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应对刑事责任能力的上限作出规定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对负刑事责任能力的上限均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我国刑法中没有上限的规定,实乃立法和司法的缺憾。据预算2025年我国每四个人中将有一个老人,届时老弱病残者犯罪问题也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认为健康和年龄因素,对老弱病残者犯罪负刑事责任的影响,在立法中应予体现,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这也是国情的需要。     

论雇佣犯罪的刑事责任

近几年,雇佣犯罪案件频频见诸报端。然而对于这种极具特点的犯罪现象,其刑事责任的确定,不仅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刑法学界也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从而极大地影响到对这类犯罪的正确处理。因此,正确界定雇佣犯罪的内涵,系统地研究雇佣犯罪在刑事责任确定中的基本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刑事责任论的地位守护与实践解危——以维持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为视角

借鉴德日犯罪论体系对我国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进行改造或者直接移植用以替代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实际上否定了刑事责任的独立性,从而推翻了现行的"罪—责—刑"中国刑法学体系。坚持刑事责任的独立性有利于刑事归责体系的构建和充分发挥刑事归责的功能,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从而证成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合理性。提升刑事责任的地位,应在刑法典中单独规定"刑事责任",以彻底地明晰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系,并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展示刑事归责的动态过程,现实地体现刑事责任的"调节器"功能和立法与司法的互动,从而真正造就出"定罪—归责—量刑"的思维链条和实务范式。     

浅谈刑法因果关系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刑法因果关系的应用是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律工作者用于判断行为人刑事责任有无及刑罚的重要依据。刑法因果关系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本文讨论了刑法因果关系对刑事责任的影响,重点阐述了存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排除刑事责任的情形。     

犯罪民事责任制度质疑——兼对我国刑法功能暨刑事责任制度的反思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于犯罪人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追究其民事责任。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法律适用上的一系列问题,同时违背了重复评价、有罪推定等法律原则。本文分别从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视角,对犯罪民事责任制度提出了质疑,在理论上辩驳了支撑该制度的学术观点,最后得出废除该项制度的基本结论,并指明了解决犯罪赔偿问题的法律出路。     

论我国刑法中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日益为国际社会及世界各国所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决定了对其犯罪应采用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制度。我国现行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明确规定了从宽处罚和不适用死刑的原则。从有助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考虑 ,本文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和从宽处罚的原因进行探讨 ,并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观点提出异议 ,为司法实践正确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提出新的思路。     

论国家刑事责任下国家恐怖主义犯罪主体的重构

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恐怖主义获得了国际上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暴力活动方式随着人类政治生活产生而随之变化,以国家为主体的恐怖主义犯罪成为国际反恐进程中的棘手难题。由于国家是抽象主体,导致在国家恐怖主义犯罪的理论与实践中,存在很多围绕国家主体的问题。本文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刑事责任视角出发对国家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要件进行一个重构。     

澳门刑法中叛国罪的犯罪构成研究

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以特别刑法的形式确立了澳门刑法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依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从叛国罪的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因果关系、主观要素中的罪过形式等方面进行法律分析,有助于绘制出了澳门刑法中叛国罪的犯罪边界。     

共犯刑事责任年龄的中日比较

在刑法理论和实务操作中,经常可以遇到认定共同犯罪的问题。当实施共同犯罪行为的主体中一人或多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时,是否还成立共同犯罪,对参与犯罪人的刑罚应当如何界定,都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从中日两国刑法对于共同犯罪的不同规定入手,分析了两国对该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法,并根据其优劣进行了选择。     

完善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规定的思考

贪污贿赂犯罪历来是我国刑法所要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是我国刑法第八章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不尽完善,因此需要改善有关规定。本文指出刑法中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需要适当扩大、在立法技术上应该进一步优化,消除其中的法律漏洞,同时还应该完善罪名设置,可以考虑增加罚金刑和资格刑,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最近审议中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在上述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值得肯定。     

论国际刑法中个人负刑事责任的行为——以《罗马规约》第 25 条为视角

回溯国际刑法的历史,虽然个人对国际犯罪负刑事责任之行为形式和内容有所变化,但是国际犯罪之集体属性不能阻却个人的刑事责任却不曾动摇。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25条的规定与早前的国际刑事法律文件之最大不同点,不在于重新界定国际刑法中个人负刑事责任的行为范围,而是对个人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形式予以了系统化。     

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路径

在弱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在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内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实际上是研发者或使用者行为的延伸,应当由研发者或使用者承担刑事责任。与传统犯罪相比,研发者或使用者之间的刑事责任分配会随着智能机器人"智能"的增长而有所不同。智能机器人"智能"的增长还会影响对行为人量刑的轻重,甚至可能影响对行为人行为的性质判断。智能机器人在自主意识和意志的支配下超出设计和编制的程序范围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时,应将其作为刑事责任主体进行刑罚处罚。此时,智能机器人不能和研发者成立共同犯罪,但有可能和使用者构成共同犯罪。     

论刑法对单位犯罪中自然人刑责主体的限制

刑法对单位犯罪中自然人刑责主体的追诉范围较之自然人犯罪有较为严格的限制,主要表现为刑法第31条对单位犯罪的自然人刑责主体只规定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两类。但由于法条对这两类人员特别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规定在概念上较为抽象,因而在进行司法认定时出现了一些困难,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反映在因为职务关系而被     

中外刑法分则对犯罪形态的规定之比较研究

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以犯罪既遂为标准——这一命题在欧陆国家以及追随其理论的日本有着历史的根基,修正的构成要件学说是其在结果主义传统与现实需要之间做出的调和选择。我国自古处罚未遂,对刑法罪名条款的认识与西方有别。对我国现行刑法分则的理解,不宜与欧陆日本刑法同日而语,而应作出符合我国情况的解读: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既包括既遂也包括未遂,犯罪构成与犯罪既遂是两个有着不同功能的概念。     

论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及其实施

本文论述了新《刑法》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立法背景，各种环境与资源犯罪的罪名及其犯罪构成，并探讨了刑法关于环境与资源犯罪的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论新刑法中正当防卫的界限

<正> 一、正当防卫的本质与形式 近代刑法理论认为,正当防卫是将本来应由法律保护的利益在法力所不能及的紧急情况下,赋与公民奋起自卫的一项正当权利,它本身意味着对国家刑罚权的一种补充。大陆法系刑法理论通常认为正当防卫属于阻却行为违法性的事由之一,而我国刑法理论认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行为同属于“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本质上就不具有违法性。无疑这两种主张的视角是不同的。在刑法学领域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亦同)。对待同一问题,其视角或侧重面相异,往往就会导致形成不同的学派。不仅如此,作为刑法理论还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反应出,其理论     

浅谈刑法中共同犯罪帮助犯的立法疏漏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具有与单独犯罪不同的特点,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一般是指单独犯罪而言的,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显然不同于单独分则的犯罪构成,要使共犯承担刑事责任,需要对一般意义上的犯罪构成加以修正,是以分     

犯罪构成：刑法谦抑精神的载体——以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为例

英国法学家边沁说，刑法中有两种恶：“一种代表罪行之恶，另一种代表刑罚之恶”。犯罪，虽然是一种极端的“恶”，但它毕竟是“人类所具有的弱点与苦恼的表现”；刑罚，虽然是保全社会所必要的，但它毕竟也还是一种“恶”。由这两点认识     

有关我国刑法中因果关系的探讨

刑法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原因是：因果关系不是以构成要件必须的犯罪活动为主的主客观事实情况,所以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性质;因果关系不能确切的判断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是否属于犯罪构成要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没有构成客观方面的外在的犯罪事实特征;因果关系在断定某个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时,起到工具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