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责”层次论“治庸问责”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湖北省委、省政府掀起的“责任风暴”与“治庸计划”，在社会引起强大反响。“治庸问责”主要针对党员干部精神之庸、能力之庸、责任之庸“三庸”问题，达到“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治软提劲”的效果。本文通过工作创新问责、工作目标问责，工作纪律问责和工作连带问责四个层次“问责”分析，探索建立“治庸问责”的长效机制，体现“治庸问责”针对性，强化系统性，提高实效性。     

治庸问责改善发展环境与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湖北省委、省政府指导下,为建成全国发展环境最优的城市,武汉市于2011年4月实施治庸问责改善发展环境的计划。一方面促进武汉市发展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推动武汉市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对治庸问责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关系的阐述,明确治庸问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础,结合对武汉市建设服务型政府中存在公务员服务意识淡薄、公共服务电子化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的阐述和分析,借助治庸问责的契机提出增强公务员服务意识、坚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完善依法问责体系的措施推动武汉市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关于中国法治为“庸法之治”的思考

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目标,法治发展在中国已成泉涌之势。本文从中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出发,将中国当前的法与法治定性为庸法与庸法之治。并就中国应如何从庸法之治过渡到良法之治提出了几点建议。     

史上“治庸”术

官员＂治庸＂,不独为当下的＂热词＂。古代＂庸官＂比比皆是,于是历代王朝都重视＂治庸＂,尽管多数乏善可陈,但有时也能让我们眼睛一亮。     

治气治水“治吏”：环保掀起问责风暴

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优越性及其实现——兼论中国反垄断法引入私人执行制度的必要性和立法建议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立法和实践始于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具有自发性优势和比较优势两大优势,"赔偿功能"和"威慑功能"是私人执行"自发性优势"的主要体现,而"救济功能"和"指示功能"则是私人执行"比较优势"的主要表现.为了充分实现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优越性,在制度设计上应遵循"法律上可能,经济上有利"的原则.为了促进我国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应引入私人执行制度,并在反垄断立法中对私人执行制度作出详细的规定.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基本机制及其效果——兼论以垄断行业作为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突破口

反垄断法实施的基本方式可大致上归纳为反垄断法的遵守、反垄断法的执行和反垄断法的司法适用,它们在反垄断法的实施中各有其作用和特点。从实施主体的性质和实施程序来说,反垄断法的实施机制分为公共实施和私人实施,应尽量扬长避短,搞好两者的协调配合。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三年多来的现状不甚理想,但对其效果应当理性地、历史地和全面地去看待。我们应将垄断行业作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突破口。     

论反垄断法对国有经济的适用性——兼论我国《反垄断法》第7条的理解和适用

自《反垄断法》于2007年8月30日颁布、2008年8月1日施行以来,关于《反垄断法》是否平等适用于国有经济的争论不断,对是否能借公平竞争法则打破现实中存在的国有经济特权,更是疑虑重重。问题的症结在于,认识层面和法律层面都没有区分国有经济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和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的垄断地位,只有后者才属于《反垄断法》适用除外情形。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为核心的反垄断法普遍适用于国有经济,不仅具有宪法上的依据,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而且具有理论上的适当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     

浅析“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兼谈《反垄断法》的实施

本文就＂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的有关争议问题从法学和部分经济学的视角对该并购案进行多角度分析和思考,认为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是外资企业之间的并购,我国《反垄断法》对此行为有管辖权,该并购案额度上符合申报标准,执法机构有权利和义务审查以实现依法治国。     

特殊行业与领域的垄断问题——兼论反垄断法草案相关条款的设置

特殊行业和领域的垄断主要是指重要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金融、国防等领域,基于国家政策或者法律法规而形成的垄断。传统理论一直主张此类垄断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范围。但是考虑到国外行业监管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诸多此类垄断在经济生活中的强势主导地位对市场配置资源效用和消费者福利的损害,应当在反垄断立法中区别对待,并设置一套有关此类垄断的长效化解机制,保证相应行业和领域的适度竞争和持续发展。     

被问责官员“复出”现象论——以行政责任类型化为起点

问责制度的实行使责任政府这一理念得到落实。但从问责制度实行开始,官员复出现象频繁出现,问责的效果大为减损。作为复出现象的前置程序,问责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了不合理复出的泛滥。文章梳理了从2003年开始实行问责至今的数据,意图利用逻辑命题分解责任,并将之类型化,进而实现问责结果与复出事项的贯通接合,达到规制官员不合理复出的目的。     

论个人信息的反垄断法保护——以“滴滴案”为例

在滴滴案中,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没有考虑通过反垄断法规制个人信息损害行为。但是,滴滴的数据处理行为与其市场力量之间的紧密联系隐含着反垄断法问题。反垄断法对市场力量的形成和运用的关注为其审查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滴滴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提供了法理基础。反垄断法通过维护个人信息保护条件的竞争促进个人信息保护更加地全面和持续,彰显了其保护个人信息的必要性。反垄断法保护个人信息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回归保护竞争范式的反垄断分析方法,二是依循反垄断法的行为规制路径,三是平衡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冲突。     

论规制行政垄断的我国《反垄断法》特色——兼论行政垄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根源

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明确规定是对反垄断法理论体系的贡献,也是反垄断法的特色所在。笔者考察了行政垄断在中国的滋生土壤,分析了中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对行政垄断的决定性影响,并对财税和干部考核等具体制度进行了分析。目前,行政垄断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存在显著区别。     

对挂牌出让过程中“串通竞买”刑事责任定性的思考

一、司法困境——评某市“串通竞买”案 （一）案件事实。 2005年5月18日，某市国土资源局发布第4号公告，决定于6月18日至7月1日挂牌出让该市A地块和B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告说，A地块出让面积21999．7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起始价为2145万元；B地块出让面积为21193．8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综合，起始价为2800万元。     

对反垄断法中“相关市场”界定的思考——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评析

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反垄断法实施的前提和基础。在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的反垄断审查分析中,对相关市场界定的影响因素采纳了产品的性能、用途、价格以及顾客群体等,但仍有不足。有必要综合考量产品市场和地域市场,以达到界定的相关市场近似于事实上的相关市场,更客观正确地适用反垄断法。     

以法律为基础的反垄断战略问题论纲——兼论我国《反垄断法》的修订与完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已有12年、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实现了"三合一"的重大改革以及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有必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反垄断问题。反垄断战略是以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为主要支撑点和动力机制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演进和完善为反垄断战略奠定了基础,我国的市场竞争状况构成了反垄断战略的国内环境,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交织构成了反垄断战略的国际环境。我国反垄断战略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结合,始终体现市场经济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切实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在此基础上确定我国反垄断战略的总体目标,并可以进一步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具体目标。目前正在推进的《反垄断法》修订是我国反垄断战略的一个重要实现契机,这种修订与完善也需要在国家战略的视角下进行。     

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法治化——基于北京市交通治堵方案征求民意的考量

北京市交通治堵方案向全社会征求民意,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体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需要法治化的保障。通过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法律规范,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实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统一。     

对航空业一起限制竞争协议案的法律思考——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相关内容

本文通过对一起航空业限制竞争案的分析,对限制竞争协议危害性和违法性构成要件进行探讨,通过对我国限制竞争协议的法律机制的研究,对限制竞争协议违法性的法律认定机制、豁免机制、执法机制、损害赔偿机制和司法救济机制的完善给予了建议。     

新时代“德法合治”方略的哲理思考

法律与道德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大的合与分,大凡合的时候治理效果相对较好,分则相对较差,故新时代选择德法合治的治国理政方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必然性。就操作性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法律制定要将重要道德直接上升为立法,或用道德来改革逆情悖理的法律,或用道德来改良力度不足的法律;法律实施要明确两个大的方向,即不得让违反道德的行为通过法律谋取不当利益,不得让符合道德的行为因为法律承受不利后果;法律遵守要用法治宣传裨助道德教化,用道德教育促进全民守法。从文化的角度考量,西方在天人相分的主体性价值观支配下形成了分析性思维方式,中国在天人合一的统一性价值观主导下形成了综合性思维方式,故西人所采道德法律分而治之的治理模式不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选择德法合治具有合理性。     

法律·情感·良心之治——驳“法律无情”论

法律是以情感作为基础,并以推进和聚合社会情感为己任。从立法到司法,情感构筑了法典的欠缺之处,并推助法典朝既有目标前行,当我们将情感因素纳入法律之中,我们将发现,依法之治的最好阐释,莫过于法官的良心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