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法治”(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在本来的意义上 ,与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对应关系。因为从历史上看 ,它的确立归根到底有赖于市民社会条件下个人与国家之间博弈关系的建构。就此而言 ,法治构成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大致说来 ,“法治”主要有三个特征 :第一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 ,它的基础是民主 ,而不是专制。这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最具前提意义的标志。第二 ,法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公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没有超越法律、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这体现为法律至上原则 ,即“…     

着力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法律，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制度规范。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上，好的制度需要人来执行，制度本身也要靠人来制定。明代海瑞言：“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这充分说明，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的确是一个关键因素。     

论"法律至上"的理念

法律至上是法律发展史上一个比较古老的问题,但在现实中的认识并不统一.坚持法律至上,与区别"法治"与"人治",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关系.     

简论和谐社会构建中"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

马克思法的价值观的思想主旨是"以人为本",而"人"是法律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马克思以人为本的法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法应以普遍的人性、自由、权利、个体为本."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而这种思考、关注、把握与探索过程的产物便是法治.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及民间法的关系论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地位的稳固,党内法规概念与内涵已明确化,其规范化和体系化也基本形成,与党内法规有关的这些社会力量最终促成了其向法的演化,这也使得党内法规的研究成为了不可忽视和不可回避的话题。政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关系决定了在我国制度实践中,党内法规体系是与国家法律体系、民间法体系并行的独立的规范体系,是我国法治体系的重要一元。相应地,党内法规体系在法治体系中的具体定位应该是引领作用,而国家法律体系是处于核心的主导地位,民间法体系则是辅助地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及民间法有效互动,共同推动法治建设。     

浅议法律教育——以中国法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视角

中国正朝着法治社会的方向艰难地行进着。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良法得到遵守。良法需要人来制定,良法的遵守也离不开人的因素,这些人主要是法律人,“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古训,在今天仍然是真理。法律人不是天生的,需要法律教育来培养。现代的法律教育是培养法律人的高等教育,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中国作为世界的一员也应当概莫能外。     

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与法治

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系统的发展指导思想,与和谐社会一样,都要求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法律角度看,无论是人与自然,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法律关系。因此,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都离不开法治。     

法律解释原理（上）

法律解释是对法律文本意思的理解和说明,其概念主要涉及法律解释的场合、法律解释的主体、法律解释的对象、法律解释的目标和目的、法律解释的理论模式等五个方面.法律解释的基本问题是在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中,如何妥善处理法律的确定性和妥当性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法治视野中的规则制约与人的自由裁量的关系问题.法律解释的基本内容包括法律解释原理、法律解释技术和法律解释体制三方面.法律的解释问题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概念法学的衰微和近现代法治观念的转型和发展.     

法治的理念与实践

法治理念应当包括一切可以在法律中找到的基本理论规则、基本规则和原则,也包括法学与法律实践为法律增加的理论规则、基本规则和原则。由于理念具有对法律原理的真实性要求,所以法治理念应当具备理性的说服力。法治强调法的理念,故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普遍的、客观存在的法理性。当今,我国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是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架构在维护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基础上的理论。     

我国当前法治对策研究的重点课题与进路

一个国家要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和发展法治,除了要研究和解决法治的基本理论问题外,还必须研究和解决实现法治的对策问题.我国当前亟需研究和解决的法治对策重点课题有五:执政党如何依法执政；人民如何有效监督政府；公权力如何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如何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创新与法治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关系.要对这些课题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找出切合实际的答案,必须遵循正确的进路与方法,特别是要在法治对策研究要不要进行价值判断；法治对策研究应不应该从制定法出发；法治对策研究应如何平衡法的安定性、稳定性与改革、发展的变动性的关系；法治对策研究应如何处理激情与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上作出正确的抉择.     

法文化"二元冲突"的传统法文化因素

我国目前制度性法文化和观念性法文化存在"二元冲突"的状况,这种冲突本质上是传统法文化观念对现代法治观念的排拒.主要表现为"礼治"等级特殊性原则与法律普遍平等性原则的冲突;权力至上传统与法律至上原则的冲突;程序正义观念与程序虚无观念的冲突;工具意识的法律取向与保障权利的法治原则的冲突.     

法律概念的规范构造:从"既定规范"到"个案规范"

由于案件事实的变化莫测与规范文本的模糊、冲突或漏洞等情况,事实与规范并非一一对应,法律究竟是立法者制定的既定规范还是司法者续造的个案规范?通过分析司法裁判的形成过程,推导出法律是一个从既定规范到个案规范的体系化概念.既定规范只是对未来行为的预设,并不必然适用于当下的个案,个案规范潜藏于既定规范和案件事实之中,是一个有待于通过解释规则发现、选择甚至续造的具体规则,是直接适用的个案裁量基准.既定规范是指由制定法、判例法、习惯法、公共政策等组成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范体系,个案规范源于既定规范的转换和特定化以及解释者的漏洞填补,解释规则是勾连既定规范与个案规范的通道.个案规范不仅保障了法律的个案适用性和灵活性,而且对法律概念具有建构价值.     

从精神基础谈生成法治的条件

任何国家要生成法治的社会,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无论如何,法律被信仰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它是一个国家形成法治社会的精神基础。本文指出,制定法只有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相契合,与一个国家的公民的道德价值相契合,法律才能获得公众的认同。而公众的认同,一方面会促进法治主体的整体性生成,另一方面还会涅出法治的土壤。只有这样,法律在运作中才会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人类才会免于沦为法条的奴隶。     

恶法非法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所作的《和谐社会中的法治》的讲演中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有一系列和它相适应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精神要件，其中第一理念就是善法恶法标准理念。法治国家里面的法律一定是善法，法治一定是善法之治。恶法，非法也，不可能催生法治。在纽伦堡审判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被告人用同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那就是“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希特勒是一个很完美的形式法制主义者，尽管他最后是用毒气用枪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但是在屠杀之前经过了法律程序。因此所有的战犯都说，“我是在执行法律，对这六百万人的死亡我不负有责任”。法官们陷入了尴尬境地，不得不休庭。因为法官也信奉这条法治原则——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著名的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也看到了这个两难问题，于是写了《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认为有一些法的基本原则，它们的效力比任何法律规则更强而有力，以至于如果一项法律与它们相矛盾，那么，这些法律就只是强权的运作而不配叫做法律。法官们从他的思想里获得启示，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凡是展示人类的共同理性、以维护人权为特征的法才叫法，背离了人类的共同理性以剥夺和践踏人权、侵犯人的尊严的法不叫法”。这样的话，法律就分成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法上之法被称作善法，法下之法被称作恶法，而恶法非法。     

试论“以人为本”的法治保障——“法本位”是“人本位”的有效化身

人与法在“本位与工具”视角上形成了“法本位”法理命题。法律在其“工具性”上，首先是“以人为本位”，即人与法在本质层面上是“人本位一法工具”的“原生关系”；进而，在法治社会，法律又在其“权威性”上，升华为“法本位”，即人与法在运作层面上是“法本位一人工具”的“转换关系”。法律的至上权威，需要权力授权渊源上的民主性强力支持。当然，在立法和本质层面上的“人本位”永不能被替代。有了“法本位”这一“人本位的有效化身”，则“以人为本”也就获得了其法治保障。     

交通管理行政执法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法的存在是实行法治的前提,但法的存在并不是法治本身。法治需要通过法的执行和适用来实现。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法律制定出来以后,能否准确执     

民工潮--中国法治的一种入径

传统法律文化同现代法治发展的冲突,造成我国当前法治困境的出现.中国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导致法治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它同时也是民工潮发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除在根本上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外,从思想层面上消除城乡法治观念的较大差异是解决法治困境问题的关键所在.民工潮现象与法治困境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民工在流动过程中无意间成为沟通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法律观念能动的理想介质,他们的自由、平等、契约、权利和现代国家与公民意识等方面的现代法治观念因此得以不同程度的生长和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工潮是一场以自生自发的行动为表现形式的中国法治独特的思想启蒙运动,从而不自觉地为解决法治困境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是中国法治的一种入径.最后,本文从处理演进与构建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法律应如何对民工潮作出积极回应的建议.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法理学思考

法治建设的综合性、复杂性,体现为多种因素的整合.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需要我们从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法律本身的内涵、我国法治建设的本土化特征与法律移植、以德治国以及社会综合治理等相关角度来做多维的探讨和思考.     

法律结构论与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结构

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法律结构的界定不同决定了我们法治建设的发展模式的不同。从法律结构角度进行考查,我国的历史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律二元结构,我们应该在法律二元结构模式下进行法治建设。     

试论我国能动司法的正当性

能动司法包括审判上的能动司法和审判外的能动司法,具有情法兼容、调判结合等特点.在中国完全遵守西方传统的司法克制的运作方式,效果不尽如人意,从法的运作和权利意识的关系来看,能动司法在遵守了西方基本法治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的传统法文化相适应,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公民权利意识,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法律运作方式,可以为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国运作提供一个正当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