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传统婚姻家庭法文化研究

满族作为中华民族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建立了一个中央政权,还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余年,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领土完整、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随着社会的交流、融合和发展,居住在城市的满族人的民族特点正在逐渐消亡,因此寻找满族曾经的痕迹和拯救满族的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力图从法文化分析的角度出发来剖析满族传统婚姻家庭中各种制度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理念。     

论宗教在满族传统法文化中的作用

法文化的研究可以清晰感受到一个民族的内在价值理念,为更好地理解一个民族的行为特点,社会控制手段提供法理基础。法文化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宗教的作用是最原始的,少数民族的法文化深受宗教法的影响,这也同样适合满族的法文化发展进程。满族宗教信仰萨满教对满族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重审与重判的法文化分析

西方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审判重审 ,中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审判重判。立足于比较法律文化 ,认为重审与重判只是相比较而言的 ,究竟是重审还是重判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价值取向所造成的 ,是有其深厚的法律文化基础的 ,是渊源流长的法律文化所塑造的。当代中国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审判制度的变革和发展应以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法治文明建设为基础 ,以人权保障、正当程序、司法公正为目的 ,形成制度化、理性化、规范化的审理与裁判并重的机制     

反思“神判”

神判作为一种借助神灵的意志来介入人类行为之间的是非判断与纠纷处理的方式，其产生符合了当时人们的集体理性，并且在人们对公正性的追求上要比血亲复仇等形式更前进了一步。神判对现代审判制度有着一定的启示性，即应当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树立法律在法官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现代审判制度应当在程序公正上走得更远。     

反思“上帝的审判”——评巴特莱特的《中世纪神判》

从古代至近代,神判为世界上许多不同地区的民族所使用,主要是在穷尽其他证明方法无法证明案件事实、法官对事实存在与否不能达到确信状态时,作为最后的救济。巴特莱特的《中世纪神判》一书是迄今有关神判的第一部系统的专著,该书描述了神判在欧洲自最早出现于蛮族法典时、经基督教社会、至近代欧美国家捉巫时期一千多年的历史。作者对中世纪欧洲的神判洞察深刻,分析到位,对于神判的起源、传播、运作、功能、规则、类型、终结以及替代性制度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述,尤其讨论了13世纪前后神判的终结及其原因,批判了史学界有关神判运作及衰落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见解。但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从三方面作了批评。     

入关前满族刑法文化研究

满族这一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建立起一代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对其入关前的刑法文化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其创造一统中原奇迹的某些原因,并可为入关之后清朝的某些刑法思想及刑法制度追根溯源。入关前的满族刑法处于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时期,其刑法文化的主旨是服务征服、推崇伦理、慎用刑罚、倡导平等。其刑法文化的价值取向为正义、秩序与教化。     

构建我国民事判决既判力制度的法理分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还没有建立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制度。民事判决既判力制度的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场经济的高度不发达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我国,构建既判力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我们要协调构建民事判决既判力制度与再审制度的关系。     

判后答疑制度的法理透视

法官判后答疑制度是回应司法现实的产物，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具有实足的合理性。判后答疑既是审判者审判职责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审判者应尽的社会职责。判后答疑有利于全面贯彻审判公开原则，强化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有利于提升裁判文书质量，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知情权；改变了审判法官只管判案，不问信访的被动局面，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有利于畅通申诉渠道，提高审判监督程序的使用效率。     

判后答疑制度评析

自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在全国法院系统大力推行判后答疑制度之后,判后答疑制度已在全国各级法院陆续试行。虽然实行判后答疑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司法公信力,以从源头上治理涉诉信访的产生,从而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但判后答疑制度的实践却使我们对该制度的实际功效产生了疑问。尽管如此,判后答疑制度在我国当今的司法环境中仍具有现实意义,也是我国现阶段为消除当事人的不满所能采取的最为现实的选择,因此,我们不能断然否定其存在的价值。     

论民事裁定的既判力

对于法院裁定是否有既判力,国外理论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演变过程。就我国而言,对此问题尚未真正展开探讨。按照传统既判力理论,既判力的根据是民事诉讼制度性效力与程序保障,裁定既判力的根据也应当是民事诉讼制度性效力与程序保障二者的结合。应当强调的是,虽然可以肯定裁定具有既判力,但并非所有的裁定均具有既判力,不同种类的裁定,其既判力有无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同时,从立法论与司法论不同的视角讨论,裁定之既判力又有差别。因此,对裁定既判力的把握应当是多元的、具体的、有条件的。     

论传统刑法文化对刑事司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改进

当今中国比较先进的刑事司法制度为什么不能很好地付诸实施?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试图从刑法文化视角进行诠释。主要观点是:(1)刑法文化包括观念性刑法文化和制度性刑法文化,它们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刑事司法不能很好地遵守刑事法规定现象产生的原因。(2)之所以发生观念性刑法文化和制度性刑法文化的冲突,主要是由于影响当今法官观念性刑法文化的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存在不足。(3)要想使刑事司法制度得以实现,就必须改进中国传统刑法文化之不足。     

程序法文化引论

程序法文化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和一定民族范围的人们对各种程序性法律、制度、观念和一系列程序活动的整体性认识和评价,程序法文化具有抽象性、地域性、多元性、群体性和延续性等特点。程序法文化有制度程序法文化与观念程序法文化、传统程序法文化与现代程序法文化、西方程序法文化与中国程序法文化之分。中国传统程序法文化以尊尚权力、程序实体混同、程序虚无、“厌讼”等为特质,中国现代程序法文化则以尊重权利、程序独立、程序法治为指引。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中的当代民法文化建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内涵及法治价值目标影响着民法文化的内涵与特质。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建构当代民法文化具有必然性但也存在现实障碍。要建构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法文化必须采取两项对策: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力倡导自由主义精神,建立并完善市民社会;以民法文化的基本理念净化传统文化与道德,建构一种融传统文化与道德和民法文化于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型民法文化。     

成文法、习惯法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土地流转

本文详细考察了宋代至清代有关土地的成文法和习惯法的发展情况 ,在此基础上 ,对成文法和习惯法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指出习惯法的长期存在是由于其能够起到降低契约达成和执行中的交易费用的作用。同时本文还就法律制度中所反映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思想进行了总结     

法治文化的几个理论问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建设,将推进法律文化、法治文化的研究。法治文化是指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法治文化由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组成,前者包括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法律设施等,后者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思想体系。法治文化就是法律的意识形态和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一般来说,观念支配行为,思想决定行动,而良好的制度和规范又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体系。法治文化建设就是制度性文化建设与观念性文化建设的结合和互动。法治文化建设既应该高度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也要高度重视对公民观念的塑造和提高。     

论神示裁判制度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宣誓决诉、水审、火审、决斗审都是欧洲中世纪神示裁判的方式。这些裁判方式都属于“单方证明”模式,与现代意义上的证明模式有天壤之别。为了考察神示裁判程序中被告人的诉讼地位,有必要借用现代证明责任理论来分析神示裁判制度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神示裁判制度实行有罪推定,被告人在诉讼中要承当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     

儒家“中庸”之传统法文化观照

＂中＂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随着思孟学派经典《中庸》的出现,以及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中庸＂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人生哲学与社会政治。中庸的思想大致呈现出儒家至德、本体论、方法论三个面相,通过不同进路观照于传统法文化。中庸主义一方面要求通过内圣功夫,经由个人内在道德的修养,修塑＂治人＂之主体人格——传统法文化中秉持＂直道＂,追求无讼,注重调解,兼顾情理法的司法官员;另一方面,在外王意义上,中庸通过治法之和合构建并维持一种超稳定的统治秩序,传统法文化中德刑相辅、礼法融合、宽猛相济、人治＂和谐＂诸特质均为其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