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快讯

2000年 10月 23日至 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进行了下列立法活动： 　　一、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草案 )》 　　二、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正案 (草案 )》 　　三、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 (草案 )》 　　四、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修正案 (草案 )》　　五、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修正案 (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法修正案 (草案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修正案 (草案 )》 …     

关于合营企业与合资法的调查研究报告

<正> 本文所称的“合营企业”是指设在中国境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不包括设在中国境外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资法”是指1979年7月8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论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审批制度的不合理性--兼论合同审批制度与合同自由原则的冲突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申请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必须提交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合同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由审批机关进行审批。从实证的角度出发,分别从该制 度的成因及其实施二十余年的绩效以及对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的考察等角度分析论证我们现行 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审批制度的不合理性,并根据合同自由原则的基本原理,提出尽快修改该制度 的立法建议。     

从中外合营企业到中外合资公司: 内部组织机构体制的多样化

现行中外合营企业组织机构体制有其利弊。涉及中外合资公司组织机构体制有两种立法取向：保证公司决策的效率、质量及公正性;或强化股东“共同经营”,从而达到合资各方“优势互补”的目的。在这两种立法政策的主导下,中外合资公司应采取多样化的组织机构模式,以使中外投资者拥有选择各种公司组织机构形式的自主权。     

南斯拉夫的破产立法

自五十年代初起，南斯拉夫在经济领域里开始实行自治，企业的自治权力越来越大，在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和竞争发挥重要作用的条件下，优胜劣汰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处理长期亏损而无法继续经营下去的企业，也就成了国家和立法面临的急待解决的问题。     

轻罪时代刑事立法泛刑化与重刑化之理性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角

当下我国犯罪治理已进入轻罪时代,然而,十二部刑法修正案表明,轻罪时代我国刑事立法一直存在泛刑化与重刑化的趋势。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例,泛刑化立法体现为扩大犯罪圈,重刑化立法体现为加重刑罚来惩治贿赂犯罪。从轻罪时代犯罪治理现代化要求以观,刑法应谨慎介入民营企业经营活动,相关法律已对民营企业内部背信行为设置较为完善的保护及救济措施,对之入罪会对民营企业正常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并违背现代公司治理的公司自治基本原则。加大刑罚力度难以实现贿赂犯罪预期治理效果,“行贿受贿一起查”不等于“行贿受贿同等罚”,重刑化反而会导致贿赂双方订立攻守同盟,增加查处难度。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保护与治理单位贿赂犯罪应从企业内部推动其依法合规经营,企业合规改革应该成为轻罪治理的首选方案。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不能延续传统泛刑化与重刑化的方式,刑事立法应谨慎进行犯罪化,刑罚配置应尽量轻缓化。     

从法治的立场解读《刑法修正案(六)》

《刑法修正案(六)》于2006年6月29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作为1997年刑法颁行以来内容最为丰富的修正案,《刑法修正案(六)》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我们就修正案的理解与适用作一评析。一、《刑法修正案(六)》的内容、罪名及立法评介(一)关于《刑法修正案(六)》的立法背景及内容《刑法修正案(六)》共21条。除第21条是关于该修正案生效时间的规定外,其余各条都是关于刑法条文的修正。其中,第1-4条是关于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犯罪;第5-9条是关于破坏公司管理秩序犯罪;第10-16条是关于破坏金融秩序…     

对合资经营相关法律问题的几点思考

对于“JOINTVENTURE”,应突破仅从企业形态对其认识的藩篱,其实质上是一种直接投资方式,译为合资经营,指两个或更多主体共同致力于一项特定商业事业的结合。国家投资政策与投资法律的要求、外国投资者的天然劣势、分散风险与争取待遇上的优惠等诸多因素促使了合资经营的产生与发展。但我国在利用合资经营这种投资方式时视野较狭窄、立法欠缺统一性且诸多规定与实际不符。建议取消以三资企业法为主体的外资法群,将合资经营直接规定于统一的外资法典的投资形式一章,而合资经营的具体法律形式,则交由相应的国内部门法调整。     

南斯拉夫国际私法的几个主要问题

<正> 南斯拉夫是个开放的国家,与外国的经济联系很密切,民间来往也很频繁。随着对外关系的不断发展,南斯拉夫的国际私法研究工作日益开展起来,在国际私法的立法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南斯拉夫尚未制定出一部国际私法法典,但是有许多现行的法律中都包括冲突规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突出争议

<正>由于我国《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历经1999年《刑法修正案》、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等三次重大立法调整,并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司法解释或者司法规范性文件层面针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定罪量刑问题配置了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大修刑诉法：为了正义,为了人权

2011年8月2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本年度最重大的一次立法活动开始进入公共视野。     

数额犯视角下我国偷税罪立法模式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下称修正案）第3条对1997年刑法偷税罪进行修正,体现出数额犯立法模式的完善。具体数额犯被修正成抽象数额犯,表明立法技术日臻成熟;仍采复合数额犯模式,但对“数额＋比例”制度设计进行了完善;改采纯正数额犯模式,行政责任条款入罪功能被取消,但赋予了“出罪阻却”功能。     

我国男性性权利刑事立法保护的阻力及必要性

关于我国男性性权力保护的必要性在学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且针对我的立法现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为何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至今,已出台八个修正案,可是男性性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仍旧没有在刑法修正案或是相关立法司法解释中得到体现?本文主要论述当前我国男性性权力立法保护存在的难点,以及其必要性。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组织制度之调整

在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以及如何建立内部组织机构,直接涉及到合资企业的法律地位及投资各方的权利义务。因此,制定统一的《外商投资企业法》,扩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组织形式,完善内部组织机构,强化监事会监督职能,已成为扩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重要一环。     

关于两种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制度的比较研究

<正> 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在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予以规定的两种公司形式之一。对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营企业)的公司形式,早在1979年7月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营企业法》)第4条和1983年9月2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19条中都分别作了明确规定:“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合营各方对合营企业的责任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由此可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实际上是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是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法。     

刑法修正案立法功能及其矫正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并颁布刑法修正案,是符合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应成为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权主体,且拥有主要的、基本的立法权限,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则应当是次要的、部分的,由此决定两者的立法功能有着主次之分。刑法修正案应与其他刑法体例相互结合,发挥其系统性功能。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应针对呈现立法扩张态势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进行功能矫正,由全国人大依法行使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权,由全体人大代表半数通过,并将现行刑法典重新公布。     

论欧洲刑事法一体化背景下的德国网络犯罪立法

2007年8月7日德国"为打击计算机犯罪的《刑法》第41修正案"获得通过,该修正案完成了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和欧盟委员会《关于打击计算机犯罪的框架决议》在德国刑法中的移植。研究这两部国际公约以及德国第41修正案的内容,可以认识欧洲刑事法一体化背景下的德国网络犯罪立法及其进程,掌握网络犯罪国际立法和德国相关立法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大修刑诉法：为了正义，为了人权

2011年8月2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本年度最重大的一次立法活动开始进入公共视野。     

有利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发展的两个税法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这是两个重要的经济法规,受到了国内外的欢迎与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直接为合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和优惠条件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我国的一贯方针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原则,发展和扩大与各国的经济合作。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在维护我国经济权益的前提下,贯彻了税员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原则,就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所     

刑事诉讼的立法模式与立法技术批判——以《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为中心

从类型学出发,刑事诉讼立法表现为对立的两种理想类型:一是价值导向性立法模式;二是技术性立法模式。《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的修法活动实为一种类价值导向性的立法。其特征为:政策与法理短路相接导致法律内部的紧张与对立,进而造成致力于精确性和明晰性的立法技术在立法中的有限应用,乃至反向利用。最终致使《第二修正案》在形式、结构与内容上均存在明显的技术缺陷。欲对其予以弥补和完善,须从价值导向性立法转向技术性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