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犯罪本质特征的再认识——2002年中国刑法学年会专题研究综述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据此，犯罪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根据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社会危害性一直被视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是司法实践中区分罪与非罪和罪行轻重最重要的标准。然而，随着类推制度的取消和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冲突日益凸现出来：一方面，许多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因为刑法没有明文规定而无法予以有效的打击；另一方面，一些形式上触犯刑法法规但实际上又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却面临着刑…     

退赃应规定为法定情节

社会危害性既是一切犯罪的最本质、最基本的特征，又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在九国刑法（包括刑法典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刑法的决定等）规定的数百个罪名中，有不少犯罪是可以通过犯罪嫌疑入本入等的相应行为来减轻或减小其社会危害性和相应后果的，如投案自首、积极抢救被害人或财物、主动退赃等等。特别是退赃，对于减轻具有非法所得尤其以侵占公私财物为目的的既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具有重要作用，是减少除受贿、赌博等个别罪外财产损失和该罪社会危害性的重要途径。对于贪污、盗窃、抢劫、诈骗、敲诈勒索等以侵占财物为目的的犯罪之受…     

犯罪的基本特征新探

一 关于如何认识犯罪的基本特征，争议很大。理论上一般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定义，正确揭示了犯罪的本质特征和法律特征，但在表述上并不完全相同。其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二特征说 该说认为犯罪的基本特征有两个，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法律特征是刑事违法性；①“根据上述理由，我们赞同两特征说，并且认为犯罪的两个基本特征应当是：（１）犯罪的本质特征──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２）犯罪的法律特征──行为的刑事违法性”。② （二）三特征说 这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     

“无被害人犯罪”研究——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无被害人犯罪”是指没有具体的被害人,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一直都把“无被害人犯罪”视为规制和惩罚的对象。虽然从我国国情看,不宜贸然对“无被害人犯罪”实现全面的非犯罪化,但是从刑法谦抑性的视角出发,顺应国际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可以尝试对“无被害人犯罪”进行更加精细的分类,对其中危害性较小的“无被害人犯罪”可以实行非犯罪化。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研究

透视现已查处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案件，“家庭型”共同犯罪已经成为当前受贿犯罪的一个新动向，特别是在高级国家干部受贿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如成克杰、张德元等案件。“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由于犯罪主体关系的特殊性，它比普通的共同受贿犯罪更具复杂性，特别是在实践中对刑法有关条款的理解和对共同犯罪理论的具体应用尚存争议，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具有共同受贿行为和共同受贿故意，已成为当前困惑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本文试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求有裨于司法实务。     

也谈受贿行为的两个构成要件:与林新法商榷

《检察实践》1999年第五期《受贿行为对法律的规避及立法缺陷弥补》(下称上文)中谈到《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对受贿行为的犯罪对象仅规定为“财物”(包括金钱和财物)不合理,对受贿罪客观要件“需为他人谋求利益”不合理。该文作者林新法认为,一、受贿对象应包括《刑法》规定的财物性利益如获取     

对“职务上的便利”内涵之辨析

我国刑法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受贿犯罪的客观要件之一，《刑法修正案（六）》修改了《刑法》第163条第二款，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在经济活动中收受回扣、手续费的商业贿赂行为中增加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要素，至此商业贿赂犯罪中所涉及的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均要求行为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然而对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如何理解，一直是较为复杂的问题。     

《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问答（七）

24．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的能否认定为商业受贿？ 答：在商业贿赂犯罪中，一些人采取给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情妇（夫）或者其他与其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根据《办理受贿案件意见》第11条的规定，这些人员称为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的方式感谢或者请托国家工作人员为自己谋利，对此种行为定性分歧较大。有的认为，“安排工作”不属于刑法中的“财物”，接受“安排工作”不能认定为受贿。有的认为，工作和工资是挂钩的，接受“安排工作”就等于是接受财物，可以认定为受贿。     

犯罪预备行为是具备完整的犯罪构成的行为

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根据这一规定，犯罪预备行为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点在刑法学界没有多大争议。     

论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侦查

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是指当前中国刑事立法规制下(主要是刑法典)所有涉及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受贿行为的犯罪总称。受贿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职务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司法部门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消极影响更是极为严重。本文从司法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现状和特点以及侦查人员应采取的侦查方法和运用的侦查策略,还有受贿犯罪的侦查难点等几方面做了详细的分析,以期打开侦查局面,获得良好的效果。     

加大对“非公务性受贿”行为打击力度的立法构想

广大的群众对该系统存在的医生收红包现象仍非常不满。困于刑法中没有相应条款规定,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很难追究这些受贿医生的刑事责任,最多只能建议有关单位给予相关人员一定的行政处分。再如,律师在收取合理的律师服务费之外收受或索取当事人财物的行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私自收取家长钱物等等的行为,目前都难以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对此,笔者认为,对此类行为,单单依靠道德或有关内部的纪律处分予以规制显得力不从心,应在刑法第163条所规定的犯罪主体中增加“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将该条的罪名表述为“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     

过失犯罪的刑法表述质疑

修订后的刑法第十五条关于过失犯罪概念的表述与原刑法第十二条的丰怵守全相同＿技含味着才注者认为试样表怵县科学的。但笔者以为，刑法关于过失犯罪概念的表述与刑法关于犯罪的概念以及我国刑法理论是相冲突的。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是刑法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根据刑法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以及我国刑法理论，无论是怎样的犯罪，都必须同时具备三个特征，即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罚处罚性，缺一不可。否则犯罪不…     

增设“离职受贿罪”的立法思考

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离职受贿行为并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特征，但是，从性质上看，它同受贿罪具有相近的社会危害性，为了打击严重的离职受贿行为，维护国家机关和其他国有单位的正常活动和信誉。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离职受贿罪”。本文详细地论述了增设离职受贿罪的必要性，并阐述了离职受贿罪的概念、构成特征及其刑事责任，此外，文章还剖析了离职受贿行为的罪与非罪以及此罪与他罪的界限问题     

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定罪

一种行为是否要由刑法规范进行调整，是由该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以及危害性的大小来决定的，所以说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特征。如果一个行为根本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法律就没有必要把它规定为犯罪。当然，我们所谈的社会危害性指的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危害性，     

浅析情人型共同受贿犯罪

透视近几年司法机关查处的共同受贿案件，情人型共同受贿犯罪已经成为当前受贿犯罪的一个新动向，特别是在高级干部受贿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据统计，上千例发生在近二十年的腐败犯罪案例，在男性贪官的犯罪过程中，竞有九成以上搅和着一些不干净的女人。“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贪官与情妇现象，再一次印证了这句古语，也对我们反腐倡廉，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更大的要求。本文试结合有关刑法理论和当前的司法实践，从情人型共同受贿犯罪的概念、特点、犯罪认定及其类型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粗浅的分析探讨。     

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刑法规制强化论

基于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凸显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惩治侵财犯罪上游行为的需要，以及推进我国信息网络化发展的需要等，应强化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然而，现行刑法尚未突出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规制，也未与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律法规相衔接；当前对非法利用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刑事司法规制也尚存定罪量刑缺乏统一性的突出问题。对此，在立法层面，应增设非法使用个人金融信息罪，并完善相关民事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司法层面，应调整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倍化标准规定，增设目的要素不同情况下的法定刑升格标准，并在对“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解释中增加列举未尽之意的表述。     

依法惩治黑社会组织性质的犯罪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

一、社会危害性决定了惩治黑社会组织性质犯罪的必然性犯罪是危害性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当一般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刑法规定的程度，其性质就发生变化，由一般违法行为变成犯罪行为。犯罪的这种特征决定了犯罪圈的范围以及刑罚的强度。社会危害性越严重的行为，越应该纳入犯罪圈并处以重刑，这是一种社会常识，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刑罚理念，也就是所谓的“罚当其罪”、“罪责刑相适应”。看待黑社会犯罪，也不应该脱离这种原则。     

刑法谦抑主义指导下的刑事政策观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语境中，刑法谦抑主义价值理念体现在刑事政策理论和实践中，就是“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概而言之。就是充分认识犯罪发生的必然性和恒久性，摒弃运用刑罚消灭犯罪的理想主义犯罪控制目标。确立容忍犯罪现象和一定犯罪率存在的现实主义犯罪控制目标；树立广义的刑事政策观，综合运用多种预防和控制方式“合力出击”抗制犯罪，优先运用刑法之外的其他刑事政策手段，着重发挥刑法的最后手段作用，把教育改善犯罪人作为狭义刑事政策的根本原则；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犯罪人，在运用刑罚严厉惩治少数严重犯罪的同时。对于绝大多数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性程度一般的犯罪，则慎用、少用乃至不用刑罚。以损害最小限度的权利自由为代价，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目的，确保社会在有效抗制犯罪的良性循环中健康发展。     

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立法修改

一、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受贿罪的基本特征是利用职务进行犯罪,职务的被利用一是为特殊犯罪主体自己所用,一是被一般犯罪主体驱使调动。因此,对受贿罪“利用职务”这一行为要件应从两个方面来表述,与此相呼应,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亦应修改为一般主体。 受贿犯罪是一种职务犯罪,这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基于受贿犯罪的这一特征,现行刑事立法才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构成受贿罪的基本行为要件写进了受贿罪的定义中。而有职务上的便利可利用者,自然只有那些“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于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行为要件便决定了刑事立法必然要对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商业贿赂犯罪与刑法中两类贿赂犯罪呈现交叉关系,包括一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以及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及单位贿赂犯罪.这两类犯罪既有共性亦有个性.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严重危害社会经济,是其共性,但是,在分割的客体和危害性存在个性差异.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根本上应当采取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对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和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应当采取"分而治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分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