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国民法律信仰的培养

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需要,本文从法律信仰的概念出发,总结出培养我国国民法律信仰的原因及其作用,结合我国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障碍,最后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关建议.     

试论和谐社会视野下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

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实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具体的说就是国家机关和国民要在法律的框架内来实施权力(权利),要真正实现法制社会,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全面提升国民的法律素质,大学生作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其是否具有法律信仰和法律信仰的坚实度对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现阶段应如何帮助大学生树立其法律信仰。     

培育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刍议

培育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 ,并以此促进国民信仰法律 ,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也是领导干部行使好职能、克服法律意识中的种种偏差的需要。法的效益性、救济性与独立性是领导干部信仰法律的基础。创造领导干部信仰法律的条件在于内外并举。     

尊法与信法——依法治国内在要素漫谈

法治并不仅仅是法律之治,其内在要素要求人们对法普遍尊重和信仰。培养国民树立法律信仰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通过法制宣传的推动以及长期谨守法律勿循私意等司法实践,司法工作者可以推动法律的精神或原则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来,让公民自发信法守法,引导其确立权利意识与法治意识。     

论法律危机下的法律文化

中国目前存在着一定的法律危机,危机的解决之道应该体现中国民族精神和西方契约精神的法律文化,即在传统文化中寻求合理的精神支持,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待条件成熟之后,踏上契约文明的道路。届时,人人具有契约意识、权利意识、法律信仰意识,一个稳固的法律文化也将形成。     

论法律信仰与我国的法治建设

法律信仰就是主体对法律的主观心理信念及在这种信念引导下的行为拜从,是法治社会的精神先导,也是解决我国目前法治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本出路。跟建立法治社会的要求相比,我国在价值理性建构方面存在着不足,也因此影响了国民法律信仰的建立。构建价值理性要充分重视本土资源,重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作用。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涵义、对象、载体与表征

法律信仰是人们出于对法律的依赖感而生产的心理感受，在行为上则体现为对法律过程的参与。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似可把法律信仰的对象归纳为自由、平等、秩序、安全等法律价值，实在法是法律信仰的载体。在通常意义上，对法律价值作出权威性界定的法官即是法律信仰的表征者。在终极意义上，法律解释要合乎宪法，法律信仰可归结为宪法信仰，法律信仰最终要由违宪审查者来表征。     

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

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被中国法律界学者广泛认同,并认为中国现阶段法律不能得到倚重和尊重,关键就是人们没有“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一个错误命题,法律不能被信仰在于法律不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法律至上的追求不等于“法律信仰”,中国的法治现状与西方的法治现状存在根本差别,倡导“法律信仰”是将中国法治引入误区并会带来危害,它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并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是一个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念。     

法律文化之法律信仰——法治的精神内核

"信仰"本身不是法学上的概念,但是在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法律信仰被越来越多的法律实践者甚至法学理论界所推崇。本文通过阐述法律信仰的内涵,法制与法律信仰的关系,强调了培养和提升法律信仰的重要性、分析了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如何培养和提升公民法律信仰的对策,以期更多的人能够自觉的将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自觉自愿的服从法律,实现真正的法治,使法治不仅作为一种治国方式,更是作为一种社会状态而存在。     

法律信仰命题的交锋、探源与出路

法律信仰命题在中国曾掀起轰动的大讨论,主要观点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两大阵营。通过分析法律信仰命题的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可以发现,中西方对法律信仰的理解存在极大差异,中国法律信仰命题其实误读了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命题。中国法律信仰命题争论的可能出路是以"法治信仰"替代"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之探讨

“法律”在现代法治国家被确立为“至上”的地位,为了维持这种地位的永恒,注定它不能仅仅被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来重视,而应形成一种民众的法律信仰。本文从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过程入手,论证了法律作为信仰的历史合理性：并通过研究法律信仰的对象来探讨“法律应如何被信仰？”     

法治“困惑”呼唤法律信仰

本文从揭示法治的“困惑”出发,重新认识法律权威,合理界定法律强制力与法律信仰之间的关系,提出弥补对法律信仰的缺失的相关建议,塑造对法律的特殊情感——法律信仰,走出法治的“困惑”。     

浅谈法律信仰

伯尔曼的法律箴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完美的阐述了法律信仰的应然性和必要性.本文即从此出发分析了我国法律信仰的现状,从历史传统和现实中的法律现象两大视角透视我国民众缺乏法律信仰的主要原因,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公民的普法等多个角度,探寻培养我国民众法律信仰的途径和方法.     

论我国公众法律信仰的培育

法律信仰是公民对法律的相信和尊敬,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法律信仰缺失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法治建设。因此,加强我国民众法律信仰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先分析了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现状及原因,最后提出了加强我国公众法律信仰的培植的措施。     

“法律信仰”:中国语境下的误读与建构——再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面对西方的没落与末世的现状,在应对西方法律传统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由此提出了整体主义法学的构想与广义的法观与之回应,在此基础上,伯尔曼形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整体法律观.然而,在实证主义与工具主义法律观主导的中国语境下,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常常被误解.本文正是以《法律与宗教》的“法律信仰”观为主题,正确梳理伯尔曼的广义法律观和“法律信仰”论,与当今中国法律观作比较研究,从而厘清“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的谬误并提出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之路,即珍视中国传统文化,正识“法律信仰”.     

从“神话”到“鸡汤”——论转型期中国法律信任的建构

在法律信仰之争中,法律信仰怀疑论和否定论者主张法律信仰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都不适于中国,主张法律信仰的学者更多地是过分误读了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话,并据此做出了不合时宜的判断,因此其所主张的法律信仰更多地是一种"神话"。相对于作为"神话"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任是一种"鸡汤",虽然它不能治病但富有营养,有助于社会肌体的康复和法律的有效实施。法律信任"鸡汤"的熬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法律内和法律外进行"综合治理"。其中,经过由更普遍的有效参与和更加公平的法律程序、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以培养人们的乐观主义态度进而产生对法律的信任、从约束权力和反腐切入来打破法律信任不足-法律具文化这一恶性循环,是三种相对可行的路径。     

现代法律信仰的博弈生存

法律的信仰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课题,通过对法律的信仰的不断探索与玩味,才能使我们从根本上了解我们的法,从而更好地保证法律良性的运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安定。本文对法律的信仰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希望在公民心中能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与追求。     

法律职业者法律信仰的价值

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灵魂,当前中国面临着极严重的信仰危机。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离不开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者这一特殊群体,作为沟通法律与民众的中介,其坚定的法律信仰对民众法律信仰树立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及其超越

中国法律信仰论试图通过唤起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来树立法律的终极权威,进而寻求对中国法治精神维度的型塑,这一目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然而,中国法律信仰论者所作的是一种文化移植论式的寻求,并只就法治本身讨论信仰问题,这导致其理论存在巨大的内在悖论:第一,法律信仰与传统的割裂;第二,背后预设的是一种孤立的建构的法律观,走向了与法律实证主义的隐性合流;第三,文化虚无主义的背后可能是更为彻底的法律工具主义。要超越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更为深广的语境和问题视野下,进行法律信仰的再造。     

论转型期我国公民树立法律信仰的对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公民的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石之一.但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当中,社会发展阶段转变、社会体制的转变和社会多元信仰等冲击着我国公民正确法律信仰的形成.因此,在现阶段培养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应大力发展经济,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培养公民的法律认同;完善法律信仰的制度条件和法律运行的体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