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上)

在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与以往的统治型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不同,是一种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在行政改革的现实运动中出现的,代表了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必然.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公共管理所做出的是德治选择;在制度特征上,公共管理所拥有的是德制;在存在本质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服务价值的基础之上的.公共管理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活动,它以社会分群为前提,公共管理者是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所受到的是职业规范.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产生于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是出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它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实现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的继承与超越。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论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一个基于行政生态的框架性考量

整体性治理是一种新型的行政观和行政方法论的统一,其实质是为应对外部行政生态的新发展,并基于对传统官僚制治理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武的深刻反思,对政府内部治理资源配置优化的制度性再调整.要实现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必须对我国的现实行政生态有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可以遵循"外部行政生态--理念--权力--职能机构--手段"的改革路径,逐步推进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     

社会所有制--未来企业制度模式探索

人类办企业的历史十分悠久,从个人业主制企业到合伙(合作)制企业,再到公司制企业,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已采用过的几种基本形式.社会所有制是我们所构造的未来企业制度,它的制度特征同现存的企业制度有着本质差别,这种制度形式的实现条件除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要求外,还要将全球化作为载体,跨国公司成为中间环节,网络化是它的技术基础.未来企业制度仍然有一个演变与不断成熟的过程.     

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

网络化治理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对传统官僚制和市场化治理模式缺失的反思,以及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共治理问题的探索,网络化治理主张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在制度化的治理结构中,为实现一定的公共价值而采取联合行动。当代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实践表明,在准公共品的供给上,网络化治理在整合和利用资源,提高决策制定和执行质量,增强顾客满意度,提高组织灵活性和回应性等方面,要比传统的官僚制度、市场化治理模式更为有效,并对传统官僚制的治理模式及其理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网络化治理理论对推进当下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重构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促进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协同治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变革时代中的公共管理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这是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伟大变革.社会的变革也需要治理体系以及治理方式的变革与之相适应.从2泄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压力而迫使各国政府都进行行政改革,而且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后工业化所提出的是建构合作治理模式的要求,而公共管理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治理模式.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四种模式及其评析

治理是当代政府管理的一种新形式,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进行了治理模式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扁平化治理"、"共同治理"、"参与式治理"和"合作治理"等主要模式。尽管这些模式还只是治理的初级形态,但却推动了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的变迁。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制度主义视角下中美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模式差异的深层根源 ——兼论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

烈性疫情因其跳跃式传播以及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根基的破坏,需要"总体性治理模式"来应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因其强调个人主义、大社会小政府,社会生产及医疗资源为金融资本所支配,中产阶级贫困化,国家衰弱,导致其只能选择新冠肺炎疫情的"有限性治理模式":弱强制性的易感人群保护、由患者支付能力决定的医治机会、有限而单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际义务的回避策略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性质、经济结构、价值导向等,决定了我国应对疫情的"总体性治理模式":全覆盖的易感人群保护、应治尽治的免费医疗、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国际义务的责任担当等。疫情治理模式的区别是政治经济制度区别的表现,疫情治理模式的博弈是政治经济制度博弈的延伸。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路向性价值在于:克服官僚主义,提升先锋队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坚定不移地发展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发挥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的治理效能;推动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结合;实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     

网络公共领域的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从协作向合作的嬗变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成为一种可能。网络公共领域的"去中心化"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建立在传统"中心-边缘"架构下的政府治理模式凸显不足。网络公共领域中的信息传播路径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模式,网络民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主动的信息发布者,控制导向式的管理行政日益式微,官僚制下的"分工-协作"凸显治理失灵,这就需要一种超越控制与自治的全新治理模式——合作治理。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革命

政府治理模式经过三个重要的演进阶段,即农业社会的统治、工业社会的管理和信息社会的公共治理。政府治理模式的每一次演进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进步和技术发展所推动的结果。在向后工业转变过程中,大数据将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但成为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资源和能力,并为新一轮的政府治理变革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社会治理环境,即大数据拓展了政府治理的环境空间,使之更具有公平、民主、包容和共享等价值;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组织与个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二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现代公共生活,即大数据拓展了传统公共生活空间范围,使公共生活的主体普遍化,创造了公共生活的新型权力等。这也促使政府治理的新变革:一是结构重构,即大数据使得封闭的官僚结构进一步走向扁平化和开放化;二是流程再造,即在公共服务流程方面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创造公共价值;三是决策优化,即促使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更加科学及时,以及场景化决策成为可能。     

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三大对策

腐败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即被用来谋取私人利益。防止公共权力非公共运用的关键之点,是对权力实施制约和监督。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应做到以法制权、以德制权、以权制权和以民制权。具体来说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筑牢思想防线。要激发领导干部自我制约和自我监督的内在自觉性,在思想上筑牢道德防线、纪律防线和法律防线。二是推进阳光用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民主监督,从而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赢得公众的信赖和拥护。三是坚持制度管权。制度管权是法治国家制约权力的通行法则,制度要具体实在,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并且确保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演进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基于新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分析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尝试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应对这一危机的理性选择。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了社会国家化,相应的治理模式是全能型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相分离,相应地,其治理模式则是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近年来,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影响相叠加,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并且越来越复杂,使得社会治理问题愈益凸显,服务型治理模式成为有效应对治理问题的新模式。     

中国现行公共治理模式的优势

一是用中国自己独特的政治结构、政治运作和政治语言，阐释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按照笔者的理解，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诸如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都是其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也被世界所广泛认同。而中国公共治理模式所反映出的精神气质，也充分体现着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和价值。     

浅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变革,而是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乡村事务,改变乡村公共权力配置的新的制度安排。其政治基础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经济成分多样化带来的政治结构多元化;乡村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发展基层民主所创造的公共空间以及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场所。。     

近年来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研究简评

从频繁曝光的城管和小贩之间肢体冲突,到2014年8月9日西工城建监察大队组织20余名小贩和市民参加座谈会共同探讨城市治理问题,我国城市治理的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中国,创新城市治理方法、模式、制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在缓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国家持续发展方面都有其现实意义。本文从城市治理的基本含义、西方城市治理理论以及我国城市治理的历史发展、现状与实践及发展趋势五个方面对近年来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加以简评。     

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突出了制度主义的逻辑，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治理依附于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受到了挑战，依靠制度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因而需要谋求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就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重置。民主的内涵从制度转向行动，专注于行动会把社会治理引向合作治理的方向。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从制度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向，并创造性地描述了走向合作治理的图景。     

从技术型治理到包容性治理——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

当下正在勃兴的技术型治理模式,尽管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却无法有效回应城镇化进程中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而且背离了人本化的价值预设与再平衡的功能预期。从技术型治理转向包容性治理不仅有很强的内在逻辑,而且还有很强的外在逻辑。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进城农民的权利贫困以及多元异质性社会的"信任合作"都亟须包容性治理。构建包容性治理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理念与制度、机制的联动。     

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从80年代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们分别是参与治理、社会自治和合作治理。参与治理是在民主行政的理想追求中出现的,社会自治是在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中展现出来的,而合作治理则是社会自治力量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前两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扬弃。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