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美学

政治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在在都表现出美学的精神。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意志、观念净化和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和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动的根据和规范;对权力的视觉分析可以推及到人的整个感性活动之中。     

法治文明的二元权力观解读

在对权力这一现象的研究中,不少人已开始注意到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对立冲突对于法治建设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近年来,社会权力的蓬勃发展更加强了人们对它进行深刻认识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讨论权力这一社会现象时,也肯定了权力最初起源于社会,只是当阶级分化、国家出现后,权力才集中于国家手中。因此,在建设法治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要以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和谐并存的二元权力范式来构建我们的制度。     

浅论隐私权保护的缺位及思考

工业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可人们的隐私权却越来越受到侵犯，这一问题说明，人们法律意识的忽视，以及法律的不健全，本文据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与建议。     

算法权力之否定

“算法权力”的肯定论在认识思路上相当于悬置对象而专注于认识的条件,其实并非对算法本身的认识。从对象实在论角度看,权力是社会关系中产生预期影响的能力;算法广义上指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但无论如何,算法明显不是权力,在算法与权力之间取得联系,唯有通过权力行使的决策过程。而从算法的应用场景或条件角度看,算法的应用也不会生成一种新型的权力;算法应用带给人们权力“压力感”,直接原因在于算法替代权力行使中人类的决策,不仅使权力变得更强大,也使权力的潜在性与现实性模糊,理论根源在于作为手段的算法与权力的目的相结合。为此,法律对算法的回应需要一种目的主义的控制路径。一方面,针对算法与权力内在目的的结合,控制算法的应用范围,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权力的沟通机制;另一方面,针对算法与权力外在目的结合,依据“目的-工具理性”注重手段的可调整性,加强对外在目的本身的控制。     

论法律权力的概念

韦伯关于权力的定义有重要意义，但是，它不能也不会终结权力问题的讨论。韦伯的定义对于人们认识法律权力现象有很大的影响。就法律权力而言，无论是霍菲尔德还是哈特都提出了重要的认识，而他们的认识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地方人大如何行使决定权——访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汉洲

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的重大事项,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县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人们习惯称这一职权为决定权.     

权力的分解、位移与下沉——写在1982年《宪法》实施三十周年之际

30年来,1982年《宪法》实施的历程本质上就是国家权力关系调整与权力秩序变革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即为权力的分解、位移与下沉。其中,权力的分解乃促使国家集中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国家社会分享型权力结构模式演变的内在驱力;权力的位移系引领单一完整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多元分散型权力结构模式演进的制度诱因;权力的下沉则是推助中央集权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地方层级分权型权力结构模式变迁的核心要素。     

惩治"权力寻租"在经济学语境下的思考

腐败既是一种病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在关于腐败的众多研究中,从经济学角度入手的"寻租"理论以其强大的说服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腐败现象与"反腐败"策略的经济分析从不同于传统刑法思维的新视角为科学和优化的配置刑法资源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     

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

现代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 ,同时又出现了社会多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国家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了 ,人类社会出现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向。权力多元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权力社会化则是权力人民性的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这要求人们不仅应具有权力的国家意识 ,还要有权力的社会意识和世界意识 ,人类要为建立实质的法治国家 ,促成民主的法治社会 ,最终实现“大同法治世界”而共同奋斗     

日本违法犯罪动向与推进预防犯罪的活动

<正> 一、前言每年迎来盛夏7月的时候,在日本全国都开展"社会光明运动"。这一运动是由法务省主办的。它的目的是使所有国民加深对于预防犯罪和对犯罪人们更生的理解,以便分别站在自己立场上通力合作,筑起无犯罪的光明社会。回顾社会光明运动的沿革,在战后不久的1949年7月1日施行了预防犯罪更生法,在新的刑事政策观念下,建立了作为社会内处遇的更生保护制度。这一年由对这一法律思想发生     

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课程知识观？

在历史上曾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课程知识观，如把课程知识作为制度化知识，作为化资本，作为法定化等等。制度化的教育必然要求一种制度化知识与之相适应，课程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性资源和化资本，成为人们增强支配性地位和获得权威的途径。课程作为法定化，它代表统治集团的利益，是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体现和象征。当代人们更寺地把知识理解为价值性的、个体性的、情境性的与过程性的，而不是客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而确立了建构性的课程知识观。     

发扬五四精神推进民主法治——青年法学工作者笔谈会

"五四"运动过去整整七十年了。有些历史事件的非凡价值往往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会被人们逐渐认识。"五·四"运动也是这样。当人们面对着人类文化的宏大视野,回首审视七十年前暴发在国土上的伟大事件时发现,在中国文化沿革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终结了一个古老岁月和开启了新的纪元,而且还在于它指示的方向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五·四"运动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它在中国法律文化史上的功绩更是如此。今天,我们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五·四"的革命精神,去推动民主法治建设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七十年后的中国,又一次经历着伟大的历史性变革;七十年后的青年,深刻地意识到新一代庄严的历史使命。     

关于新闻媒体如何依法行使第四权力的思考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化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通过各种交流渠道相互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整体。其中,新闻媒体充当了一种特殊的沟通媒介,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虽然我国新闻媒体行业整体形势向好,媒体监督作用效果日益凸显,在某些重大社会事件中起到了积极助推作用,充当了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维护人民正当权益,从而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型政府的助推器。但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如何确保新闻媒体依法行使权力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本文分析了我国新闻媒体监督人民政府施政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如何确保新闻媒体依法行使监督权力的措施及建议。     

中国宪政文化与制度建构的反思

五四前后的思想文化运动为什么没有产生有效的现代宪政制度,因为我们缺乏形成和革新制度的能力。制度经常是利益斗争和调和的产物;制度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本共识基础上;制度的构建还需要法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因素以及制度本身的作用。     

中西思想文化对权利观念的影响探析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权利一词在西方国家备受关注,而在中国对权利的论及甚少,只是近几年才受到关注。为什么权利观念在中西方有如此大差别,除了受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这一决定性因素的影响之外,必定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本文指出在这些附属的因素里,文化的因素无疑是影响权利观念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它自觉不自觉的影响着人们的权利观念。     

试析网络暴力游戏之恶名及由来

网络暴力游戏是一个未经科学定义的、内涵模糊的词语,但却被人们普遍的使用。当网络游戏与暴力这两个语素组合到一起的时候,网络暴力游戏就被赋予了浓重的消极色彩。它成为了人们强烈抨击和谴责的对象,甚至成为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直接的、重要的诱发原因。社会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并持久的对网络暴力游戏的讨伐运动。这场运动是以家长、老师对孩子的失望情绪和追责需要为前提和基础的;我国主流媒体则将这些情绪和需求聚焦并放大,使之成为强势主流话语,而最终形成了这场对网络暴力游戏的批判运动。     

官员只享有“有限”隐私权

网络之刃,既扎破了原来很多不合时宜的厚厚篱笆,让人们看得见透明的政府、赤裸的官员,更方便地监督政府,也引起了人们对此种曝光是否会侵     

拉美国家女权主义运动中崛起的女子警察站(一)

女权主义运动对消除女性暴力的强烈要求以及国家对消除女性暴力责任的承认促使了拉美国家女子警察站(WPS)的产生。WPS的职能有其自身和国家有关暴力犯罪的法律法规所界定;从"性别与权力"的高度处理其体制文化中的各种问题是保证其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     

论司法公正语境下法律监督的生成与实现

法律监督是对侦查、审判的一种对抗性制约,当权力运行处于平衡状态时,司法公正也就得以实现.根据宪政权力平衡规律,强化法律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必须秉持“权力制衡”理念,合理配置各项司法权限,使法律监督与侦查、审判之间在立法上形成一种静态的制度平衡,同时,检察机关要以能动司法为基础,在权力平衡运动中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这既是检察机关的重要使命,也是检察机关的宪法责任.     

中国宪法中的权力秩序

宪法是国家权力秩序的基础;从现行宪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存在着统治权力与自治权力、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力、意思性权力与执行性权力、全国性权力与地方性权力四对权力关系。如果说这四对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中国宪法权力秩序的基本内核,那么理顺这四对权力关系,并保持各对权力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动态平衡,则构成了未来中国宪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