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

建构主义是近年来兴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吸收了诸多学科的营养,主要是社会学、语言哲学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其中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尤其影响到建构主义的发展。建构主义内部流派纷繁,即便是在主流建构主义阵营之中,也存在贴近实证主义的温和建构主义和诠释成分较高的语言建构主义。但同时,建构主义又有着三个鲜明的共同特征认为主体间互动建构社会意义,强调施动者和结构互动建构身份和认同,突出观念在塑造行为方面的作用。建构主义彰显的是人的能动性、文化的力量和社会性关系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能够在国外和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迅速发展起来。     

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袁正清研究员访谈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建构主义研究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在学理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但也面临诸多挑战。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引入中国后为何能在青年学者中间产生广泛影响?中国建构主义理论的长期发展前景如何,存在哪些不足,还有哪些改进空间?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过程中,中国学者可否以建构主义为支点,做出新的学理贡献?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曹德军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袁正清研究员。袁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组织与中国外交,著有《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和《国际关系研究:议题与进展》等。     

关于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问题——与秦亚青教授商榷

正秦亚青教授在其发表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一文中,将他关于国际关系的新观点命名为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可看作是秦教授常年研究成果的最新的正式表述。(1)关系理论可简述如下:目前,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即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忽视了"关系"的重要性,需要"借鉴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一些社会性因素为主的分析构架,吸收社会学关于社会型关系的论述",采用"关系性"(relationality)这个"中国元素"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立论方式相结合,设计一种"过程建构主义"的国际     

现代语言建构主义及“实践性”的缺失

现代语言建构主义作为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施动者的言语行为如何建构了社会现象。尼古拉斯.奥努弗强调言语行为演绎出了规则,规则形成了制度,制度构建了社会。弗里德里克.克拉托赫维尔强调言语行为包含有规范的含义,规则规范已经渗透到社会性制度事实中。现代语言建构主义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文特性,扩展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视野,但其理论把语言看作分析的对象,而不是言说者的实践活动,对语言本质属性———"实践性"的忽视制约了其对语言其他问题的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欧洲一体化

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分析经历了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阿姆斯特丹学派、新葛兰西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过程。这三大流派实质都是一种以生产关系为核心概念的政治社会分析或政治文化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从经济学逻辑向社会学逻辑转向的趋势,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的变迁趋势相契合。从更为宏观的社会科学研究背景来看,这种转向也可以通过普遍性逻辑和特殊性逻辑的辩证关系来理解。     

国家利益问题：西方主流学派的论争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家利益问题的论争包括经典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建构主义的挑战和新现实主义的发展三个阶段。其中 ,建构主义的挑战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新现实主义也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利益理论。作为系统理论向国际关系大理论过渡的必要一步 ,对国家间利益关系的研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近况与实践——李滨教授访谈

正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刘毅(以下简称"刘"):国内学界一般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思想定位?它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元问题"是否存在某些一致性?李滨(以下简称"李"):先了解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定位。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目标是挑战和批判主流理论,实质上也是挑战国际关系中的实证主义理论,希望用一个在本体上更多元、更具反思意     

关于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几点看法

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新兴的发展中的综合性学科。在西方又称国际关系学,它是一战后最先在英美形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与它们当时的国际地位有关。二战后,出现许多学派,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名称到研究方法也不相同,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中。在苏联,六十年代还没有建立国际关系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持完全批判的态度。七十年代苏联才开始研究,并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分析评价和预测国际形势发展、制定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理论基础。"现称"这个理论正处在创立和发展的初期"。积极创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已成为实践中提出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因为战后,国际政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严峻多变,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与新问题,旧的理论已不能解释。再则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在对外政策上也有重大的调整,我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高,对外关系有很大的发展。这也需要从理论上论证与说     

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进展与问题

近年来,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研究主题涉及理论概述和诠释、国际关系重大现实问题分析、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发展路径和方法思考等。已有的研究关注者甚众,但存在专业研究队伍偏小、研究者之间的沟通较少、研究主题分散、实证研究甚少等问题。未来应加强经典文本及方法论的研究,追踪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深化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高度关注并深入解读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全球化”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际政治经济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概括性和内涵受到不少知识精英的质疑,但从目前来看,它的确构成了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的时代特征。面对新的形势,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了新的理论探索。中国高校中的国际政治研究是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球化的时代,高校中的国际关系研究在时代命题和基础研究两个方面均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国国际关系的发展既要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又要着力于发掘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还要总结新中国外交的经验历程并加以理论升华。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和发展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状作了回顾。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通过引进、批判、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关系理论对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促进和补充作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还较为注重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中吸取资源,以寻求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本土思想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的辩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学科建设自主性意识的提高。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和平共处作出了一定的智力贡献。     

人、文明体与国家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在冷战结束,特别是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之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似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家争论的一个焦点。中国学术界对塞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等关于文明的观点,以及亚历山大·温特等人的建构主义理论表现出高度关注,可能还与这样一个特殊背景有关：中国是一个正在融入国际社会的上升大国,其文明经验与所强调的道路与西方社会的历史逻辑有巨大差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既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重大议题的解释效力不大,而建构主义及文明学派强调文化、观念等“软”的方面,似有更大的讨论空间,存在着产生一种更具解释力的理论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界提出了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问题。然而,建立中国学派,必须借鉴新的学科和引入新的研究工具。国际关系研究并无自己的方法,它是不断借鉴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发展起来的,因此,若无新的工具和新方法的引入,建立新学派的想法只能是纸上谈兵。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中国学派的建立问题应从应然（应当如何）层面的讨论转到实然操作层面,即尝试引入一些新概念工具和解释一些实际问题。本期刊载的这组“人、文化与国家行为”专题论文,将心理文化学的视角和分析工具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便是这个方面的努力。     

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国际军备控制理论的演变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控理论

国际军备控制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际军备控制理论受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传统现实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的重要影响。新现实主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美苏70至80年代的核军控进程起了某些积极影响。当代西方军备控制理论还包括和平研究、核威慑理论中影响核军控的理论、国家实力构成研究等。这些研究并超出了西方国家的范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备控制理论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我国的安全利益和特点出发,着眼于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斗争的实际和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之路

本文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化进程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与分析。分析的重点是美国国际关系学术霸权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美国学术霸权的特征就是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和本体论上的经验实在论。首先,我们对于几个版本的建构主义及其与后实证主义之间的联系做了一个简要的比较分析,以展示美国学术霸权在建构与重塑国际关系研究主流认同过程中的作用。接着,我们围绕1989年针对学术霸权的起义运动展开论述,这一运动是对于美国学术霸权的不满情绪逐渐增长的最终反映。这种起义运动可以作为将来建构更加开放和更加多元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有益借鉴。这对于正在寻求构建一个独立的学术认同的中国学术界,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后结构主义是对语言比较关注的一个流派。和语言建构主义相比,语言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具有完全的本体意义,语言被认为具有建构性、结构性,主要通过语言的差异性和相关性体现出来。语言的表述形成话语,话语建构知识和常识,是一种建构社会现实的意义结构。就国际关系而言,后结构主义主要从表象政治入手,关注话语、身份和对外政策。身份和政策在话语中相互建构,相互调整。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国家安全方面,"我"的身份通常被表象为受到"他"的身份的威胁。从后结构主义角度来研究身份的表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国家的对外政策。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的理解,也为我们加强国际政治话语建设提供了启示。     

从中西哲学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生

不同形态的国际关系理论群通常滋生于不同的哲学土壤。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生主要是建立在"二元分立"哲学和牛顿世界观的基础之上。与之相对照,作为古老东方哲学的重要思维特征,"二元互补"理念和"过程演化"思维却一直没有受到国际关系学者应有的重视,以致在此基础上也没有产生相应的国际关系理论群。有鉴于此,文章认为,古老的中式互补思维有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需要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重新被审视;如果"二元分立"哲学和牛顿世界观可滋生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群,那么,在"二元互补"哲学与"过程演化"世界观的指导下,中国本土哲学同样可产生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乃至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刻影响。     

“一体化”视角与国际关系角色理论的演进

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一体化的理论视角"作为新的研究途径,逐渐被许多学者接受,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思路。角色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并受到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角色理论通过引进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认知心理学和比较政治学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切入点,而且还展现了理论一体化的途径。这一研究路径先后引起欧美学者的关注,在他们之间搭建了对话平台,而且将物质和理念两个因素以及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个层次分析视角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回应了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争论。     

《跨文化交流学》

《跨文化交流学》是国际文化交流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生的必修课。跨文化交流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本世纪70年代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迅速兴起的一门新学科。跨文化交流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综合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新闻学、哲学、历史学、民俗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有关理论,并与实用密切结合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