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小议亲属作证特免权

"亲亲相隐"是我国传统的司法原则,为我国当下的法律制度所摒弃,依我国现行法律,包括犯罪嫌疑人亲属在内的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作者认为这样的法律规定同一般的社会伦理不相符合,文章从"亲亲相隐"的伦理基础和相关各国的立法实践等方面论证了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合理性。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传统与现代化

由于证人与被证明人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如夫妻关系、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等等,要求其作证不仅损害天伦或职业道德,而且其证言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对此,中国古代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亲亲相容隐"为核心的亲属之间的举证制度。欧美一些国家在证据制度中也确立了证人拒绝作证制度。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对于有效地保护公民人权,捍卫传统的伦理道德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作用。     

“亲亲相隐”与近亲拒绝作证规则

“亲亲相隐”．发端于西周，春秋时期由孔子提出，汉宣帝时期作为一项司法原则被正式确立．从此沿用两千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为止。港澳台地区继承“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因素．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近亲拒绝作证”规则；世界很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都设置有“近亲拒绝作证”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该继承“亲亲相隐”的合理性因素，设置“近亲拒绝作证”规则．既能体现法律的人性化，与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潮流相符合，又能保障人权，与刑事诉讼基本目的相统一．而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积极的意义。     

从中西法律思想角度看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立法正当性

2012年4月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经人大表决通过,此修正案在诸多方面尤其是证据的诸多法条都进行了修改,其进步性得到了大多数法律人士的肯定,但是证人的出庭和证人的权利保障问题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如"证人作证的特免权"问题并没有具体明确地表述出来,仅在第188条中后半句有数个字的除外规定。证人作证制度是证据法制度体系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证人证言对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其理论研究为证据学理论丰富有着重要的意义。     

亲属拒证权问题研究

随着法治与和谐的深入人心,亲属拒证权这一有利于增进社会和谐,体现法治人性内涵的法律制度开始引起学者的广泛探讨。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却缺少相关规定。本文探讨了亲属拒证权的内涵和正当化基础,反思了我国关于亲属拒证权的现状,并为亲属拒证权在我国的构建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亲属作证豁免制度立法探讨

本文主要从国际上关于亲属作证豁免制度的现有立法、我国已有立法对亲属作证的规定等发面探讨了亲属作证豁免制度.     

论亲属拒证权的正当性——我国封建法和外国法的启示

关于是否应该赋予特定证人拒证权,中外都有过争议,但是,西方国家最终确立了这一制度,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最新修改都回避了这个问题,要求亲属间要承担作证义务,引发诸多负面法律效果。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封建制法的容隐制度和外国法律中的拒证权进行考察,提出建立我国拒证权制度的正当性和紧迫性。     

从"亲亲相隐"制度看近亲属免证权在我国立法的可行性

"亲亲相隐"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已在我国存在了两千多年,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它被当作封建糟粕而遭到全盘否定。我国法律应当继承"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部分,设立亲属免证权,这既有利于保障人权,同时又对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应赋予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近亲属拒绝作证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据此,无论你是不是被告人的近亲属,哪怕是配偶,只要知道案件情况,都有义务作证来指控被告人,帮助国家顺利进行刑事追诉、及时打击犯罪。而且在司法实践,特别是在受贿犯罪案件中,利用近亲属的证言来对被告人定罪的现象比较多。近亲属与被告人比较亲近,有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亲属免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基于其特定的亲属身份,依法享有的拒绝承担证明责任的权利,或者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也对刑诉中亲属免证权进行了规定。亲属免证权的制度构建是国家进行多种利益权衡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国家对家庭关系维系之重视与刑法的谦抑制品格,彰显了法律的人性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的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     

亲亲相隐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彰显了法律对亲情及人性的关怀。重构"亲亲相隐"制度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如何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中引入"亲亲相隐"的内涵提出建议。     

“亲亲相隐”与我国证人作证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至今对我国证人作证制度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一方面梳理“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渊源,并且从立法背景分析该制度,另一方面,分析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发展及立法背景,试图分析出这两制度的契合.     

亲属容隐刑法制度构建

亲属容隐,也称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奉行的道德原则,在我国古代的法律中占有显著而重要的地位。包括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可以互相隐匿犯罪,不应告发和作证,若违反这一规定则会被处以相应的刑罚。在现代社会构建这一制度,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传承与移植的失却——对我国亲属作证义务的反思

<正>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对我国本土资源的充分利用,离不开对外国法治经验的大胆借鉴,尤其是不能丢掉我们传统中固有的、优秀的法文化财富。本文仅就亲属作证的规则为例,从宏观的比较、分析中,揭示我国立法中存在的偏差,以期引起学界和立法者的注意。 作为制度的法律体系,世界各国不可能完全相同。我同意苏力先生的观点:有关法治的知识体系具有地方性。但也正因为如此,跨越时代、跨越国度的法律规定的趋同性才更显珍贵。比较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与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作证特免权,不     

"亲亲相隐"制度及其刑事立法化

"亲亲相隐"原则其在中国法制史上存在达两千年之久,并非全然是封建糟粕,它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同时也有对家庭伦理和"孝""悌"等因素的考量。目前诸多发达国家都有类似"亲亲相隐"的规定,亲亲相隐具有其合理性、可行性。我国承袭"亲亲相隐"以完善我国亲属作证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暗合与差异——论亲亲相隐与证人作证义务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重要制度,对亲亲相隐制度的优劣,历来争论颇多,尤其在刑事立法领域。本文一方面梳理了亲亲相隐制度的渊源,从词源的角度分析了该制度的含义,并分析了该制度产生的立法背景;另一方面,介绍了现行证人做证义务的立法规定和该制度产生的立法背景,试图从立法背景这一视角审视这两制度的暗合和差异。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研究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 ,在世界多国的证据立法中都已明确规定。我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确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 ,对充分保护律师辩护制度 ,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 ,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等基本人权 ,推动我国法治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浅议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制度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只要是案件的知情者,均可以作为证人提供证言,为使人民法院尽可能地获取证据,迅速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允许如此广泛的公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使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制度在学术界及立法上失去了应有的地位。本文拟从西方国家对证人拒绝作证特权规则的概念、特征、主体内容进行分析,并纵观我国历史上关于证人拒绝作证特权的立法及现状、特征,及让我国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现行相关法律制度现状,浅议构建我国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的必要性及构建方案。     

亲属作证制度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及启示

在众多关于"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的讨论中,通过历史的方法,研究作为亲属作证制度的"元叙事"及其后的流变状况,尤其是该流变可予今天的启示等,无疑可为该制度的研究疏通新的进路。通过自清末至民国有关亲属作证制度立法的梳理,可以明了该制度依存的理论由传统向现代渐进变革的轨迹,以及制度系统自身的新旧犀杂,即趋新的制度与固有的理念之间的交缠。而深究其内在缘由,不难发现,亲属作证制度的演变不仅关涉权利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而且,社会结构、国家性质乃至植基于国家与社会之上的相关理念的嬗变,都是促成权利理论及观念渐次变化不可或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