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廉政思想对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启示

儒家学说中关于修身自律、廉洁用权、为政以德、重义轻利等廉政思想,是古代哲人先贤留给当代厚重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对新形势下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与启示意义。因此,要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儒家廉政思想,全面推进儒家廉政文化"三进"工作,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高校领导干部树立廉政理念,加强党员干部的警示教育,加快建构高校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从而实现高校在党风廉政建设体制机制上的协同创新,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廉政氛围。     

廉政文化范畴与廉政文化建设

<正>人们对廉政文化的理解一般限定在精神文化领域,属于狭义文化的范畴;建设廉政文化的实践工作主要是廉政教育以及廉洁从政的习惯养成和氛围营造。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进入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新阶段,由此引发了如何在法治视野下理解和建设廉政文化的思考。在法治视野下,廉政文化是一种广义文化,包括基本精神或核心理念、制度体制和管理机制、行为规则规范、     

儒家廉政思想与新时代高校廉政文化培育路径——基于文化自信视角

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化发展对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高校廉政文化既是政治伦理文化,又是道德诚信文化,更是社会价值文化。当前高校廉政文化建设领域存在重视程度普遍偏低、监督机制缺乏系统性和长效性、主体意识不明确等一系列问题。在反腐败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关键时刻,研究儒家廉政思想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探索新时代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净化高校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氛围具有积极的意义。     

李寿春：廉政文化建设与新时期出版繁荣

出版业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廉政文化建设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一,廉政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观必须通过出版媒体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和熏陶社会各界人士;其二,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与廉政文化建设相互依存,彼此不可分割,廉政文化作为先进的文化形态反映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实践与体会

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廉政文化建设是廉洁文化对腐败文化的较量,是一种反腐败文化战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基础,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特征,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举措。廉政文化建设要牢记以人为本,着眼重在建设,系统整合资源,坚持健全体制。文化部从廉政文化建设的规律和任务要求出发,充分发挥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和阵地优势,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不断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向深度广度发展。     

结构地位、社会融合与外地户籍青年留京意愿

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主城区人口调控的背景下,研究在京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结构地位和社会融合两个视角,系统考察了影响在京流动青年人口居留意愿的因素,并利用2015年收集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结构地位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务地位、住房状况会显著影响流动青年是否有明确的留京意愿;除以上因素外,单位类型也影响有明确留京意愿者的预期留京时长。在社会融合因素中,社会排斥感知对有无明确留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有明确留京意愿者的预期留京时长则受到同住家庭成员数、子女随迁状况、京籍朋友数和社会排斥感知的显著影响。     

廉政文化与官德建设

廉政文化内含着深刻的伦理底蕴,充分发挥它的导向、凝聚、约束、社会舆论和抵制“腐败文化”的功能,针对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中外文化碰撞中文化变异和市场经济的负效应所带来的消极文化的挑战以及官场腐败文化的侵蚀,用廉政文化建设提升官德建设的新境界,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儒家、道家和政治

儒家和道家对待政治的态度不同。儒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但无法摆脱君权和等级制度;道家尊道贵德,崇尚自然无为,远离君权政治而被边缘化,最终成为出世的道教。儒家和道家与政治的结合都不是成功的,因为中国形不成与君权抗衡的知识分子力量。     

我国现代农业支撑体系构建：结构、功能与原则

现代农业支撑体系的基本结构由科技支撑、人力资本支撑、资金支撑、组织支撑、市场支撑及政策支撑等组成.农业支撑体系是发展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推动力量,具有要素供给服务、结构支持和发展环境优化三个方面的功能.我国现代农业支撑体系的构建必须遵循系统整体原则、政府主导原则、立法保障原则和中国特色原则,以保证农业支撑体系的科学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政府限度与国家权威

主要论证“有限的政府,绝对的国家”这一观点。首先,从政府为恶可能性的原因来分析政府限度的必要性;接着,从“国家乌托邦框架”的视角来理解国家权威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并从自然法传统来论证这一视角的合理性;最后,界分政府与国家的关系,从职位和机构的权威来体现国家权威,界定政府权责和边界,既强化市场型的强政府模式,又强调维护国家权威的时代意义和永恒价值。     

国家纵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结构、过程与功能

纵向治理在大国治理现代化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探讨中国国家纵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从结构角度分析,“结构僵化”是纵向治理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塑造“递归结构”是破解结构僵化的可资借鉴的思路;从过程角度分析,纵向治理过程中的“政策梗阻”问题阻碍了治理效能的输出,需要调整“委托-代理”关系,以执行活力畅通国家纵向治理体系的“政策梗阻”;从功能角度整合结构分析与过程分析,现代化的纵向治理体系应具有“制度韧性”,这既是破解纵向治理体系功能失衡的方法,也是纵向治理现代化意欲实现的目标功能。以结构-过程-功能为分析框架,可以拓展复杂性理论在公共行政分析中的应用性,提供理解中国国家纵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理论视角。     

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关系辨析

当前对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关系的理解存有一定争议,不利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廉政制度与廉政文化既相互区别又联系密切。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于形成机制的理性与非理性、变迁的快与慢、强制约束与非强制约束、作用机制的外在与内在、功能的抑与扬等方面,二者的联系主要表现为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的统一性。因此,在建设廉政制度与廉政文化时,既要看到二者的联系,做到互相促进,事半功倍;也要看到二者的不同,区别对待,重点突出,从而把预防与惩治、自律与他律、文化与制度有机地统一于反腐倡廉工作中。     

企业廉政文化的定位与功能

正廉政文化是一种反腐倡廉的公民文化。企业廉政文化是这些年来国有企业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实践中探索出的一个有效的教育方法和创建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把坚持企业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企业廉政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廉政文化建设本质上属于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它与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相互结合渗透,是企业文化在企业廉政工作上支持力     

朱子理学与明清廉政文化建设

正文章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级层面的反腐败数据,以省纪委书记异地交流为制度背景,研究了纪委独立性对反腐败力度的影响。由于纪委书记的异地交流打破了同级党委对纪委书记人事任免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纪委作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具备     

朱子理学与明清廉政文化建设

正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他所构建的朱子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正统学说。其中,朱熹针对南宋时期出现的腐败问题,以自己独特的见解提出规避腐败和推进廉政建设的方法与措施,有着丰富的廉政思想。朱子所提出的洁身     

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回顾与展望

佟亚洲的"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回顾与展望"一文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无论处于何种险恶的环境,都会"一以贯之"地历练出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用历史比较的系统分析方法,重温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历程,可以发现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有机统一、点线结合、脉络清晰,有着明显的时代和理论特征,可以用"起、承、转、合"四个关键词来概括。     

超大城市的基本权益型居住证：制度功能与限度

《居住证暂行条例》确立的居住证是基本权益型居住证,具有加强流动人口属地服务管理、突破户籍藩篱、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重要功能,但居住证权益负载薄弱,居住证与积分落户之间赋权断裂,居住证申领门槛偏高、程序过繁等因素,抑制了其制度功能发挥。超大城市应降低居住证申领门槛,规定流动人口持居住证即可享有基础性权益和便利,但在子女教育和居住等关键服务上,应以合法稳定就业年限为主要依据,参考其他因素,建立梯度合理的有序赋权体系。拓展居住证功能,增强其通用性,使其由“一证一能”变为“一证多能”,成为流动人口的“一证通”。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现状、不足及对策

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客观需要。高校需要通过健全廉政文化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制定合理而有效的规章制度,创新形式和内容,因人分岗施教,推进廉洁文化进校园,努力营造干部廉洁从政、教师廉洁从教、职工廉洁从业、学生廉洁修身的良好校园氛围,为高校的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文化支撑。     

法治建设与廉政文化的思辨与相长

<正>法治为廉政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持与保障,而廉政文化为法治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在目的上具有一致性,即防止权力滥用、规范权力运行,达到控制腐败的目的,所以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法治是我国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廉政文化是我国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它的建设应放置于法治的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