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中"肇事后逃逸"问题浅析

交通肇事案件是刑事案件中最常见的一种,作为一种过失犯罪,"肇事后逃逸"的认定对于案件的定性和量刑都具有重大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行政法意义上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刑事责任认定的核心和基础,但基于行政法上的责任认定,是否能够直接作为刑法责任认定的依据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还有诸多方面值得商榷.本文就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部分典型案件为例,从"肇事后逃逸"的核心价值追求和行政法上的责任认定与刑事责任承担之间的衔接的角度,阐述了对于"肇事后逃逸"的认识和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     

网络诽谤中名誉权的刑法保护——以网络诽谤个案为考察对象

随着网络的普及,涉及网络的诽谤案件不断出现,对于被害人的名誉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在司法界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实践中诽谤罪的认定本身就存在争议,涉及网络诽谤的事实认定更是存在问题.本文结合一个案例,对于网络诽谤案件涉及的管辖、举证责任分配、案件定性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论“利益衡量”在挂靠关系下劳动关系认定中的运用

"挂靠"是交通运输业常见的运营方式,对于挂靠车辆的司机和被挂靠的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对工伤认定的难点,而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中对此的认定也有所不同,法律解释可以很好阐释此种分歧,同时利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可以给此类案件的解决提供公正判决的途径,并对此类案件规则的形成起到指导的作用。     

经验与逻辑共存:事实认定困境中法官的裁判思维

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而认定事实又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案件事实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实,司法审判却是"当下"的审判。司法审判中所查明的事实并非过去发生的事实本身,     

由“华盖风暴”引发的法律思考

华盖创意近年来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持续的维权风暴,被媒体人称为"华盖风暴"。通过研究分析近三年来出现的华盖维权案件,可以发现不同的法院对于类似案件的焦点分析及认定存在很多分歧。提高知识产权意识是我国企业避免卷入"华盖风暴"的根本对策。     

庭审案件事实认定程序规则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审案件事实认定的顺序与侦查程序的证据调查顺序基本一致,均以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开端,"口供作为证据之王"仍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审判中立的基本要求以及证据认知的基本规律,使案件事实的认定易于出现偏差,甚至影响到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革除以上弊端,调整被告人口供在事实认定中的顺序,提升其他证据在案件事实认定中的位次,构建具有层次结构的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据调查体系,使案件事实认定程序符合证据的认知规律,也符合案件事实被"证明"、"解读"和"串联"不断递进的逻辑思维顺序,从而提高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率。     

柳暗花明又一村 详解美国商业秘密案件中的引诱规则

在商业秘密案件中,由于雇员离职而引起的客户名单案件为数众多。在接触并掌握了商业秘密客户名单的前雇员离职后,如何认定其与该名单上的前雇主客户发生联系或者交易的行为,是一个重点,更是一个难点。通过对美国判例的分析,可知美国法院在该类案件中采用以"Aetna规则"为核心的"引诱规则"对前雇员的行为进行认定。"引诱规则"下的各规则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认定和规制充分体现了该规则的成熟性和合理性。实践中,由于缺乏认定规则,该类案件在我国的处理与美国法院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27件违法所得没收案件样本反映出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溯及力、"重大犯罪案件"的认定、"违法所得"的认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以及证明标准的把握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程序法从新"会产生溯及既往的风险。对于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生效前发生的行为人逃匿或死亡的犯罪案件,如果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生效时该案件尚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或者已经诉讼终结,则不能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将案件的社会影响作为认定"重大犯罪案件"的标准,不仅过于主观,而且违背管辖的基本原理,建议以"涉案金额标准"替代"社会影响标准"。应当慎重审查被申请没收的财产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只有在能够认定被申请没收的财产是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时,才能够将其认定为违法所得。对于违法所得,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善意取得的对象是物权,而不包括债权。"死亡型"违法所得没收案件与"逃匿型"违法所得没收案件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这两类案件中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应当有所不同;同时,利害关系人对其诉讼主张的证明标准也应当与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     

论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案件中的举证责任

在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法则对于诉讼程序胜败有重大影响.由于现有行政诉讼法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存在不足之处,导致法院在审理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案件时,在类似案件中运用举证责任分配法则有所不同,判决结果迥异.所以应当探寻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案件举证责任分配法则,即工伤认定行为的基础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遵循实体法规定,在没有实体法规定时,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工伤认定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工伤认定的申请者对其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承担举证责任.     

“应当知道”与“可能知道”的差异与并存

在走私、运输毒品案件中,对于查获的毒品,可以采用事实推定制度,只要结合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具体的关联性、伴随性因素,能够判定、证明犯罪嫌疑人"应当知道"或者"可能知道"的,就可以认定其主观上"明知"。     

涉家暴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司法认定的实证研究

家庭暴力并未因社会进步而销声匿迹,我国涉家暴离婚案件呈增长之势。以实证研究为方法,对我国基层人民法院涉家暴离婚案件民事判决书中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进行分析,发现实务中家庭暴力的司法认定存在家庭暴力类型范围界定狭窄、家庭暴力行为认定标准过高、家暴事实证明标准过于严苛等问题。基于此,应从明晰家庭暴力行为的概念、构建多元化家庭暴力认定标准和优化家庭暴力证据认定规则等方面予以完善。     

完善家庭暴力的认定及举证责任的承担——简评《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

对于家庭暴力,受害方如何举证证明自己遭受损害和证明自己遭受损害是因为对方实施家庭暴力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直是困扰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的一大难题,也是导致我国法院对离婚案件中家庭暴力认定难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及时收集证据;另一方面,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不能适应司法干预家庭暴力案件的实际需要。     

信息公开中“社会稳定”的司法认定——基于相关判决事例的分析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8条中的"社会稳定"属于法律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在适用上存在很大的解释空间。在"周如倩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立法精神的尊重、影响范围的广泛、社会动荡的引发和不利影响的必然四大要件,这与既往判决中对于"社会稳定"的司法认定是可以融合的,后续同类案件可运用这样"要件型"的司法认定技术。同时,其需要接受后续来自司法或者立法的检验,方能成为可以不断得以适用的司法认定标准。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法律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尽管"两高一部"在2016年就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如何适用法律做出了专门的司法解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办理此类案件仍然存在共犯主观明知、诈骗数额、关联犯罪等法律认定难题。解决电信网络诈骗认定中的这些难题,需要结合案件情形以及庭审中控辩双方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共同饮酒法律责任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涉及共同饮酒的142个侵权案件的判决理由进行类型化分析发现,根据法院判决对注意义务的认定,可以区分为"危险防范义务"、"安全保障义务"、"法定附随义务"、"一般注意义务"等。通过在法理上对这些注意义务的来源进行辨析,其均存在一定问题。在与此相关的侵权案件审理中,法官通过扩大注意义务范围对社会交往规则进行调整,以司法政策为导向的过错认定有一定弊端,应当在侵权案件审理中坚持司法克制。     

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确立了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构成"三要件",即网络散布谣言的客观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和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秉持"秩序至上主义"的逻辑,存在对违法构成"三要件"的背离,在部分案件中对网络谣言和公共秩序的扩大解释构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过度限制。面向未来,法院可通过对上述违法构成要件的合宪性解释,合理平衡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价值的冲突。在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区分"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涉及"公共言论"的网络谣言以"捏造或者歪曲事实"作为认定标准,涉及"私人言论"的网络谣言可扩大解释为包括"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危害后果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将"公共秩序"解释为以"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为核心内容的现实公共场所秩序,并引入比例原则的审查。在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方面,对于涉及公共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采用"实质恶意"原则,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其将做出虚假言论或者对于信息的真假辨认存在严重的过错时,才能认定其为"故意";对于涉及私人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参照刑法上"故意"的认定标准。     

我国商事仲裁司法监督中“违反法定程序”的理解与适用

商事仲裁司法监督中,法院在认定何为"法定程序"和"违反法定程序"时,存在的问题有:在认定何为"法定程序"时,将某些实体问题认定为程序问题以及将属于仲裁庭裁量范围的问题,纳入司法监督范围;在认定国内商事仲裁"违法程序"是否可以影响案件的正确裁决时,极易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认定"违反法定程序"的依据———仲裁法与当事人所选择的仲裁规则,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立法上,存在问题有:我国《仲裁法》中有关仲裁程序的强制性规定过多,且未规定当事人的程序自治权。与国内仲裁司法监督相比,涉外仲裁司法监督,未将仲裁法列为认定仲裁程序正当的依据,且未要求与仲裁规则不符的仲裁程序须达到可以影响正确裁决的程度。     

对职务犯罪案件一般自首认定中自动投案的若干问题的探析

自首是我国刑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的刑罚量刑制度，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量刑的具体体现。刑法理论将我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规定的自首行为称之为一般自首；将《刑法》第67条第二款规定的自首行为称之为准自首。2009年3月12日．为了规范职务犯罪案件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司法实践的多样性、复杂性，对于一般自首认定问题中自动投案的认定存在的较多的分歧及争议。本文将对职务犯罪案件一般自首认定问题中自动投案认定的若干问题进行探析。     

在法律与事实之间——司法裁判中事实认定过程的法理分析

理论界和实务界通常认为司法裁判的过程是"先查清事实、后适用法律。"对此论断进行反思,指出两者的统一性,并从多个层面、正反两方面论证了法律与事实的不可分离性。从法理的视角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过程进行分析,并开创性地提出案件事实具体应当划分为案件的证据事实和案件的法律事实,与之相对应案件的事实认定过程实际分为证据事实认定阶段和法律事实认定阶段,此两阶段分别受程序法、证据法和实体法所规范。     

关于我国涉外民事案件认定标准的思考

在国际私法理论界,无论是在《民法典》涉外编还是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起草过程中,对于涉外民事案件确定标准的争论,一直存在。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涉外案件的标准把握也存在不一致。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应对司法实践中认定涉外案件的标准进行反思,在理论上进行争鸣,在几种不同意见当中确定一种可行的标准,以指导我国未来的冲突法立法中关于涉外案件认定的法律条文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