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侦查权的性质

当前,我国学者对于侦查权的性质主要有司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兼行政权三种观点。侦查权性质的不明确,导致警察权性质的不明确,进而导致公安机关在国家机关中定位的模糊。因此,确定侦查权的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国侦查权的职能、特征和运行规律上看,侦查权应当是一种行政权,同时具有一定的司法倾向。     

侦查权的司法属性辨析

目前理论界普遍倾向于侦查权应归属行政权,但鉴于侦查权具有司法属性的观点在实践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存在其"现实的合理性",拟针对将侦查权界定为具有司法属性的权力这一观点作一简要评析,并揭示我国司法权定位的混乱现状,以期进一步明确划定司法权的范围.同时,从深层剖析侦查权的本质特征,分析其同司法权之根本分歧所在,并据此对侦查权作一明确的定性.     

侦查权的本性及其演化趋向

学术界关于侦查权法律性质的讨论没有跳开行政权、司法权概念分析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分析的问题所在是没能追问行政权、司法权概念的实质。本文运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工具对行政权和司法权概念的实质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揭示,并得出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的结论。行政权性质的侦查权是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一种权力作用形式,这种权力的实施要受到市民社会的制约,这种制约的结果是侦查程序发展的司法化趋向。     

论我国侦查权的性质

对于刑事诉讼中侦查权的性质,我国学术界一直都存在着不同认识。文章通过对司法权和行政权特点的比较分析,认为无论是从法理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侦查实践的角度考察,侦查权应当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     

我国检察权性质定位的再思考

目前针对我国检察权性质的定位问题,在学界和业界存有司法权、行政权、多权合一以及法律监督权等分歧。我国检察权具有司法权性质,但应取消其侦查权,并增设公益诉讼权和强化司法监督权。     

法哲学视阈中的侦查权

从本质属性上讲，侦查权具有公权性、国家性和法定性，这决定了侦查权是典型的国家公权力。从内部权能构造上讲，侦查权分解为侦查设定权、侦查决定权和侦查执行权三部分，这三部分权能跨越了立法、行政和司法等领域，是传统国家分权理论在公私法融合不断加剧的现代社会中进行自我发展自我调适的产物。从外围法律关系上讲，侦查权既不属于行政权，也不属于司法权，只是在部分领域与行政权和司法权各有交叉，它应当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国家公权力。     

行政干扰司法应当引起警惕

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权力配置体系中，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必然同时运行。为保证权力的正常运转，防止权力的败坏和滥用，各项权力之间必须相互制衡。其中，司法机关透过个案，对行政权进行制约。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规范司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各守其道，互不干涉。     

论代议机关权力的特性

不同的国家权力有不同特性,有不同的功能,发挥不同的作用。这是由权力的价值目标和任务决定的。行政权的价值是效率,它行使权力的方式就是首长负责制。行政权是一种执行权,它执行代议机关制定的法律或作出的决定。行政权是一种命令权,有上级指挥下级的功能。行政权是一种行动权,它必须不断地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而不可坐而论道。行政权是一种管理权,它通过不断采取措施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行政权是一种强制权,它可以通过直接采取强制手段达到目的。司法权是一种裁判权,它的价值目标是公正。司法权首先是一种判断权,它要按法定的标准判断是非曲直。司法权是被动性权     

行政干扰司法应当引起警惕

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权力配置体系中,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必然同时运行。为保证权力的正常运转,防止权力的败坏和滥用,各项权力之间必须相互制衡。其中,司法机关透过个案,对行政权进行制约。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规范司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各守其道,互不干涉。以《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为代表的     

侦查权性质论纲

侦查权究竟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这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侦查权应该归入司法权范畴,惟其如此才能保证控制和预防犯罪这一刑事诉讼最高价值的实现,让刑事司法活动真正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     

论检察权的性质及分配机制

检察权的性质与分配机制一直是我国检察制度研究中比较热门的话题。检察权的性质是检察权分配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的检察权性质在宪法中定性为法律监督权,但是检察权更多的是一种带有行政权性质的司法权。我国的检察权制度受到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分权制衡理论以及我国检警相对分离的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权分配现状。现阶段我国的检察权存在行政性比较明显、法律监督权的定位是否准确等一系列问题。检察权的未来改革应当对检察权进行去行政化,并且应当削弱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的属性,将监督权的权能回归人民代表大会,净化检察权的司法权性质。     

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司法审查中的运用

通说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不是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考察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国外司法审查中的运用,分析我国的现状,本文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应写入行政诉讼法中,以便更好地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     

民主监督:以民制权的现实选择

绝对的、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而要防止权力滥用,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就要对权力进行制约.要完善我国现行权力制约机制,除了不断完善我国现有的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行政监督,加强以权力制约权力,即以权制权外,还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对权力的制约,即以民制权.而民主监督就是以民制权的现实选择.     

侦查权性质刍议

对于刑事诉讼中侦查职能的定位与侦查权的性质,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文章首先从侦查权的概念入手,通过对侦查权基本特征的比较分析,明确侦查权的行政属性,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作一宏观上的建构,以规范我国侦查权的行使,从而达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最佳平衡。     

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若干问题思考

严格规范主义与自由裁量主义的有机结合是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法理基础 ,而行政法所具有的成文法局限性使行政自由裁量因素的介入成为可能。我国立法中给予行政主体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限 ,易导致行政主体滥用职权和裁量的不合理性。因此 ,应健全对行政自由裁量的法律制约机制 ,确立合理性原则作为法治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 ,从原则上进行控制 ;完善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 ,从规则上进行控制 ;建立行政公开制度、参照先例制度等 ,从制度上实行控制     

论行政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界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滥用职权作为法院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理由,在行政权不断扩张的今天．该规定的内容使得司法权可以对行政主体的栽量活动进行审查,为防止行政权行使的肆意提供了司法保障。但是在我国当下的现实中,行政法学界对“滥用职权”的内涵与表现形式等基础理论研究存在较大争议,形成多种不同的观点,相对一致的学说理论没有形成;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也没有对“滥用职权”进行准确定位,进而导致在司法审判中,法官对“滥用职权”的标准难于把握,不能、不愿也不敢适用“滥用职权”而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笔者试从“滥用职权”的不同认识出发,梳理之间存在的核心争议点,进而根据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分权制衡,界定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界限与深度．以期明晰在司法审查中法官需要把握的适用标准。     

论信赖保护原则的司法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其内容包括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信赖值得保护和信赖保护方式。信赖保护原则在司法适用中可从宪法规定、具体法律规定和个案司法判决援引的理论依据中寻求法律依据。信赖保护原则的司法实践可约束行政权以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树立诚信意识,有利于审查抽象行政行为。信赖保护原则司法适用的具体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可从信赖保护司法适用的主体、基准、范围和保护方式以及信赖利益司法保护排除规则等方面来完善。     

台湾地区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机制

在台湾，行政命令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或者基于职权针对未来的一般事项制定和发布的抽象规范。为了解决行政命令的违法、“违宪”问题，台湾地区健全了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一，厘清行政命令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为规范审查提供基础；二，强化立法审查，确认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此制度虽有明显的进步，但仍有检讨的余地。     

论比例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

我国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审查标准迫切需要重构。比例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判例和理论发展起来的相当成熟的审查原则和标准,可资我国借鉴。本文研究比例原则的概念、渊源和适用领域,分析其在司法适用上的局限性,并就其在我国行政诉讼中运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