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中的职务犯罪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职务犯罪立法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角度来审视我国职务犯罪的立法得失,有利于我国职务犯罪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试论刑法中的不确定性规定

重新修订后的新刑法并没有完全走出“类推”的阴影,许多条文中的“不确定性”规定就是其中表现之一。这又给刑事执法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本文试就新刑法中“不确定性”规定的弊端和原因作一些抛砖分析。     

刑事和解司法适用的四大矛盾

刑事和解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一直备受质疑。不同观点的对撞形成了刑事和解司法适用的四大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了中国司法在扩大刑事和解适用中的司法纠结或司法尴尬。     

论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与调适

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传统的刑事基本原则理论存在冲突。然而,出于对现实的需要和刑法观念的转变,刑事和解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和推广。是否继续保有旧有观念和制度不放,还是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迎接新事物的到来,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较大的争议。其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刑事和解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为此,有必要对两者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法理和情理上寻找两者之间的基本内涵、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为刑事和解制度的良性运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刑事合理性原则初探

法律上的合理性原则,一般与自由裁量权紧密联系。在刑事法律领域,合理性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一样,其出发点在于对国家行使刑罚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在现代刑法理论中,罪刑法定原则最能体现出合法性原则对刑事裁量权的制约。但是,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需要合理性原则加以补充;并且,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刑罚权的运用、法律解释以及刑事司法中的法官释法、自由裁量等,还需要以合理性加以限制,才不会出现形式的公正造成了实质的不公正的局面。     

试论刑事自由裁量的理论定位

在刑事法治系统中 ,罪刑法定原则是对司法擅断的控制 ,是必要的 ;自由裁量权则是对立法专断的抗衡 ,其存在具有必然性 ;二者关系平衡则刑罚权的行使可以达到最大的公正 ,实现刑法的目的 ,关系失衡 ,要么立法专断 ,要么司法擅断 ,都难以实现刑罚权真正的价值蕴涵。     

论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关于我国是否应该引进刑事和解制度,理论界的分歧很大。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也符合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的要求。我们应当在刑事诉讼中积极引进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律中对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范围和操作程序等作出详细规定。     

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

法治国家的原则与法治国家建设的任务须为具体行动,在刑事法领域要贯彻法治原则就要化为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刑事法领域的法治原则.罪刑法定及刑事政策的相关方面,如罪刑法定机能及其演变、刑事政策的内涵、罪刑法定和刑事政策的紧张性及其调和,当前刑事政策中的热点问题以及刑罚反制犯罪关系等问题值得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困境突破

从我国基本刊事政策的演进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正向价值,它不仅为刑罚轻缓化提供了制度支撑,而且也为刑法机能转变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并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某些形式冲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行及其实际把握仍然存在着一定难度。因此,及时推进刑法文本的修订,合理利用现有的刑法资源,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摆脱实践困境的主要路径。     

试论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在1997年被写入我国刑法典,这是我国刑事法制建设的里程碑,对今后的刑事立法、司法都具有重要意义。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的司法解释在保证刑法的正确执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偏离的倾向。因此,合理界定二者的关系有利于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公正。     

罪刑法定视域下刑法解释的基本理论

刑法解释相对于其他法律解释研究更为艰难的原因在于受制于刑法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限制。成文法本身语词的模糊抽象、立法的局限以及刑法司法过程中法官理解阐释都是刑法解释正当性的依据。刑法条文是刑法解释的对象,对象特殊性决定了刑法解释论与刑法解释规则区别于其他法律文本解释的特殊性。刑法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与法律解释中的主...     

试论我国商标犯罪中的商标范围

对商标犯罪对象的甄选 ,反映了立法者的认识能力、立法时的犯罪态势以及立法者对社会利益的综合衡量。目前我国刑法中商标犯罪的犯罪对象均为注册商标 ,对未注册商标不予保护。在注册服务商标的保护方面 ,我国刑法仍然存在漏洞。借鉴WTO规则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 ,结合我国商标犯罪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进一步扩大商标犯罪之“商标”范围。但同时应注意刑事司法应当恪守罪刑法定原则 ,不能超越刑事立法任意扩大犯罪圈。     

我国古代刑法“比附类推”制度的发展与“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最终确立

我国比附类推制度可追溯于周代,随后各朝代均推行运用,但不同程度作了限制。新中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也规定了类推制度,但1997年刑法修订时废除了这一制度,正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虽然比附类推制度被废除,但这一思想仍然会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     

理性 良知 宽容 开明:我国刑法理念的世纪走向

本文汇集了刑法界的一系列新观点 ,较全面地反映出我国世纪末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向     

当代刑法溯及力原则的考察--试对新刑法第12条理论重构

刑法的溯及力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权保障 ,是相对罪刑法定精神的体现。肯定我国刑法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的基础上 ,引入外国立法例阐释溯及力与既判力的关系 ,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溯及力的立法。     

马克昌教授刑法立法思想要览

马克昌教授是新中国刑法制度建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刑法立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在宏观方面，确立了修改刑法的指导思想，厘清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化与非刑罚化的关系，确立了刑法立法的观念；针对79年刑法的修改，提出了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支持对法人犯罪的立法，主张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建议将保安措施纳入刑法，并强调立足本国，吸收国外经验，改进立法技术；针对97年刑法，他对犯罪停止形态、死刑立法、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立法、社区矫正、缓刑和假释制度的完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转化型抢劫的实务研究

转化型抢劫是指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聚众“打砸抢”等行为过程中 ,具备法定的情形 ,而以抢劫罪论处的犯罪。由于此种犯罪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抢劫罪 ,而我国刑法又把这种犯罪以抢劫罪论处 ,所以我国刑法对转化型抢劫的规定与其所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发生了冲突且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正好反映了这种冲突的存在     

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发展趋势简

刑法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于司法实践活动中.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中的一种,从其诞生起一直备受争议.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存在就缺乏法律依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其应该退出司法实践活动,取而代之的应为司法刑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