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权利观转变

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反思传统人类主义价值观的结果,便出现了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人类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非人类存在物,这是人类理智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吗?——从价值论角度评述生态伦理学的两种类型

价值问题作为生态伦理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对传统伦理学实现突破的切入点。自然界是否具有价值?是否具有独立于人之外的内在价值?这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焦点。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自然界没有内在价值,只有工具价值;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则认为除人以外,动物、生命个体以及生态系统都应具有不依人而存在的内在价值。两者分界的依据是人是否是价值的唯一载体;两者分歧的原因是对内在价值理解方式的不同。     

生态文明视域下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

环境问题的加剧引发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和重视。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最为重要的两种理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存在根本性的分歧。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剖析，得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缺陷，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优越性，进而得出我们应当作出的价值选择，即应当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指导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研究述评

人类中心主义近年来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有关研究存在重大理论分歧。在争论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比如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和分类,人类中心主义是否是环境恶化的元凶,自然界自身的价值,以及走进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     

宪政伦理视野下的环境正义

以自然主义为指导的传统宪政制度,旨在实现个人权利的保障,突现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宪政生态主义的兴起开始由自然权利保障走向环境权利保障.宪政伦理视野下的环境正义是种际正义、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的统一,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己代中心主义的超越.     

浅论环境伦理学中的“内在价值”

自然界自身是否拥有内在价值是环境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也是环境伦理学赖以存在的基础,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大分歧和争论也在于此.一般地说,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并且这种内在价值是一切外在价值或工具价值的源泉;而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也具有内在价值.本文试图从价值的本意出发来界定内在价值的适用范围,并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对这一争议进行评析.     

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动物保护法律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型社会,动物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法律的角度改善和提高动物福利亦是生态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环节。鉴于我国动物保护立法的重大缺陷,应该制定一部专门的动物保护法,明确保护的范围,并确立四大法律原则：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尊重生命,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人类中心主义。     

环境犯罪检察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

当前环境犯罪的检察监督主要存在环境犯罪司法解释的指导观念滞后和没有推动建立环境犯罪刑罚新目的观等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推动建立科学的环境立场,协调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促进建立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观。     

环境犯罪立法理念的理性审视

环境伦理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我国刑法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环境犯罪应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立法理念,增设危险犯,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将非刑罚措施与刑罚措施并用。     

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探析

本文首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划分为本体论上的主体共享关系、实践论上的主客体关系以及价值论上的主体共享关系和主客体关系。以此为基础,在人与自然价值论关系层面笔者展开了对主张主客体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主张主体共享关系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利弊分析。考虑到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对公众道德水准的合理要求与刑法道德底线定位之暗合、刑法对人的预设模式之要求以及刑法的可操作,本文将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确立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不入罪之刑法谦抑缘由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是导致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主要原因,其是否入罪是一个颇具时代意义而又极其敏感的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社会问题当由社会政策调控,基于刑法谦抑考虑,立足于刑罚效益与人性,刑法并不能因此贸然介入。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不入罪是立法者权衡利弊后明智的选择。     

罪之谦抑理念的提倡

为了摆脱犯罪标签带来的困境,体现刑法人道性和宽容性,通过实质理性矫正形式理性,追求刑法效益价值,保持社会活力,缩小犯罪圈,增加出罪机会,摘除犯罪标签,应该提倡罪之谦抑,有意识地在特定阶段和场合加以实行。不过,提倡罪之谦抑应有宽和自由的社会环境。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理念的改变、市民社会的形成、人权保障观念的确立,提倡罪之谦抑的社会环境已相应形成。     

刑法中善意原则之检讨——以人本思想为视角

人性人道人权应在善意的引领下成为法律的核心价值内涵.法律对人行为的定性是一种价值评价,而这种评价的标准必须是一种善良的标准.人本思想应内化于刑法,人性本善应成为立法者的内心确信,人道的教育刑理论应作为刑罚支撑,而在人权保障方面应注重人主体的差异性与主观方面的道义性.在立法上主张善意的应然法思想,司法上主张法官的善意解释原则,刑法只有在善意原则的指引下,才能实现保障人权的法律追求,成为人类良知的法律保障.     

著作权与商标冲突判例检讨

目前,我国司法和执法机关在处理＂在先著作权与在后商标纠纷＂时,采取的是＂保护在先著作权的原则＂。这种司法实践仅仅维护了当下的个别正义,而没有着眼于未来长远的整体效用,不符合法律经济学的财富极大化原则。取而代之应该是＂向前看＂的纠纷解决机制,即事后许可,从而实现利益极大化。     

浅谈公安机关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公安机关错案是指在侦查活动中,公安民警由于故意或过失违反法律规定而办理的依法应予纠正,并应追究违法责任的案件。它具有主体特定性、主观过错性、行为违法性、后果危害性和应受惩罚性等特征。公安机关建立错案追究制是提高民警素质,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需要,是公安工作适应国家法律建设总体需求的需要,是解决公安执法与法律要求不相适应的需要,是提高工作透明度,加强内部监督的需要。建立错案追究制应遵循科学、合法的原则;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区别划分,责任自负的原则;人人平等原则;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处罚公开原则。     

论行政紧急强制中的人权克减问题

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状况更体现法治国家的成熟程度。基于其紧急性、强制性、单方性和高裁量性等特征，非常状态下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对行政相对人人权的克减是客观存在而且经常出现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人权克减应当符合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救济原则。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确定行政紧急强制中人权克减的可操作性标准，以完善我国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机制。     

浅谈平等原则与行政机关的选择性执法

在行政处罚领域,选择性执法、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等侵犯公民平等权的现象并不少见.一方面,我们不能打着不平等的幌子为违法人士大开逃避法律制裁的方便之门;另一方面,行政法需要依靠平等原则作为基础性原则的拘束力来保护公民真正有可能受到损害的权益.但是在我国行政法上,平等原则还没有被明确地纳入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中.平等原则在行政法上...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价值尖锐冲突.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考察来看,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应当是非明文不排除.     

论生态法域与传统法域的价值冲突

一般认为，法域是根据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来划分的，但实际上不同的法得以整合成一个法域，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们人性假设的相同。作为一个新兴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上的人是“大我”、利他和有限理性的生态人，这就决定了生态法的价值取向与其他法域必然有所不同。生态法域侧重生态安全、种际平等以及各物种在地球上生存繁衍的自由。在处理生态法域与其他法域价值冲突时，必须遵循追求人与自然共同利益的原则。     

论比例原则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采用,必然会对公民的权益造成影响。比例原则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尤其是警察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包括妥当性、必要性与相称性原则,为实现行政目的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和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方面提供了可操作的标准。比例原则适用时应考虑目的的正当性;措施选择的多种可能性等步骤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