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与“辅助保护带”:马克思主义的新结构主义分析与研究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新范式

运用拉卡托斯的硬核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结构主义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的硬核和辅助保护带加以正确区分,我们便获得了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新尺度,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区分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新标准。     

“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新的变化,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南方谈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社会发展动力论、唯物辩证法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论的时代化运用和发展,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设了重要理论基础。     

“两个结合”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进程

作为一个有着高度理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征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渐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的提出,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综合作用的结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入新境界,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重要理论遵循。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需要进一步增强“两个结合”的行动自觉,立足客观现实,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在实践中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四重逻辑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二十大报告的创新论断,有着自身严密的逻辑体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无可辩驳的科学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横向空间的本土化和纵向维度的实时发展,是被实践反复检验为正确的具体化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百年党史的核心主题,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彰显对党的百年理论创新史的高度认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自信,对新征程上接续推进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回答好“谁来结合”“结合什么”“怎样结合”三大问题。     

以问责机制推动“三不腐”建设:作用机理、现实梗阻与发展进路

"三不腐"机制是中国特色制度反腐模式的具体体现,问责机制作为制度反腐的重要工具,对推进"三不腐"机制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机理在于,以充分发挥问责机制的惩戒与威慑功能来形成"不敢腐"的高压态势,以健全问责体系及其配套制度来扎紧"不能腐"的制度笼子,以问责文化的价值引导来构筑"不想腐"的精神堤坝。目前以问责机制推动"三不腐"建设的实践存在着"问责超载"给"不敢腐"带来负外部性、重问责文化轻物质激励影响"不想腐"的效果和"重执行轻决策"的问责导向制约政策腐败治理的及时性等现实梗阻。鉴于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在以问责机制推动"三不腐"建设向纵深发展时,可以把以问责与容错的均衡发展将"不敢腐"与"敢作为"统一起来、以问责文化与物质激励双管齐下来全方位构建"不想腐"机制、以健全问责机制来提升政策腐败治理的及时性作为三条发展进路。     

“和平与发展”范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关系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实体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的和平与发展范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对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突破作用。科学揭示和平与发展范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互动关系,能够使人们更加完整、深入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基本原理,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及不同成果之间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     

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创新——谷歌“版权门”事件的启示

谷歌"侵权门"事件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网络环境下知识版权的保护机制不健全、不成熟。通过完善法律体系、规范知识产权伦理、强化版权执法、利用新技术强化保护等措施,可以更好地建立健全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产生、确立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形成的优秀传统和思想结晶,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是我们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产生、确立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产生的基础、确立的维度、发展的路径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生成之基、确立之维、发展之径进行解析,是一项全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问题”意识的凸显——全球化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

知识经济的勃兴、网络交往的盛行、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全球主义的流行，赋予了全球化以新的内涵。全球化的新发展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以强烈的前沿“问题”意识和宏大的全球视野来审视全球化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不仅可以使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哲学，而且可以从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生长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比较——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上述的一些词汇在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中也曾出现,因此,社会上有些人企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混为一谈,并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来推销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本文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相关论述来逐一比较上述词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中的不同含义,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本质差别,从而彻底揭露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虚伪,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重大发展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新变化,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中国共产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历史性课题.     

“封建”与“历史”：走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史学”——兼论1929年中国历史学的范式转换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当“新史学”发展的困境遭遇大革命失败的现实背景后,选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建构新历史学范式的理论工具就成为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封建”概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泛理解与普遍运用,从学术有效性和历史合理性两个层面,纾解了暗流涌动的中国历史学危机。以1929年为起点,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开始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与热点问题,中国历史学范式的转换得以实现。     

“三民”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权力观的丰富与发展

“三民”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结合我们党的历史地位、执政条件的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发展现状,拓宽了人民权力的主体的内涵和外延,科学的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的忠实代表,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忠实的公仆,并对如何做到“权为民所用”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力观。     

从“三个代表”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就是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总结和概括历史或现实的经验并上升到理论也是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科学思想观点还是发展。“三个代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概括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精髓——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论述的体会

江泽民同志2月下旬在广东考察时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在时代发展中弘扬民族文化——谈“花儿”的挖掘、保护和创新

研究“花儿”文化，弘扬“花儿”艺术，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使命之一。     

全程“票决制”:党员发展程序的新探索——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考察

镇海区首创的发展党员全程票决制,具有制度设计精巧、事先优化掌控、事后追责等特点。该制度开浙江省党员发展规范化、民主化之先河,对全国其他地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该制度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责任感、加大了对票决对象的鞭策激励、有效保障了党员民主权利与主体地位、从源头提高了发展党员质量。同时,运用中要注意到防范程序操作变形、制度上的分类设计、发挥机制的整体合力、存量党员质量提高的同步推进等相关问题。该制度之所以能发挥实效,从根本上说其吻合了我党党内民主发展的趋势,是党务公开的应有之义,也理应成为基层敢于创新、勤于创新、巧于创新的范本。     

“三个代表”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毛泽东说过，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是一个历史进程。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其代表人物，进行独特的理论创造，以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称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对“两型社会”建设的现实意义——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李崇富教授

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挑战,中国由于自身的特殊国情和初级发展阶段等原因,面临更强大的发展约束。正是以此为背景,中共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又强调了转变发展方式,构建节约能源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方针,这是破解当前发展困局的战略举措。而深入系统地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努力构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则能够为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建设两型社会提供重要的理论导向和理论支撑,必须充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学习、掌握和应用。     

“以自由看待发展”:“浙江模式”的解读与反思

现有浙江模式的分析主要从两个侧重于经济层面,而针对浙江政治、社会发展的分析欠充分。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分析视角的引入,有助于从经济哲学层面有效地解释浙江模式的内在规律和浙江经济、政治、社会的协调发展。浙江模式的核心在于,给农民提供一个自主创业创新的平台,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