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强行法与国家豁免权的冲突及其解决——以德国诉意大利案为视角

德国在国际法院诉意大利一案已有定论,2012年2月3日国际法院认定即使是德国作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仍然不能够剥夺其应享有的国家豁免权。在司法实践中国际强行法规则屡屡让步于国家豁免权,这也使得国际法学界更加关注国家豁免权与国际强行法之间的关系。为了协调二者的关系,可以考虑将国家管辖豁免权加以限制,将违反国际强行法规则的行为作为国家管辖豁免权的一种例外。就执行豁免而言,还需更为谨慎地处理其与国际强行法的关系。     

黄海勇案引渡程序研究(下)——以美洲人权法院黄海勇诉秘鲁案判决书为主要依据

黄海勇引渡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复杂的引渡案。该案不仅涉案金额巨大,犯罪嫌疑人滞留境外时间漫长,历经秘鲁地方法院、秘鲁最高法院、秘鲁宪法法院审判,而且被提交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并由中国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反思黄海勇案中的引渡程序,我们应当持之以恒地坚持境外追逃,及时化解对方对我国司法制度特别是死刑问题的误解,严格遵守对方法律提交引渡请求,全面提交案件材料并果断地作出外交承诺,如实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进步,妥善应对引渡中的程序性意外,正确处理在国外羁押期限折抵刑期的问题。展望黄海勇案,我们应当充分保障黄海勇的诉讼权利,全部兑现对秘鲁政府做出的承诺,实现对于黄海勇的公正判决,从而向世界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与进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刑事法治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刑事法治的信心,实现我国境外追逃和国际引渡合作的良性循环。     

从“卡翁达诉南非共和国总统案”看外交保护的另一种国家实践

外交保护的实施过程可以区分为国内决策阶段和利用国际法向侵害本国人权利的相对国采取措施的阶段。因此,在国内决策阶段中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实践,那就是认为从国内法角度来看国家负有以一切可能方式保护本国公民的义务。但是,实际上外交是国家行为,它代表国民的整体利益。因而在具体个案中可能需要从大局出发采取和缓的方式对权益受侵害的国民进行保护或放弃保护。但,必须建立有效的机制以沟通被害者和实行外交保护的公权力机构。在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进行取舍时,可能需要考虑相应的补偿问题。以此为出发点,对将以外交保护方式保护国民作为国家宪法义务的国家实践进行研究。     

国际法院判决在当事国国内法院的效力研究——由麦德林诉德克萨斯州案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8年3月25号对麦德林诉德克萨斯州案(Jose Ernesto MEDELL N v TEXAS)的裁决的分析,围绕国际法院判决在当事国国内法院产生法律效力的国际法依据探究了国际法院判决对当事国国内法院产生直接法律效力所面临的理论和现实上的困境以及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寻求使国际法院判决在当事国法院的效力得到切实有效保障的途径。     

米兰达规则的建立——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

首席大法官沃伦（warren）宣布法院判决如下： 眼前的这些案件直接触及我们对联邦刑事司法的认识基础：在对个人进行刑事指控时，社会必须遵守一些与宪法一致的限制。具体而言，我们处理的是从受到警方羁押讯问的个人那里所获取的陈述的可采性，以及程序的必要性，该程序确保其享有宪法第五修正案下的不得被迫自证其罪之特权。     

论公司机会的认定——评Broz诉CIS公司案

对公司机会进行认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通常认为,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Guth案中的论述确立了认定公司机会的经典标准,这种标准也被称为"特拉华州公司机会规则"。本文讨论的是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审理的Broz诉CIS公司一案,并对一些重要问题,如公司财力、获取机会的途径以及披露义务等问题进行研究。     

境外诉讼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冲突法问题——伊朗政府诉巴拉卡特美术馆案及其启示?

<正>一、通过境外诉讼方式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背景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中国文物流失惊人,数以百万计,精品即达几十万件,涉及数十个国家。其中一部分是战争情况下被抢走的,另有很大一部分是近年来通过非法走私途径流失海外的。欧洲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国家就是英国,其中又以大英博物馆为     

国际投资中“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之法律问题研究——由“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案”引发的思考

"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已成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梦魇"。发达国家的国家安全审查对"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的歧视肇始于不公正的国内立法和投资条约。所谓此类交易与我国国有企业的关联性以及与国家安全的因果关系的指责其实是法哲学上的悖论。为避免我国企业陷入"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的泥潭,一方面我国企业应当审时度势,在并购初期积极配合东道国的审批程序,主动报备和签订减缓协议,如遭遇"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立法的阻挡,则应利用"越权无效原则"或主张间接征收索赔来进行救济;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在加快国内商主体规则修订的同时,转变在双边投资条约中就国家控制企业投资的谈判策略,并适时启动类似主权财富基金谈判的国有企业多边谈判。     

互联网电视制造商版权责任探析——以“优朋普乐诉TCL案”为视角

]优朋普乐诉TCL案是我国首例电视机制造商因涉及影视内容侵权被诉的案件,由于涉及当今三网融合背景下最热门的互联网电视和多家家电制造及网络服务巨头而备受关注。在此,笔者拟从版权侵权理论、现行法一般规定入手,对互联网电视制造商的版权责任问题进行深入探析,以期对互联网电视产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国家管辖豁免与强行法的关系初探——从德国诉意大利案分析

2012年2月3日,国际法院作出了德国诉意大利关于国家司法管辖豁免的判决,判决中对国家管辖豁免与强行法的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国际法院认为违反强行法不影响国家享有的管辖豁免权。国际法院的这一论断主要基于两者属于不同的规则体系,即国家管辖豁免属于程序规则,而强行法为实体规则。然而本文认为强行法本身处于国际法渊源中的最高位阶,应当优先于国家管辖豁免原则进行适用。     

技术提供商的版权责任分析及立法建议——由优朋普乐诉TCL一案引发的思考

回顾整个版权法历史，技术创新与版权保护一直处于矛盾冲突之中。在这一背景之下，版权法如何为技术提供商设定责任边界就成为重要课题。从间接侵权责任、索尼规则到引诱侵权责任，司法实践的发展建立了技术提供者版权责任的基本理论架构。而优朋普乐诉TCL一案的出现，使技术提供商的责任问题进入国内的司法视野，其引发了对现行法的深刻反思．也凸显了建立中国技术提供商责任条款的必要性．     

知识产权执法争端时代中的TRIPs解释规则研究——以美国诉中国DS362案为主线

WTO框架下美国诉中国DS362案标志着TRIPs协定下各成员方争端的焦点转化为知识产权执法问题。在对TRIPs解释规则研究的路径上,结合DS362案对于新争端时代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知识产权执法并非一个单一性条款的解释问题,而需要从多个角度对争端所涉条款进行综合解释,这样才能明晰WTO各成员方在TRIPs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     

论民法任意性规范的合宪性解释——以余丽诉新浪网公司案为切入点

民法以任意性规范居多,它虽然契合了私法自治的需要,但却容易导致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不足。因此,法官在适用任意性规范时,需要多从保护不足的角度出发,对任意性规范进行合宪性解释,对保护不足的漏洞予以填补。当然,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运用不能无视私法自治原则的功能和意义,因此只有当私法自治到了名存实亡的边缘,才应有合宪性解释方法的适用。     

保护伞条款在国际投资中的适用——兼评CMS天然气运输公司诉阿根廷案

现代许多双边条约中都订有保护伞条款,即约定缔约方应该遵守其对另一缔约方所作出的任何承诺的条款。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心(ICSID)近期仲裁的案件中也多次涉及了保护伞条款的适用问题。本文以CMS天然气运输公司诉阿根廷案为立足点,对保护伞条款在国际投资中的适用作以评析,并建议我国在对外缔结双边条约时,应力拒该条款的适用。     

从实例中学习WTO规则——美国诉印度对进口产品实施数量限制一案的研究和思考

经过15年的艰辛努力，中国在完成加入世贸组织所有法律文件和程序之后，正式成为WTO成员。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其现实冲击力和深远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面对人世，不能滞留于抽象地谈论机遇和挑战的问题，紧迫而重要的是学习和研究世贸组织的规则和原则，分析和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如何使我国在     

自主知识产权——中国汽车产业的一个敏感话题——兼评“丰田”诉“吉利”案

自主知识产权，亦称自有知识产权。它是与非自主知识产权相对而言的。如果依据特定社会主体，如个人、科研院所、企业或国家等是否可以对知识产权“自主”决定，即是否可以对知识产权的独自占有提出主张，是否可以对知识产权运用独自作主、独自决定，就可以把知识产权划分为自主知识产权和非自主知识产权。     

论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的投资者保护缺失——以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案为视角

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案是第一起针对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提起的诉讼。此案于2014年7月取得阶段性胜利,确定了国家安全审查程序问题的可诉性,且在程序正义与财产权两方面维护了三一集团的利益。然而,三一集团仍难以获得全部涉案证据材料,且国家安全审查的实体内容仍然不受司法审查,真正的救济因而难以实现。综观国际国内司法体系,国家安全审查中的投资者权益保护缺失是普遍存在的。从规则上讲,美国国内法、WTO规则均无法为外资企业提供任何指引,从救济渠道上看,美国国内司法救济与国际投资争议仲裁均无法为之提供救济,且国际社会并无意愿通过合作解决此问题。此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安全审查的政治内核,同时,也反映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法的固有缺陷。     

政府信息公开领域起诉权的滥用和限制——兼谈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案的价值

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重要立法宗旨。但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不明确、不完善等原因,在正常的信息公开申请之外,极少数当事人利用现有立法漏洞提起了大量非正常申请,给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带来不小压力。针对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非正常申请和起诉权滥用,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在保障正当的信息公开申请权的同时,也应积极采取措施,通过立法目的解释,填补现有立法的漏洞,依法限制极少数当事人的非正常申请和滥诉。在相应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出台前,人民法院也可通过个案的裁判,不断探索滥诉的认定标准和限制方法,为立法和理论研究提供鲜活的实例。     

仲裁条款与仲裁规则冲突问题探析——以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诉上海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案为例

国际商事仲裁的申请执行近年来在我国越来越普遍,国内当事人与国外当事人进行交易时越来越多地采用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争议,因此,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是否能在我国得到执行成为了越来越多法律界人士的关注焦点。文章从案例出发,分析了相关法院执行裁定的裁定理由,并将其与相关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相联系,剖析了机构仲裁规则规定的快速仲裁程序的可适用性、适用范围以及适用条件,以期给以后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申请执行提供借鉴。     

论感受每案公正的制度顶层设计新理念——兼析分享公正社会心理及分配公正的国家治理路径

感受公正的制度顶层设计公正分享的机制完善最为关键,分配公正赢得民众心理支持,国家治理顺畅“有办法治得住”,这才是法治.国家公正强调公正分配,政府公正突出公正程序,社会公正要求公正互动.公正制度有理论与实践、事实与正当,无论是公正国家从公正理念到公正制度,还是公正社会从实体公正到程序公正,政府主要职责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公正感受,让公正可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