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法治:十八大以来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法治保障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发展趋势表现为:农村社区法律体系初具规模、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化进程有序推进、农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日趋优化、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农村社区法治建设、农村社区公共安全体系逐渐完善。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社区在法治建设的实践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如何在理论与认识上对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凝炼和提升才刚刚开始。从我国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目前所取得的成效来看,法治的实践性有效回应了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民生难题;同时,在改善和保障民生中,法治突显出其特有的优势功能。民生法治的双重意蕴,要求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建构起相应的农村社区民生法治体系:培养社区规则意识,在改善民生中落实社区协商制度化;推进社区赋权转能,在重心下移中厘清治理主体职责;统筹城乡治理环境,在多元共建中共享社区良性互动。     

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分析

近十年来,通过良好的社会治理来实现农村地区的和谐与稳定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而鼓励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参与则被视为在农村地区实现良治的重要途径。民间组织的参与不仅使得农村治理主体日渐多元,同时也改变了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在厘清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权职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多方合作共治,是未来中国农村社区能否实现良治目标的重要前提。     

民间组织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囿于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高成本与低效率,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要多元化的供给及参与主体,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城市社区中,多种主体组织不断涌现,数量众多的社区民间组织具有使用资源少、适应环境能力强等特点,它与其他社区组织协同为社区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了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20个社区110个民间组织的抽样调查,从微观社区治理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民间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改善。     

民生法治:十八大以来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法治保障研究

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发展趋势表现为:农村社区法律体系初具规模、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化进程有序推进、农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日趋优化、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农村社区法治建设、农村社区公共安全体系逐渐完善。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社区在法治建设的实践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如何在理论与认识上对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凝炼和提升才刚刚开始。从我国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目前所取得的成效来看,法治的实践性有效回应了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民生难题;同时,在改善和保障民生中,法治突显出其特有的优势功能。民生法治的双重意蕴,要求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建构起相应的农村社区民生法治体系:培养社区规则意识,在改善民生中落实社区协商制度化;推进社区赋权转能,在重心下移中厘清治理主体职责;统筹城乡治理环境,在多元共建中共享社区良性互动。     

公众参与让社区治理不冷漠

美国在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方面有着较为成熟的经验。半月谈记者走访了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多个社区,对该县在促进社区公众参与方面的经验和成效感受颇深。阿灵顿县非常注重公众参与在社区治理中的价值,推进公众参与各项事务的姿态积极主动。政府特别设立了公众参与办公室,吸纳社区工作专业人才、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同时出台了公众参与指南,确立公众参与六步策略,积极指导公民参与社区治理。     

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探讨——基于社会工作介入H村社区建设的研究

通过社会工作介入基层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是探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通过分析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构成与运行情况，设计出符合实际情况、满足现实需求、解决妇女参与困境的服务方案，能够有效激发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潜能。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建立以村两委、村民小组、社会工作组织、村民代表、妇女等多元治理主体参加的农村社区治理平台，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有序运转，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社区居民参与街道干部考核刍议

街道行政管理的质量和工作效率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的稳定。社区居民在一定范围内通过问卷调查、电话访问、网上评议和信访等途径参与街道干部绩效评估,有助于提高基层公共服务水平。同时,通过对参与社区评估的第三方加强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可以实现社区居民对街道工作的支持、理解和监督,实现基层和谐。     

论社区警务与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这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更为广泛的力量。对社区警务而言,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仍在整个网络内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研究——基于NGO参与农村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

社区建设可以有不同切入点,从不同切入点出发的社区建设效果各不相同。文章通过对两个NGO参与社区建设的个案解剖发现,其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都建立了良好的村庄公共空间,进而促进了村庄全面协调发展。文章认为,公共空间本质上是一种稳定、信任、参与、共享和获取资源与需要的网络关系,公共空间具有信息沟通、消除矛盾、缓解紧张、形成共识、互助学习、提升能力、整合资源与促进发展的功能。     

国际化社区公众参与的路径研究

国际化社区公众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创新,意味着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社区这一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质性规定的回归。当前国际化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与否,最终取决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为此,必须加大制度创新力度,通过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破除体制障碍不断推进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农村社区警务研究述评

社区警务是最基层、最基础的工作,积极推进以民生为核心的农村社区警务建设．是维护农村地区安全稳定的切实需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亦是农村警务改革的现实任务和崭新使命。因此,公安机关只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社会管理,建立新型农村警务治理模式,才能为农村社区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安全保障。     

农村妇女骨干的组织化与公共参与——以“美丽家园”建设为例

本文以"赣南新妇女"运动为基础,讨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在全国妇联发起的"美丽家园"建设中,家庭卫生如何成为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连接点;在此过程中,妇女如何被动员起来,通过参与家庭卫生整治工作而进入村庄治理。本文认为,这一自上而下发起的"新妇女"运动为妇女的重新组织化提供了契机,一批妇女骨干被发掘出来,并通过参与家庭卫生整治进入村庄治理工作中。地方政府、村庄社会、村级组织都是妇女公共参与的机制性因素,它们为妇女提供了与国家联结的机会,重建了妇女的公共身份,也为妇女的公共参与实践提供了试错和探索的空间。     

COPPS实践对化解我国农村社区矛盾的启示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世界各国开始兴起了一种以治理社区内的犯罪活动以及维护社区秩序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社区治安与犯罪问题解决活动，即COPPS，并且把社区治安与犯罪问题解决上升为一种战略高度来处理社区内外部的各种问题、矛盾与纠纷，各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COPPS战略对于我国农村矛盾的化解工作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充分的挖掘农村社区在我国农村矛盾化解中的重要作用，以维护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和谐。     

精准供给视阈下社区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及实现路径

在我国进入城乡统筹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加强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是城乡社区融合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大数据情景下整体性治理的现实需要,更是对国家智慧社区建设的积极回应。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以需求群体、需求设施、需求内容和需求质量等维度分析为基础,从创新精准供给理念、应用数据治理技术、完善需求识别机制和健全精准供给体系等方面建构实施路径,进而推动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工作有效开展。     

内生性脱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与合作组织——以山西PH与河南HN两个农民合作社为例

精准脱贫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防止返贫现象发生。当前在农村大量男性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很多农村妇女已成为乡村家庭及其社区的中坚力量,也成为农村脱贫工作中的重要群体。如何激发农村妇女的内生动力成为当前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内生性脱贫的视角对山西省永济市和河南省灵宝市两个由当地农村妇女主导创办的合作组织进行观察后发现:合作组织的形式可以有效地激发农村妇女的内生动力。自发形成的妇女合作组织更倾向于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工作抓手,重塑乡村社区公共文化空间,以此为基础形成可持续、生态化的乡村产业与就业创新模式。可以看到,农村妇女身上蕴藏着的智慧与力量,经过合作组织的形式激发,成为村庄脱贫和社区良性治理的内生动力,这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路径。     

组织化调控视角下的宗族与农村社区警务

转型社会国家治理的方式主要是组织化调控。该调控方式在确保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同时，要求引进体制外的治理资源：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农村社区警务的开展需要调动各方面社会力量参与到其中，构建群防群治网络。但目前农村地区却面临着组织和制度缺失的困境。作为一种组织方式和控制系统的宗族，在农村地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为了弥补巨大的农村社会空隙，应发挥宗族的积极社会功能，为农村社区警务的开展做出贡献。     

小农户经营现代化背景下农村阶层重塑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小农户经营现代化进程推进了农民以要素配置方式为基础的阶层重塑。这种重塑对农民个体和乡村治理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各阶层在生产方式、资源利用、权力和利益需求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会改变村庄治理中的权力结构、信任关系、沟通渠道、公共资源分配方式和村庄秩序,但这种异质性并非是均质的,其影响亦非都是负面的。中间层、兼业层和贫弱层农民之间有易于调和的冲突,会推动形成以中间阶层农民为主的村庄治理模式,该模式既是对原有村庄治理的自我修复和更新,又能帮助小农户经营与现代市场对接。外源农民与其他阶层农民之间存在不易调和的冲突,会推动村庄治理重塑,形成有利于资本的新模式。为此,要注重区分各地农民分化的实际,着力提高政策的系统性、瞄准性和针对性,提升村庄治理绩效,为推进小农户经营现代化提供组织和平台保障。     

空间重构: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治理逻辑

空间是理解城市诸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城市治理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空间转向"愈加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逐渐进入从外延式扩张转向以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为代表的"内涵式治理"新阶段。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并成为创新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营造事实上是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生活逻辑主导,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再造、公共交往再造、居民参与方式再造、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等实现整个社区再造的一种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在于,通过社区空间的重构,破解以空间为基底而衍生的众多社区治理问题,实现社区的再造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产。     

农村社会协同治理:实践模式与理论构想——以衢州“三民工程”为例

在我国社会管理走向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的背景下,实现社会管理各系统的协同已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衢州市"三民"工程的时间也证明协同治理是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效手段。现阶段构建农村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应注意以下几点:必须动态分析民情,把握农村公共需求;必须沟通协商,维护农村公共利益;必须全程服务,提供农村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