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法律保护困境

医疗救助制度是我国医疗保障的重要机制之一,内含着生存权、公平论以及正义论等深厚的法理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与不断变迁,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短板逐渐成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焦点。医疗救助方面可操作的制度真空以及作为义务主体的政府和权利主体的公民对医疗救助程序的陌生,致使新一轮的医疗改革举步维艰。医疗救助制度的改革必须秉持社会公正、国家责任、城乡统筹等基本理念,加强对医疗行为的监管,并建构农村医疗救助信息管理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     

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

医疗行为作为引发医患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它的准确界定对于正确建构医患关系和处理医患纠纷有着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医学界与法学界对于它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偏颇。它是指一类以医疗为目的、以医学知识与医学技术为行为准则、直接作用于人体、对人体具有一定侵袭性且其本身具有风险性的职业行为的总称。     

论医疗损害责任构成要件

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当采取医疗损害、医疗过失和因果关系三要件说。医疗损害是医疗行为所引起的对患方不利的一切事实和后果,医疗过失是在实施具体诊疗行为时因没有充分履行医疗注意义务而引起的,对医疗注意义务应当结合医疗过失的具体标准和抽象标准进行认定。对医疗损害责任的因果关系,应当采取英美法上的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认定。     

论医疗行为的界定

医疗过失的认定是确定医方医疗损害责任成立的前提,而认定医疗过失必须首先明确何谓医疗行为。在认识医疗行为法律性质和医学特征的基础之上,参考我国内地及台湾地区学者对于医疗行为的定义,借鉴日本对医疗行为定义的学说,从主体特定性、行为专业性、目的不限于治疗疾病等方面对医疗行为进行界定。     

医疗过错的裁量因素

医疗过错的本质是违反"合理医生的高度注意义务",医疗行为的特殊性要求医疗过错的认定应当遵循特殊的原则:容忍合理医疗风险、尊重专业判断、尊重医生自由裁量权、坚持司法机关的最终裁决权。医疗过错认定中的具体考量因素包括:是否尽到普通人的注意义务、是否符合诊疗规范、是否达到高度注意的程度。     

论远程医疗中法律关系与医疗损害责任的认定

远程医疗打破时空限制的特点,不仅有助于降低医疗费用、下沉优质医疗资源配置,也有助于提升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成为目前整合我国医疗资源最有效的途径。我国较高的互联网化程度使远程医疗受到较多的关注。但立法与政策的滞后不仅影响了远程医疗的进一步发展,也导致司法实践中解决因远程医疗引发的纠纷缺乏明确依据。因此,明确远程医疗各参与主体的资格并厘清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与各方的责任边界,规范与细化远程医疗的各项操作仍是进一步推进我国远程医疗发展的关键。     

论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该制度有悖,临床医学科学且缺乏法律依据,随着患方举证能力的显著提高,建议借鉴"妨碍证明"制度,立法上保障患方举证权利及完善医疗证据保全制度,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确保司法结果公正合理.     

医疗费用增长对医疗保险基金的影响与对策

医疗费用的持续快速增长推动了人们对医疗保险的需求,由此建立的医疗保险基金能否保证其支付能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基金来源收入确定的情况下,医疗费用增长是导致基金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威胁。造成医疗费用增长的原因包括医疗保险外部和内部原因,前者给基金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后者则形成了基金风险并成为应重点控制的领域。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与司法裁判:背离困境与契合构想

自《侵权责任法》实施以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裁判依据得以统一,裁判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认定医疗行为的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意见往往会左右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裁判结果,但司法鉴定无论如何只是司法裁判过程中一个可能的环节,即司法鉴定始终"依附"于司法裁判而不是相反。现有立法缺少医疗损害鉴定的程序性规定,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司法鉴定与司法裁判在实务中的背离现象比较严重,因此,需要探讨司法鉴定与司法裁判的契合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司法鉴定意见在解决医疗纠纷时的证据价值。     

防御性医疗行为调查及法律对策

随着《民法典》的颁布施行,我国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制也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专章规定医疗损害责任,就可见我国立法对医疗损害之重视。但其中关于医疗损害的相关规定还是过于宽范、宏观与抽象,无法有效规制我国目前在医疗领域存在的防御性医疗行为。且目前针对防御性医疗所进行的调查较少,文章通过对社会调查以及专家访谈所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梳理,运用数据分析得出解决防御性医疗行为之法律对策。     

医事刑法学中医疗行为概念的新界定

医疗行为的界定是认定能否构成医疗过失犯罪的关键要素。医疗行为应当具有目的性、主体特殊性、理论技术适当性、对象特定性、损伤性五大特征,医疗行为的界定必须体现出其特征与本质。医疗行为是指取得相关医学资格或以诊疗服务为职业的自然人或单位以人体形态、构造和生理机能的优化、变更或恢复为目的,以适当的现代医学理论和技术手段为准则,对医疗需求者进行具有损伤性的医学过程。     

医疗事故罪中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

本文在研究了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刑法中的医疗行为后,认为我国刑法中医疗事故罪中的医疗行为是指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堕胎等以医学知识与医学技术为行为的准则,直接作用于人体,导致人体的形态和/或功能发生一定变化或恢复的医学行为的总称。     

试论医疗领域中的商业贿赂犯罪

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是发生在药品、设备、耗材的商业交易中的行贿受贿行为,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公众对医疗事业的情感诉求与医疗事业市场化之间存在冲突。是否属于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应从行贿主体、行贿目的以及贿赂行为发生的领域来判断。刑法必须找到医患双方价值目标和利益诉求的平衡点,才能对其做出合理的反应。     

成都市建立药品和医疗服务费用谈判机制

日前，成都市发改委、人社局、财政局、卫生局、监察局、审计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院管理局八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和医疗服务费用谈判机制（试行）的通知》。通过谈判机制的建立，发挥基本医疗保险集团购买的优势，增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代表广大参保人员向医药服务提供方购买药品和医疗服务的谈判能力，进一步加强对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和医疗服务费用的监管约束，切实缓解参保人员“看病贵”问题。     

医疗过失认定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辨析

判断医疗过失必须考虑法律对医务注意义务的具体规定和该技术职称的任职条件的基本要求。（被）容许的危险理论认为对伴随一定危险性但对社会有益和必要的行为,法律应该容许该类行为产生的一定限度的危害结果不构成过失,该理论对认定医疗过失的借鉴价值表现为：其一,医学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在医学发展与绝对保证医疗安全难以两全的利益冲突下,全社会要理解医疗风险,不应使医疗方动辄得咎;其二,医疗方实施医疗活动要以良知与＂善良管理人＂的理性谨慎地进行医疗利益与医疗风险的权衡。     

医疗健康大数据透明度的实现与界限

在大数据技术推动下,生物医学、医疗诊治、基因测序、健康管理等医疗健康技术跨越式发展,并且具有无可估量的潜在社会价值。然而,医疗健康大数据呈现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融合与冲突、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糅合、敏感信息和非敏感信息混同等"个性化"特征,诱发了多样化生命伦理问题。大数据过程不透明是影响数据准确性、完整性及决策正确性的重要因素,故医疗健康大数据呼唤透明度的实现,但透明度应当把握限度,这取决于数据安全、累积性创新、反垄断规制等方面。现行隐私规则束缚了透明度的实现,透明度实现应突破"个人中心主义"藩篱,以数据隐私和激励创新协同保护为目标确立透明度原则,以"算法+正当程序"为中心建立透明度监管模型,以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糅合为新面向构建透明度实现机制。     

监狱医疗困境与社会化医疗模式的构建

"全额保障"的现行服刑人员医疗体制无论在资金还是医疗技术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困难,这种制度并未得到监狱、监狱民警以及服刑人员在价值观念上的认可和行动上的支持,负性影响日趋显现。探索监狱医疗社会化模式,使其始终遵循社会公民一致性原则,将服刑人员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使服刑人员在就医、缴费、保障上摆脱"免费困境",无疑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构建

精神疾病在我国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应当并且已经进入了司法控制的范围。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增设"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的一种,建立强制医疗程序的基本框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和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强制医疗程序作出进一步的规定,有必要对其法律构建进行全面梳理。     

丢疗纠纷中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认定——医疗损害责任以医疗合同成立为前提

医疗纠纷包括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是医疗机构为患者实施医疗行为后,患者有损害而产生的纠纷,它以医疗服务合同成立生效为前提,但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此并无明确规定。而主要以责任类型、因果关系等要件来认定医疗损害责任,这使法律适用者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做出错误判断。文章通过一个急救案件,指出医疗纠纷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进行分析,提出改善医患关系的举措。     

医疗保障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机制

依据1978-2013年的统计数据,对于经济增长、收入水平和我国医疗费用的相关性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证明经济增长是我国医疗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对1978-2013年的GDP年均增长率和医疗费用年均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2013年医疗费用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1.17%,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值。建议地方政府根据这个方法找到当地医疗总费用的合理增长值,再对地方同病案的平均费用进行调整,继而完成评价医疗服务的DRGs权重、医疗保险预付制的DRG-pps费率,由此建立医疗费用合理增长和医疗保险基金合理支付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