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言词证据的审查与判断

言词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又被称为"人证",是指以人的陈述作为表现形式的各种证据。和与其对应的实物证据相比较,言词证据具有内涵丰富、易于收集和保存、证明力强等优点,在刑事证据中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言词证据又有诸多缺陷,在司法实践中,对言词证据进行准确分析,判断其对刑事案件的证明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像电子证据鉴定方法及完善对策

我国人像电子证据鉴定主要依靠计算机人像识别系统和人像专家进行。由于人像电子证据性质特殊，利用人像识别系统鉴定有一定的局限性，人像专家鉴定时亦易被干扰。把“模糊理论”引入人像识别领域可以改善计算机在识别人像方面的准确性。另外，人像专家依靠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也可进一步解决人像鉴定识别率低的问题。     

提升科学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水平——以鉴定意见为例

提升科学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运用水平要求做到:严格审查科学证据的证据能力,既要从关联性和合法性方面加以审查判断,还要注重审查鉴定"科学性"对证据能力的影响;严格审查科学证据的证明力,应坚持鉴定意见等科学证据并没有优先于普通证据的证明力、司法裁判者最终是否采信鉴定意见应当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的原则;确立科学证据的质证制度,包括确立科学证据的言词辩论原则,推行科学证据的庭前开示制度,建立和完善对科学证据的交叉询问制度;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包括明晰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条件,明确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完善对鉴定人的人身安全保护制度和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健全专家辅助人制度,包括明确限定专家辅助人的资格,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和意见性质,明确规定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义务和诉讼责任。     

DNA证据运用的程序规制

DNA证据在侦破案件和法庭定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因其技术本身存在缺陷,或鉴定过程渗入人的因素,以及缺乏相关的程序规制,在运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偏差,导致冤假错案。对于DNA证据应审慎对待,尤其在庭审过程中需要加强对DNA证据的审查判断。无论是规范DNA证据庭审程序的审查范围、审查途径,还是完善DNA证据的认证规则,都需要建立相应的规则,以规范法官对证据的判断采信。针对我国DNA证据运用的司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应完善DNA证据审查规范化程序。     

DNA证据运用的程序规制

DNA证据在侦破案件和法庭定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因其技术本身存在缺陷,或鉴定过程渗入人的因素,以及缺乏相关的程序规制,在运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偏差,导致冤假错案.对于DNA证据应审慎对待,尤其在庭审过程中需要加强对DNA证据的审查判断.无论是规范DNA证据庭审程序的审查范围、审查途径,还是完善DNA证据的认证规则,都需要建立相应的规则,以规范法官对证据的判断采信.针对我国DNA证据运用的司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应完善DNA证据审查规范化程序.     

对原告或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未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证据的处理

原告或者第三人(主要是原告)为了达到胜诉的目的，在行政诉讼中往往会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和证据，它不仅使被诉行政机关难以应对，也给行政审判带来相当的难度。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证据规定”)第二条作了明确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     

论新刑诉法有关鉴定证据的立法修改与审查判断

2013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下称新刑诉法),正式将“鉴定意见”的称谓法定化,替代原先“鉴定结论”之用语,同时对鉴定人出庭作证、人身保障及专家辅助人等问题予以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刑诉法从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人人身保护及确立专家辅助人制度三个方面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作出具体规定,也让“鉴定意见”之表述实至名归.此次“鉴定意见”的确立,在具体层面可破除人们对于鉴定证据的盲从,促使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随着鉴定人出庭作证、专家辅助人制度等规定的具体落实,刑事诉讼双方的主体地位与平等对抗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在我国,以往量刑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随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行,量刑被提到了与定罪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也引发了对量刑的基础---量刑证据的关注。但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现状不容乐观,虽然司法机关相继出台的规定中,均涉及对量刑证据的规制,但这些规定十分零散,且不够完整与系统,相对于成熟的定罪证据制度而言,量刑证据制度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中证据定义的矛盾评析

对于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定义,学者们认为有三大矛盾:定义表述存在的逻辑矛盾,证据与事实的矛盾,证据作为事实与需要查证属实的矛盾。其实,这三大矛盾是不存在的:在证据定义的表述中,定义项与被定义项可互换位置,并不影响其词项的周延;任何证据都具有"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功能;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属于证据本体论的范畴,而证据审查属于证据运行论的范畴,所以,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据的审查并不自相矛盾。     

关于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思考

要在我国建立切实可行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要先明确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本文从分析非法证据的含义入手,对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刑事立法现状进行了介绍,指出其在排除范围方面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完善建议。     

论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价值选择。对其证据能力的不同选择,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目的的能否实现。在我国,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如何,理论界说法不一。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并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是我国诉讼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日本民事证据收集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民事证据收集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通过梳理日本民事证据收集制度的改革背景、内容并对其评价,从中得出对我国证据收集制度改革的启示如下:完善开庭前准备程序;完善当事人举证制度包括明确接收当事人提交证据材料的手续;促使当事人积极提供证据。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界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性的规则之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定义在各国以及国内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表达和理解。为规范执法，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应当包含的内涵要素角度出发，对其定义重新界定，可为规范公正执法提供指导。     

视听资料证据效力探讨

视听资料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讼证据种类 ,其合法性取决于制作、收集与证据合法性三者之间的结合关系。对视听资料的采信应采取“真实采信例外”的原则 ,对侵害被监听人合法权利之外的视听资料 ,应由法官自由裁量。     

论自由心证的"自由"与"不自由"

自由心证是裁判过程中的认定证据的重要方法。作为一项各国普遍接受的制度,随着我国司法改革,逐渐被引入我国司法实践领域。如何规定自由心证制度,是我国证据立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讨论心证的自由性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确定其自由判断的内容是什么,此文中认为,自由心证是全方位的自由,不仅仅包括对于证据能力的取舍,也包括对证明力的判断,二者统一于法官对于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的判断中。同时,认为自由心证是相对自由,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自由心证的制约因素。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拷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刑讯逼供证据坚决排除的基本原则，意味着我国刑事司法向人权保障的积极迈进。在实务操作中，可行性是能否贯彻立法精神的关键指标。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存在若干可行性疑问，在非法证据界定、非法物证考量、毒树之果效力、警察出庭保障、被告人举证、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等方面尚待进一步细化完善，以增强可操作性，防止规则被虚置。     

非法鉴定意见排除规则研究

我国非法鉴定意见排除规则的定义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于鉴定的前、中、后程序出现严重违法或瑕疵,使得鉴定意见非法或者不合法,经过法官审查或合法当事人提出,使相应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或者证明力失效的规则。非法鉴定意见排除规则由鉴定前、中、后三个程序规则构成,对诉讼理念、制度、程序与社会等各个层面均有重要的意义。     

论测谎结论的证据价值

测谎技术在刑事案件侦查中的作用勿容质疑,但测谎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本文在对测谎技术的发展历史作简单考察的基础上,从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可采性方面对测谎结论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测谎结论具有证据价值,并进一步对测谎结论的审查判断和测谎证据的规范化予以了阐释。     

会计资料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随着近几年经济犯罪的增多,在刑事诉讼中,会计资料越来越多地作为证据被司法机关用来证明被告人的财务会计事实。会计资料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针对不同的案件事实,会计资料在刑事诉讼中所起的证明作用也不同。对刑事诉讼中以不同证据种类出现的会计资料的证明作用进行研究,可以为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利用这一种类证据提供理论支持。     

浅析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之建构

本文通过对我国法律关于刑事证据展示内容的规定进行评析，指出其存在的缺陷，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必要性，并为建立和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进行了具体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