取消。理由如下：一、类推制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我国类推制度的存在，使行为人在法无明文规定禁止性规范的情况下仍可受到刑事追究，这就从根本上背...     

类推制度应当废止

<正> 《法学评论》1990年第4期刊登鲍遂献的文章《类推制度应当废止》,摘要如下: 一、类推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简练而明确的表述,由此而派生出来的禁止类推原则,也已为世界各国     

论刑法中的类推解释

在我国,类推制度之外,还存在着类推解释。类推解释与类推制度、扩张解释、当然解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不应把它们混淆起来。类推解释与嬗变了的罪刑法定原则或者与英美法系国家所理解的罪刑法定主义并非难以相容。从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实践看,依照类推解释审定的案件并没有使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成为问题”。     

废除类推及刑法科学化

我国刑法学界关于修改完善现行刑法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七八个年头,在是否废除类推和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这一重大问题上,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类推制度,在未来的刑法典里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认为这是健全国家法制、促进刑法进步、惩罚预防犯罪及保护公民权利的根本举措。有的学者甚至指出,这次修改刑法能否具有历史意义,未来刑法典的科学性、进步性如何,它能否在当今世界的刑法典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废除类推并规定罪刑法定原则。     

从类推到罪刑法定——析刑法中两种不同的犯罪观

从类推到罪刑法定———析刑法中两种不同的犯罪观王光胜新刑法第３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与此相适应，废除了旧刑法中关于类推的规定。类推的废除和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     

刑事诉讼法上的类推解释

类推解释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上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刑法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原则上禁止类推解释,尤其是相似条文之间的类推解释;只有在有利于被告的前提下,才允许事实比较意义上的类推解释。但在刑事诉讼法上,即使承认程序法定原则,也只是禁止扩张国家权力的类推解释,而不应禁止保障国民权利的类推解释。     

浅析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

众所周知,自启蒙运动以来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最基本原则加以确立,但是绝对罪刑法定又有诸多弊端,因此在法律实践中解释成为必然的趋势,但是如何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进行解释又成了关键之所在,因此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的区分成为了之后的争论的关键性问题,但是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如何区分,有没有必要进行区分哪？本文一一加以探讨。     

罪刑法定和类推

最近，我们收到一些来稿，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研究罪刑法定和类推问题。有的同志指出：“我国刑法是以罪刑法定为基础，以有严格控制的类推作为补充的。”     

类推应该取消 刑法必须完善

刑法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笔者认为,基于以下理由,我国刑法在修改时应该取消类推。首先,类推的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相互排斥。实行罪刑法定是法治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不少国家将此明确规定在宪法之中。“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应处以何种     

关于法律类推的几个问题

法律类推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本文结合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就罪刑法定与法律类推的关系、适用法律类推的条件、法律类推制度的存废和适用法律类推应注意的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 罪刑法定与法律类推的关系 罪刑法定,是指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该判什么刑,应当由法律规定。简言之,就是通常所说的“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 罪刑法定作为一种法律思想,最早是在资本主义     

禁止类推解释之质疑——以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为视角

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并与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不冲突.综合法的滞后性,其有适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适用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并需在程序上予以限制.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是推动我国法治进步的一大途径.     

“罪刑法定”原则与“类推”适用的理性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其在价值取向上过分偏向于人权保障而忽视社会防卫的事实也是不言自明的。单纯依靠罪刑法定原则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法治国,解决其问题的出路在于以类推制度的"社会防卫"弥补罪刑法定偏向"人权保障"之不足。     

类推的误用，抑或哲学诠释学之谬——考夫曼类推思维观批判

在“盐酸案”、“电力盗窃案”的判断上，考夫曼犯了两个颇为类似的错误。从刑法学传统概念范式看，一般认为可归因于其对类推的认识与运用存在问题。实际上，类推已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考夫曼继受了哲学诠释学的读者中心论立场，消解了司法判决所依凭的法律规范之标准，从而陷入了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泥淖。他的类推思维是一种存在着严重缺陷的诠释学思维。只有站在诠释学的理论高度，才能更好地把握考夫曼所犯错误的根源，才能厘清为何他对类推概念、禁止类推观念、进而对法律发现过程均产生了误读。     

刑事裁判中类推思维的作用及其运用——一种基于方法论意义的思考

我国刑法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废除了类推制度,填补刑法漏洞意义上的类推适用被严格禁止。然而,作为一种司法判断的方法,类推思维依然在刑事裁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法官解明刑法规范含义、进行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践行"相同案件相同处理"法治理念的有效方法。当然,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刑事裁判中的类推思维应当受制于刑法规范目的和可能文义范围,确保类推结论没有超越刑法规定而违背罪刑法定。     

刑法的明确性及其实现途径

刑法的明确性及其实现途径陈泽宪，刘仁文当前，刑法的修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在新刑法典中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废止类推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必须看到，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丰富的内涵，决不是废止了类推就等于完全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其中，刑法规范的明确化也应是罪刑...     

关于刑法类推适用程序的探讨

关于刑法类推适用程序的探讨陆迎芳我国刑法第７９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采取有限制的类推原则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这对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罪刑法定还是法律类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制定和实施，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在执行中遇有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时，究竟应当采用“罪刑法定主义”，不予论罪呢?还是采取“法律类推”原则，依法类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