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文化社会的法律意识

本文指出由于受礼俗文化的影响,我国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礼”文化人情社会状态。这样的社会特点使得人们的法律意识有别于西方。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法律意识培养和法律制度建设同等重要。     

世纪民法典的社会基础——从乡土社会走向市民社会

本文认为构建中国民法的社会基础不仅仅在于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在私域社会张扬权利更是不能忽视的课题。本文在阐明市民社会和民法的特性及二者间的关系,中国传统私域社会——乡土社会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私域社会之于市民社会的差距,进而得出本文的结论:实现从乡土社会到市民社会的彻底转变,是构建中国民法社会基础的重大理论问题。     

从“礼”字管窥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礼”的起源

通过对古禮字的字源进行分析,从禮字的解释与构成中所涉及到的履、示和豊三个字入手,试图从中找出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所蕴含的礼的要素,从源头上探寻中国礼文化的内涵。     

在乡土社会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学习社会学、法学、人类学及其交叉学科时,总绕不开费孝通先生的相关研究.《乡土中国》一书描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和基本面貌.其中,礼治秩序和无讼等篇章对今天法治建设仍有参考价值,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不一样的思考角度.     

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比较分析——《乡土中国》书评

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两种不同性质社会所作的有中国特色的概括,通过类比不同的社会结构来理定我国的社会结构。这种对比研究是对经验和实践的总结,通过比较两种社会结构的异同找出社会内在规律,从而较为客观地总结了乡土中国的本质特点,并论证了结构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形成许多有价值的一般概念。     

乡土社会中刑事和解的构建

近年来,基于对国家单方司法权力行使的反省和对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展望,刑事和解制度逐渐成为法学界的热点话题。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解决刑事案件的程序性机制,在尊重受害人,促使被告人认罪悔罪、改过自新等方面显示了其优势。无论是对传统刑法基础理论,还是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基础构建,都产生了冲击。已经确认的是,     

乡土社会的司法进路范式

著名法学家卡多佐曾指出：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最重要的是司法作用。那么,当前现代司法的乡土社会进入的状况如何呢？本文用法社会学的视角从法律、制度、人的进路予以了探析。     

乡土社会民事诉讼法的局限性——从调解制度存在的法律文化基础视角分析

自鸦片战争后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师夷长技以自强”。但是“西学东渐”引入的“西学”，特别是作为西方理性代表的法律，固然凝结了前人的经验，但决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成为界定中国实际问题之学科的性质和研究的圣经。研究中国法律的实际问题，必须牢牢把握法律的三种指导力量：哲学、历史和习惯。当然研究调解制度也不例外。     

法制现代化与社会基础之重构--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法理学思考

由于市民社会对西方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学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切关怀,市民社会研究被纳入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广阔视野。本文从法学的角度,从分析市民社会理论的演进入手,指明该理论的当代含义及其现实意义;从分析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影响和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困惑,反省我国作为现代法治社会基础的市民社会之缺失,进而指明当代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历史必然性;从国家与社会二元良性互动的总体需要出发,就如何培育和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提出几点实证性对策。     

浅析“梁丽案”中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

从2008年12月9日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梁丽在候机大厅将一个行李车上装有金饰的纸箱当成是别人丢弃的物品放进自己清洁车上的这一刻起,梁丽的命运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以涉嫌盗窃罪被批捕并羁押在看守所9个月直至2009年9月25日检察机关最终定性为侵占罪取消起诉,梁丽恢复自由。2009年10月10日,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撤案,至此＂梁丽案＂终告结束。如今案件尘埃落定后对其进行回顾可以发现新闻媒介在整个报道过程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很有拣拾起来、重新＂审理＂、认真反思的必要。本文就针对＂梁丽案＂,探析这一报道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     

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尴尬处境

乡土社会的本色是人与人通过私人关系联系起来并构成一张张关系网的熟人社会。这种差序格局下的社会结构以及依靠传统习惯维持社会秩序的特点是对国家制定法消解的原因之所在。移植的国家法是以权利为本位,主要调整陌生人社会的法律关系,其裁决结果与乡土社会的"正义"观念有所差别甚至格格不入。法律规避、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冲突、司法公信力消弱等现象即是乡土社会消解国家法的表现。国家法的这种尴尬处境势必阻碍法治化的进程。     

论我国乡土社会的法律信仰培育

伴随三农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乡土社会法治建设纳入了国家法治建设的轨道。本文从我国实际出发,旨在阐释乡土社会法律信仰的重要作用,深入探究当代中国乡土社会法律信仰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和培育措施,以期为我国乡土社会的法律信仰培育有所裨益。     

乡土社会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博弈

在现代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的的乡村社会,作为国家正式法律的“国家法”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传统习俗,即“民间法”,仍然是乡土社会中维持秩序的权威力量。本文指出应正确认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建立二者之间均衡互动的调节系统,发挥二者各自的作用,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乡土社会背景下司法行为之规范——以基层法庭为视角的研究

中国的农村绝大程度上仍是乡土社会,体现着乡土社会的特点,乡民们处理纠纷时更多的是考虑传统的民俗习惯,注重个案,要求实质正义。处于乡土社会背景中的基层人民法庭如何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兼顾乡土社会的特点,考虑乡民的特殊要求,做到纠纷的真正解决,成为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变迁中的乡土社会入手,探讨了人民法庭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所遇到的现代司法理念与乡土社会特殊要求的冲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范基层法庭司法行为的几点建议。     

从“礼刑并用”看传统法制中的“五服制度”

标志人们亲属等级的五服制度，在以礼刑并用为立法精神的传统法制中，它兼具礼、刑两种职能。服制的制定及入律，既是礼刑并用、礼律结合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礼律结合的进程，体现着中国传统法制“礼刑并用”的立法精神和特点。     

寻找最初的礼——对礼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

礼起源于对战胜之神玉琮的崇拜,礼生成于战斗之舞旄舞的仪式规则,礼奠基于两性与婚姻生活的禁忌,礼最终完善于宗法贵族式的政权模式。     

乡土社会变迁中法律信仰危机的思考

法律信仰是支持法律和法治事业的精神动力,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苍白的,法治是无望的。在我国农村的法治化过程中,主体法律信仰危机严重阻碍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度。法律信仰危机,是由于匮乏的物质基础、落后的文化传统、政策与法律的错位、非法行政的惯性、司法救济的短缺等多种因素导致的。     

法治的困惑:从两个社会文本开始的解读

在田野考察基础上获得的两个社会文本从侧面揭示了,在乡土社会之中,现实的“法治”在偏离理想化意义的背景下运行。交叉学科的分析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一种被作者称为“重新阐释”的过程(这同时是乡土社会地方性知识对政府推进型法治自上而下灌输的现代西方式法治知识逐渐由被动迈向主动的回应),并论证了这将是一种需要时间的中国式法治过程,从而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中华法系中“礼”“律”关系之辨正——质疑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某些“定论”

"中华法系"是在近代比较法研究中出现的概念,这个法系的核心价值观与根本制度是礼。但长期以来,学界在研究中将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主干,而将礼束之高阁。有关礼的论述笼统而缺乏细致与具体,对礼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严重不足。正是这种几乎将礼摒弃在法研究领域之外的做法,使我们对中华法系产生了一系列误解。比如将"重刑轻民"、"以刑为主"归纳为中华法系的特点等等。在中华法系的制度构成中,律只是各种法律中的"一端",其地位与作用都远远不能与礼相提并论。但律在中华法系中确实又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在礼的指导下,"律义"经历了一个由法而儒的演变过程。但这个过程恰恰证明了,在中华法系中占据主导与主流地位的是礼,而不是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