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的边缘化危机

中国股市今年上半年的直接融资比重大幅下降，其中股票融资比例下降了23个百分点，股市一年的融资额还不及银行一个月的存款；今年7月份的股市成交额为2304亿元，比6月份减少175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832亿元；从2001年6月到2002年12月底的18个月，股市走熊让流通市值减少9601.46亿元，损失率为50.89%。股市融资功能极弱、交易清淡，九成投资者被套牢，国有股减持压力一直是悬在投资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沪深两市闻减就跌……对身处盛世危机中的中国股市而言，一个最令人难以接受，但却可能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股市正面临边缘化危机。     

正气清风 信息为刃——浅谈我国反贪侦查实务工作

我国腐败犯罪日益呈现出智能化、隐蔽化、系统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本文指出转变反贪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证供结合”模式转型是应对新时期的腐败犯罪的必然要求,关键点和落脚点就是侦查信息化.     

我国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现状、法律困境与对策

跨境转移腐败犯罪所得已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种惯有模式,给国际社会全球治理带来危害.2003年制定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首次以专章规定了“资产追回”机制,创新性地规定了通过非定罪没收、民事确权之诉、民事侵权之诉、简易返还等途径追回跨境转移的腐败犯罪所得.结合中国国情和已采取的措施,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国际反腐败的重要力量角度出发,分析中国跨境追回腐败犯罪所得面临的法律困境,并提出完善中国跨境追回腐败犯罪所得面临的法律对策.     

以全球视野看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地位,从来没有这么重要过。虽然,从市值看,中国股市总共才4万多亿人民币(约合5000亿美元),相比美国股市16万多亿美元,日本股市5万多亿美元,英、法、德股市4—2万亿     

“司机腐败”：寄生于权力下的“黑洞”

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除了“夫人腐败”、“子女腐败”、“秘书腐败”外,一些领导干部的司机参与腐败犯罪的现象也格外引人注目。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     

民事诉讼机制追回腐败犯罪外逃赃款问题初探——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

腐败犯罪〔1〕案件中,一部分嫌疑人在案发之前或之后潜逃国外,往往导致大量涉案赃款向国外转移。近30年来,我国外逃腐败犯罪嫌疑人数量已达约4000人,携走涉案赃款总额已达500多亿美元,涉案赃款数额之大、国有资产外流之严重令人愤慨。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     

“司机腐败”是权力失去制衡的必然泛滥

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除了“夫人腐败”、“子女腐败”、“秘书腐败”外，一些领导干部的司机参与腐败犯罪的现象也格外引人注目。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4月18日《半月谈》）     

交通厅长打造腐败集团

在举国新闻媒体关注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腐败案中,刘方仁被人戏称为贵州的“贪官军团司令”。而在这个“军团”中,阵容最庞大、犯罪金额最惊人的则是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卢氏腐败集团”。贵州“贪官军团”的主力军——“卢氏集团”1据目前有关方面公布的数据看,“卢氏集团”已被纪委立案查处的有10人,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有12人,全案涉案金额约为1亿1千万元。涉案人数之多和涉案金额之大,皆为贵州反腐败之最。在这个“腐败集团”中,他们从来不叫卢万里为“厅长”或“卢书记”,一律称呼“卢大哥”。其次是副厅长张友德。然后是交通…     

论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刑法机制

立足于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寻求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法律机制。存量腐败的清除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刑罚的消灭,故可结合我国刑法中的追诉时效和赦免这两种刑罚消灭制度具体展开。追诉时效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常规机制,但可能时间长、代价大。赦免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非常规机制。可由全国人大适时制定专门决定,设立统一的全国性廉政账户,对党的二十大之前的存量腐败犯罪予以有条件赦免,并在涤清巨大腐败存量的同时,确立公职人员家庭财产和重点事项申报与公示制度等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我国贪污贿赂犯罪主体特征的“大数据画像”研究——基于8133份公开起诉书的大数据分析

对贪污贿赂犯罪主体特征进行“大数据画像”,有利于提升腐败惩治精准性、腐败预防科学性和腐败问题研究客观性.本文主要对2016年我国检察机关公开的8133份贪污贿赂犯罪起诉书的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重点研究贪污贿赂罪犯罪主体的年龄、学历、职务等因素及其与犯罪类型、犯罪金额、犯罪潜伏期等的相关关系,通过统计数据揭示了当前腐败现象的部分规律性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执行判决、裁定渎职犯罪主体探析

执行腐败被认为是最典型的司法腐败现象之一．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2010年3月的全国“两会”，严肃惩治执行领域的腐败犯罪，再度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审议和讨论“两高”工作报告的热点话题。从近年来媒体披露的执行人员利用职权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搞权钱交易等腐败案件看，     

略论当前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刚刚过去的2001年是中国的“打黑除恶”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又称“黑恶势力犯罪”,属于在集团犯罪之上,向黑社会犯罪过渡的一个中间形态。当前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犯罪普遍化、高度组织化、手段智能化、暴利驱动化、黑金政治化、犯罪国际化是其主要特点。本文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概念、特征、当前态势、成因及打击对策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试论证券公司与股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1987年6月，第一张股票在深圳面市，揭开了当代中国股票交易的序幕。1993年，股票年交易额破3700亿元，市值达3740亿元。1992年，林建华也加入了炒股的行列。他先后在上海证交所和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定安路证券交易部（以下简称证交部）开设个人股帐户从事股票交易。稍后，又借法人名义在该证交部开设两个法人帐户炒股，凭着大户室的优势，他成了杭州的“股市大亨”。此间，证交部多次为林提供融资，所以交易量迅速扩大。但随着股市投机加剧，股市由原来的直线飓升到后来的直线下跌，林建华也难逃厄运。1993年10月29日，他大量透支炒股，…     

数字

5000亿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2007年12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21世纪中国经济年会"上透露,受益于股市疯狂,社保基金2007年的投资收益有1000多亿元,到2007年年底,按市值计算的社保基金资产规模有可能达到5000亿元。     

行贿犯罪查处不力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在贿赂犯罪案件中，行贿犯罪是衍生腐败的“犯罪链”，是腐败温床上一个最容易扩散的“毒瘤”。但是，源于立法、执法以及人们认识等因素，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处于弱势状态，严重影响了贪腐犯罪的有效惩治。因此，在研究如何有效打击受贿犯罪的同时，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力度，对有效遏制受贿犯罪势头及控制犯罪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客观分析当前对行贿犯罪查处不力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对策建议。     

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十大重大修改和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改和完善,加大了惩处腐败犯罪的力度,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立法规定,严密了腐败犯罪的制度之笼.贪贿犯罪由单纯的“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或者情节”标准;修改贪贿犯罪量刑幅度;废除贪贿犯罪的交叉刑;废除贪贿犯罪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进一步扩大贪贿犯罪坦白从宽的适用范围;修改行贿罪处罚标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严密行贿犯罪法网;增设财产刑,加大对贪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对贪贿犯罪增设死缓期满后适用终身监禁;删除贪贿犯罪中行政处分内容.     

反腐新动向中国力惩“不揣腰包”的腐败

习惯上，人们常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贪污受贿等侵吞国家财产行为称为“揣入腰包”的腐败，而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渎职侵权犯罪行为形象化地称之为“不揣腰包”的腐败。进入2007年，检察机关对渎职侵权犯罪打击的成果和举措不断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不揣腰包”的腐败一词也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涉外商业腐败犯罪适用我国刑法若干问题研究——以上海“力拓案”为逻辑起点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上海“力拓案”的出现对于现阶段我国惩治涉外商业腐败犯罪活动来讲不得不说是一个警示：涉外企业涉嫌商业腐败犯罪是否成立单位犯罪，我国刑法对此似乎无能为力．我国未来的刑法立法应该予以注意；在罪名适用和选择上，司法机关不应该模棱两可，应该作出具有强劲警示力和富有时代责任的司法认定：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设置应该扩大，对于商业腐败犯罪行为尤其是涉外商业腐败犯罪中自然人犯罪主体应该增加“从业中止、禁止”的刑法规制；在具体惩治这类犯罪的司法执法方面．应该采用“从上而下、统一协调”的新方式。     

反腐倡廉教育要重视心理疏导——《落马贪宫的腐败心理》书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重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刘纪舟所著的《落马贪官的腐败心理》,就是一本反腐倡廉教育心理疏导的好书。贪官走向腐败犯罪,源于各种动机和心理因素。这本书的作者认为,“一般犯罪者”与“腐败犯罪者”不同之处在于,腐败犯罪者犯罪前都有较好的工作岗位,生活环境较为优越,绝大多数学历高,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多岗位工作经历。许多人在贪污受贿前,都曾经想做清官、好官,想为老百姓办事。那么,他们在实施腐败前有什么样的心理,实施腐败过程中心理如何演变,陷入牢狱之灾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这都是全书重点研究的内容。它对于树立预防腐败意识,培养廉洁心理,避免腐败行为的发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除腐败赖品德———兼论法律作用的有限性

腐败有掌权者腐败和机构腐败之分。掌权者腐败具有“行为的个别性”和“明显的不合理性”的特点。机构腐败也有两个显著特点：（1）它是机关行为或一定权力系统的行为,没有具体的责任人;（2）它的不合理性不十分明显,人们对它常常不能形成稳定一致的是非评价。由于腐败与执法的同源性、权力的不受惩罚性、反腐败的法令只能由不腐败的权力创制等原因,对腐败无法像对其他犯罪那样通过严格执法来实现治理目标。在民主政治下,根治腐败的根本出路是贯彻品德原则,建立对官员的品德评价系统。品德评价系统是依据品德标准对公职人员实施辞退、罢免、撤换的政治评价系统。这个系统由执法权自洁系统、监督系统和以公众为力量源泉的基础系统等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