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杀了她?-侦破技巧漫谈

十二月二日下午,莫斯科市季米里亚泽夫区检察长谢尔盖·菲利波维奇·日林一个紧急电话,把侦查员卡舍廖夫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民警第十六分局刚才来电话,说是有一个青年妇女在家里上吊死了,死者叫玛加丽塔·韦列米罗娃.快到现场看看去.说完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索博列夫大街,14楼,11单元.卡舍廖夫带上必要的用具,从检察院出发了.     

乞讨是言论自由吗?——美国乞讨权诉讼中的核心问题

对于试图在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体系内讨论乞讨问题的法官来说,乞讨是否构成言论自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到目前为止,法官们分别采用了为乞讨下定义、将乞讨等同于慈善募捐、从先例中直接寻找依据等三种方法解答这一问题.解答的过程充满了纷争,而将乞讨等同于慈善募捐已成为同情乞讨者的法官所依赖的主要方法.同时,这一论争的过程也表明,争取权利和承认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弹性的文本和丰富的先例可能提供"柳暗花明"的机会.     

刑法是后置法吗?——法域冲突问题之体系反思

为了避免法秩序统一性与部门法违法判断相对性的冲突,部分学者主张民刑、行刑之间存在整体性的“前置—后置”关系,前置法违法性判断在逻辑上独立、优先,并且约束刑事违法性判断。对刑法后置论的捍卫存在说明性辩护(实然)和道德性辩护(应然)两种路径。说明性辩护认为,刑法后置论是对我国实在法秩序的最佳说明;道德性辩护认为,刑法后置论是现代国家法秩序的应然理想状态。对刑法后置论的说明性辩护是失败的,因为犯罪并非严重的前置违法行为,而是具有公民不法的独特道德意义;刑罚也不仅仅是最严酷的调整手段,更具有报应性公共谴责的独特功能。对刑法后置论的道德性辩护也不成功,因为对公民不法施加报应性谴责本身是国家平等尊重全体公民的政治道德要求,属于国家强制力的正当行使范围。民行刑之间是平行关系而非“前置—后置”关系,三者均有自身的独特功能和固有的调整领域。     

人是理性的吗?——来自推理与决策心理学中的争论

当代认知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的推理、判断和决策行为常常偏离形式逻辑、概率和决策理论等规范原理,表现出系统的认知偏差。研究者对认知偏差及其实验研究的不同理解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关于人类理性的争论。悲观论者认为系统认知偏差意味着人们的思维能力存在规范性缺陷,认知偏差研究为人类理性提供了否证性证据。乐观论者从理解问题、规范理论问题和外部效度问题等方面为人类理性进行辩护。两种理性观则把人类理性区分为个人取向与非个人取向两种,试图消解悲观论和乐观论之间的矛盾。     

自主武器系统是合法的武器吗?——以国际人道法为视角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现实武装冲突的要求,现代军事武器的水平进一步提升,自主武器系统逐渐进入了人类的视野。自主武器系统的部署可以减少武装冲突各方的战斗员伤亡,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时提高了武装冲突的集中度,更将战场上的生杀大权完全交给了机器人系统而脱离了人类的控制,因而其在国际人道法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值得关注。即使自主武器系统的出现,模糊了"武器"和"战斗员"的界限,但出于对其遵守国际人道法的能力和承担法律责任的考虑,自主武器系统不应被视为战斗员,同时也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武器,而应作为一种"作战手段和方法"来接受国际人道法的审查和规制。今后的科技水平也许可以让自主武器系统遵守国际人道法中具体的武器规则和作战规则,但这种"致命决策去人类化"的人工智能系统却始终难以符合马顿斯条款下对人道与良心的要求。     

“人格物”是一个伪命题吗?——基于行为法律经济学的分析

人格物是一个在对人格权保护的讨论中所衍生出的新兴的概念,其特点表现在一般的物品上附着了当事人的情感利益,对于特定当事人来说物品具有了一定的人格化倾向。行为法律经济学是西方法经济学研究中所发展出的新的分支,其强调在分析法律问题时应该使用心理学、脑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等多学科交叉架构,以新的视角发现和探索法律问题的根源。在使用行为法律经济学方法对人格物进行分析后,人格物的内涵和外延都存在模糊不清之处,尤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对于物品的价值无法判断,所以其很难作为一个完善的概念纳入人格权保护的体系之中。因此,在具体涉及到人格物的案件中,应该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     

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吗?——透视行政法的支架性结构

本文通过对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前后的行政法学研究文献的统计与分析,验证了一些权威学者提出的"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发展的分水岭"的观点,并进而发现隐藏其中并发挥决定作用的行政法的支架性结构.从这个视角可以对行政法研究方法以及当前行政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提出新的看法.     

撤销许可证就一定是行政处罚吗?——对一类行政许可行为性质的反思

在行政许可领域中 ,对于一些许可事项 ,法律明确赋予被许可人一定的作为义务 ,这些义务是被许可人取得特定权利、获得特定资格的基础 ,此类许可在性质上属于附法定义务的许可。如果被许可人不依法履行此类法定义务 ,有关行政机关可依法取消赋予其的特定权利或资格 ,终止许可关系 ,这种废止许可的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法所称的“吊销许可证、执照”的调整范围     

举报犯罪应当是法定义务吗?——基于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法理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举报义务的设置并不妥当。从举报的社会功用层面看,举报虽有着维护法律制度运行,建构制度信任的重要功用,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破坏人际信任的代价。当举报成为法定义务时,告密行为也同时得到激励,行为人可将自身的道德责任转移给法律,并有可能促使"告密者难题"的出现。举报义务从根本上看,是"德自法出"的秩序模式的产物,它出于对法律制度的绝对维护而忽视了社会自生道德秩序的应有地位,忽视了人性的根本需要。只有把举报视为权利,才能更有利于人性的培育和个体道德意识的成长。     

贝卡利亚是意志自由论者吗?——读《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贝卡利亚,这位公认的刑事古典学派的鼻祖,被人们当然地视为意志自由论者。但查遍全书,贝卡利亚并未使用"意志自由"的字样,所以又有学者认为贝卡利亚是反对意志自由的。但本文通过详实的论据,试图论证贝卡利亚是借助于功利主义的倾向,使用了意志自由的内涵观点。     

法仅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吗?——兼论法亦为国际社会主流意志的体现

中国的法理学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由以刑法为基础的法理学向以民法为基础的法理学的转变；二是由以国内法为基础的法理学向以国内法、国际法并重为基础的法理学的转变。由此出发，本文从二战后国际社会主流意志对侵略国意志的改造、联合国对其成员国意志的约束、其他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国意志的改造等角度，论证了现代法律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同时还是国际社会主流意志的体现，并论述了国际社会主流意志形成的原因与途径     

“职业打假人”是公益性买者吗?——基于“买假索赔”式打假机制的定量研究

在买假索赔式打假机制运行过程中,职业打假人的社会形象与法律地位备受争议却缺乏定量数据的佐证。通过调查问卷采集样本数据、展开定量研究,其结果表明买假索赔式打假机制之效能发挥与目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职业打假依赖,进而认为在社会角色层面职业打假人应被视为公益性买者。应采取制度修缮与宣传教育等措施从理性驱力与行为能力这两个方面来提升普通消费者参与打假的积极性,并将《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3条适用范围扩大到食品药品之外的其他消费纠纷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