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宪政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

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中力图阻挠或扭曲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历史潮流的各种学说层出不穷,诸如"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宪政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等等。这类学说虽然激发了一些新的有益思考,却确实造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混乱。建立NIEO乃是1950年代以来全球弱势群体数十亿人口争取国际经济平权地位的共同奋斗目标,当代中国人应当全面、完整、准确地加深理解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将中国在建立NIEO历史进程中的战略坐标和基本角色,定位为旗帜鲜明、言行一致的积极推动者。中国理应进一步发扬传统的具有独特内涵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通过BRICSM类型的"南南联合"群体,成为建立NIEO的积极推手和中流砥柱之一。总之,中国人务必保持清醒,谨防落入上述各种"时髦"理论的陷阱。     

经济全球化与法律监管

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看，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推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机遇与挑战并存。这次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的佼佼者，也可能面临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从发展趋势上看，各国政府越来越注重使用法律手段维护经济安全。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涉外经济立法，防范和减少风险，我们完善立法的目的是加强对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防范，而不是回避经济全球化。     

论法律秩序与律师功用

在人类法律秩序的建构中,律师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为协助社会主体了解法律权利的内容、协助社会主体正确行使法律权利和协助社会主体救治被侵害的权利和利益三大方面.我们应当认识和遵循律师职业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作用和内在规律,借鉴发达国家律师发展的经验,完善和健全律师制度,以充分发挥律师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功能.     

发展商品经济与打击经济犯罪——浙江温州等地调研报告

<正> 应中央政法委员会之邀请,我们于今年七月初南下杭州、温州、乐清等地调研,先后召开六个座谈会并查阅收集了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着重从理论上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商品经济与经济犯罪 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商品经济异常活跃,尤以乡镇、集体企业为最.与此同时,经济犯罪案件迅速增长.浙江省1986年至1990年审理的经济犯罪案件分别为:1792件,1135件,1286     

“法律过剩”了吗？论法律秩序的形成与法律适用学的建立

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业已形成,但毋庸讳言,我国由传统的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迈进的过程中,社会生活并未如这些既定的规则和秩序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甚至出现了“法律过剩”的现象。法律制度要发挥它的作用,实现其基本价值目标,必须体现在法律秩序建立上,其中法律适用学可以成为研究法律秩序形成的理论科学。     

科学发展观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客观需要和必然选择,也是确保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根本保证。     

论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可以分为形成和完善两个历史时期。中外法制史实表明,完善法律体系的任务不但同样艰巨,而且旷日持久,永无止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包括:制定亟待出台的高难度的一批骨干法律;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而适时制定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不断修改现行法律法规;编纂法典。     

二十世纪中国的三次法律革命

<正> 一、问题的提出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曾经发生过三次历史性巨变,即1911年的辛亥革命、1949年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以及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来看,尽管这些历史巨变的过程、特点和目标有所差异,但是作为一种模式或趋势,法制现代化都几乎成为这些历史演进过程的基本法律表现,并且衍生出前后相继、逐次提升的三次法律革命。     

地理标志和地名商标冲突的法律调整

地理标志和地名商标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可以极大地提升商品的附加值。能为权利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由于地理标志和地名商标有密切的联系，二者有共同的因素——地名。当同一地名既是地理标志的组成部分，又是地名商标，且标识的商品是同种商品的时候．具有集体公有性质的地理标志和具有个体垄断性质的地名商标所属的不同权利人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实践中已有大量纠纷产生，如著名的金华火腿案、白蒲黄酒案。笔者试从冲突的原因开始分析探索解决冲突的办法。     

四中全会:法律体系开始走向一元化

现代国家治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统一的法定秩序,或者说要构建一个法律共同体,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概括就是法律秩序的一元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以中央全会的方式专门讨论依法治国,十八届四中全会还是第一次。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整个工作的重点会在法治秩序的构建方面,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和作为。甚至可以认为,如果说过去30年主要是经济改革,在未来的30年可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强化,而在这个过程中法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提到建设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时候,常常会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那么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推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

<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要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以“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为重点;要加强经济法制建设,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加强经济立法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可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是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内在要求。但是,中国法学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研究还比较肤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概念、结构以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意义和对策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意见分歧。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研究亟待深入。     

市场经济与法律发展——一种法社会学思考

<正>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思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近来,法理学和部门法学都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法律应当怎样发展的问题作了大量精辟的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个命题已成为当今中国法学界最流行的口号。从目前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的著述文献来看,法学家们在考虑市场经济与法律发展时,主要表现为从一种理想状态的市场经济模式出发,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律发展的"应然"关系,即根据作为目标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特征,强调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法律原则、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和法律体系。同样,阐释法律在建立和发展     

非标准就业的经济分析与法律调整

劳动力资源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它的配置方式必然会影响初次分配的公平、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速度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我国政府和学界混用非正规就业和非标准就业的概念,对我国非标准(灵活就业)就业的规模和消极影响估计不足,形成了加快发展灵活就业形式的认识误区。这种畸形的就业模式和雇佣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企业对低劳动成本的路径依赖以及产品升级和技术革新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导致了初次分配的严重不公,尤其是因对农民工群体的低成本压榨导致了近年来的用工短缺问题。为解决畸形雇佣模式所带来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在政策导向和法律制度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度降低我国非标准就业劳动者的比例,提高其职业稳定度。     

法律与幸福

葛洪义在2007年12月18日的《光明日报》上著文《法律与幸福》说，法律与幸福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幸福感是可以通过法律提升的；法律制度的建设需要把幸福的实现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和价值。对所有社会历史问题的分析，都必须从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和生产活动开始。幸福首先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相关。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正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是法治国家；中国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就确立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可见，经济领域的成就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在利益分化、社会分层的社会，法律能够起到定份止争的作用，防止各种强势群体与民争利。     

直面中国法律体系中的“硬伤”

法治是否健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制定法律,并认真严格地加以执行;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对一些不适应的,或者明显与社会进步相悖的法律及时进行清理。我国现行的部分法律条文存在瑕疵,缺乏操作性和科学性,影响了法律的公正和权威。法律清理,正是立法的一种形式,通过清理来实现法律的一致和统一。     

产权、法律与中国经济改革

产权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上,产权对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在宏观层面上,不同的产权安排导致了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别。个人的武力和社会的规范都可以为产权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无法完全替代法律的作用。获得法律保护的产权作为一种安全的产权,更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改革所创造的奇迹离不开产权制度的创新和法律对产权的保护。产权改革的不完整,特别是与土地相关的法律制度的缺陷,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中诸多问题的根源。     

入世与我国法律环境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现有的法律环境已显得不够完善与科学，特别是人世后，我国的法律环境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为此，我们要加快建设和完善我国的法律环境，使之尽快与国际接轨。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

作为国家根本法,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三个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涉及到十三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是对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补充、深化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之间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要在理论上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是通过进一步理顺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凸显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既强调宪法和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各项具体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海关国际（地区间）合作的法律基础

商品流动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基础，但价值规律的自然作用不能解决无序竞争互相残杀或封闭保守壁垒重重，于是有了国家货关税卡的干预调控。各国各地，各自设立海关，通过徵税高低和对不同品种货物鼓励、限制、禁止进出境的措施，达到支持短缺进境和盈余出境、限制己方有能力生产的货物进境和己方短缺出境，禁止对己方严重有害物的进境的目的。商品生产跨国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掀起更高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浪潮，也使不同国家、地区特殊经济利益面临更强烈的保护要求（并且这种保护不被别国视为贸易歧视或报复），于是各国（地区）间海关的合作就更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