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审查制度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

"侦查中由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构成逮捕审查制度的中国模式,其理论基础是检察监督理论。定量分析表明,逮捕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普遍适用,有违法定逮捕要件,对公正审判与有效辩护造成不利影响;定性分析表明,逮捕被普遍适用的根源在于,享有批准、决定逮捕权的检察机关实为追诉机关,其执行的实体标准、审查程序及"快捕快诉"的追诉性指导思想,挤压了取保候审等羁押替代措施的适用空间。解决逮捕普遍化问题,应依据"互相制约"的宪法原则确立法院审查模式,由法院统一行使逮捕决定权,即在检察机关初次审查的基础上,增加法院审查程序,以制约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行使的追诉权,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     

我国“逮捕”批准或决定机关之中立性分析

一、何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程序中的中立性 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是刑事诉讼中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而规定的强制措施,逮捕意味着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剥夺.为保证批准或决定逮捕机关正确行使批准或决定逮捕权,要求批准或决定机关具有中立或超然的地位,其目的是保证逮捕的正确运用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     

法院决定逮捕问题的实证研究——基于801份刑事判决书的相关性分析

法院决定逮捕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整体呈上升趋势,适用对象以非暴力案件为主,其中最高刑为拘役的危险驾驶罪约占总数四成,与审前羁押适用状况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也背离了逮捕的适用条件等相关规定。具有行政性的法院逮捕决定权的功能应落脚于保障诉讼进行,但通过对801份刑事判决书样本的相关性分析与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法院决定逮捕的决策逻辑在于被告人是否会被判处实刑。其问题在于,法院无视逮捕的必要性审查,应然层面的审查要件与实然层面的适用逻辑相牴牾;审判阶段逮捕的程序性功能异化为实体性功能,抹去了诉讼保障功能,沦为判决结果的预演;法院以最终量刑结果呼应逮捕决定,是对无罪推定的背离。因此,应当修正法院决定逮捕的审查体系、增加法院决定逮捕的程序性要件。     

有条件逮捕之实证分析

有条件逮捕制度试行以来,适用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撤销逮捕案件的比例有所下降,适用程序逐步规范。有条件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适用范围标准不明确,随意性较大;程序规范不统一,影响执行效果;质量考核不配套,可能规避办案风险。完善有条件逮捕制度要求细化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把有条件逮捕案件质量纳入考核指标。     

刍议附条件逮捕制度

附条件逮捕制度是侦查监督工作的一项制度创新。现行的附条件逮捕做法尚存在一些问题,尽管试点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为完善附条件逮捕制度,应由公安机关启动附条件逮捕模式,完善审查、决定、撤销逮捕的工作程序,严格限制附条件逮捕的适用对象及范围,完善错捕追责标准和机制。     

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之反思

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的改革实践两年多来暴露出很多问题,如存在宪法法律障碍、损害司法公平、增大司法成本、降低诉讼效率以及犯罪嫌疑人权利救济途径缺乏等。法学理论界已有的其他改革方案也利弊参半,不具有可行性。综合借鉴已有各种方案的优劣,实行职务犯罪案件异地同级审查逮捕程序改革模式可能是较好的选择。异地同级审查逮捕改革方案有利之处甚多。根据就近原则、"一传一"原则、参考办案数量原则确定异地同级审查逮捕的检察院,并从移送审查逮捕程序、审查决定逮捕程序、侦查活动监督程序、发现不应当逮捕纠正程序、不服不逮捕决定异议程序、犯罪嫌疑人权利救济程序及其他程序等7个方面进行程序设计。     

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的理性解读

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实践中极高的逮捕率导致羁押普遍化,超期羁押问题亦一直存在,对国家、社会和个人而言都有损害.逮捕措施的滥用源于逮捕功能被异化.改革逮捕制度,不仅要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走出"前清后超"、"边清边超"的怪圈,更要着眼于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条款,减少逮捕数量,降低批捕率.根本之道在于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矫正异化了的逮捕功能,改进逮捕审查决定程序,完善逮捕的替代性措施.     

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异化

一、问题的提出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8月17日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以下简称《质量标准》）第4条规定：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须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同时应当采取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的应当撤销逮捕决定。该条规定了附条件逮捕的适用条件和决定程序，这标志着条件逮捕制度在立法上的正式确立。     

对“逮捕质量有缺陷”的分析研究——以鹤壁市淇滨区2003—2007年批捕案件为分析文本

2006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第一次详细明确了逮捕质量问题的认定标准，规定逮捕质量问题包括逮捕错案、逮捕质量有缺陷和办案程序有瑕疵。其中“批准逮捕后，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符合本标准规定，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属于逮捕质量有缺陷。为准确适用审查逮捕质量标准，避免逮捕质量有缺陷，并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办案实际相结合，就我院2003—2007年批准、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最终处理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如下：     

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改革的路径考量——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

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强调逮捕程序应当由控辩审三方主体参与,检察机关在侦查机关及犯罪嫌疑人之间保持中立地位,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有效参与,决定逮捕的过程须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当前我国的审查逮捕程序普遍存在行政化、追诉化、救济虚无化、"一劳永逸"化等诸多问题,2012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对此做出了适当的回应。但是,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化是今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仍需要对审查逮捕程序进行理念重构和制度创新。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程序之完善

审查逮捕实践中，由于诉讼价值目标发生偏秽、执法理念出现偏差、逮捕条件难以操作以及司法机制存在缺陷等原因，造成当前以捕代侦普遍化、批延程序形同虚设、逮捕条件掌握失范等。完善逮捕决定程序，需要从认识层面进行价值纠偏与理念重塑，从立法层面对逮捕条件的内涵进行准确解析并对审查逮捕的规则予以细化，从司法层面进行制度建构和探索完善相关机制。     

论逮捕和羁押分离

目前我国只存在有证逮捕,且羁押往往与逮捕相混,不利于刑诉程序的顺利开展。国外对逮捕和羁押有分别的规定,可以确保安全与自由,侦查的效率与程序正义得到合理平衡,确立逮捕和羁押分离是我国刑诉中必要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逮捕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背景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逮捕率的下降趋势十分明显。据初步分析发现,逮捕数、逮捕率的下降与犯罪率的自然变化无关,相关逮捕制度和管理制度改革很可能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影响性因素。以C市为例的研究揭示,检察机关对逮捕瑕疵案件的考核控制的增强造成轻罪逮捕数量的急剧下降,这是导致逮捕数和逮捕率下降的关键性因素;由于指控式审核机制的作用,逮捕必要性审查对减少不当逮捕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效果低于预期;至于"司法化"的审查逮捕程序,无论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还是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逮捕决定的影响均较为有限。为了进一步控制不当逮捕,需要对现行的逮捕审查程序进行全面改革,逮捕审查应从采取指控式审核转向综合式评估,从行政化的准司法程序逐渐迈向控辩式的司法程序;与此同时,为了兼顾保障诉讼的价值目标,也有必要对轻罪案件羁押控制的策略做出重大调整,以全程性速审程序的构建取代行政考核管理。     

审查逮捕程序改革的进路——以提高逮捕案件质量为核心

我国审查逮捕程序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错捕和不当逮捕比例过高,这主要是由于侦查机关没有对逮捕的全部条件承担证明责任和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客体化造成的。调整批捕权的职权配置,将其交给法院行使,并不能达成以审查逮捕的正当程序控制逮捕的目标。我们应当以树立检察官在审查逮捕程序中的裁判者角色为核心,维系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构造,强化对逮捕全部条件的审查,改进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工作机制,创造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审查逮捕程序中发挥作用的条件,推行不捕理由双重说明机制,进而强化侦查机关对逮捕条件的证明责任,以实现审查逮捕程序的正当化,达到防止错捕、减少不当逮捕,并为公诉程序、审判程序纵深改革创造条件的目的。     

羁押前逮捕程序的应然之意——国际法律文件中的逮捕原则

在国际法律文件中规定的逮捕属于羁押的前置程序,目的在于更严格地限制羁押的使用。作为前置程序的逮捕与羁押是完全分离的,具有强制性、暂时性、当场性等特征,且逮捕权的行使主体、条件及决定都有特别规定,与羁押有明显不同。各国在此方面规定也不尽相同,由此在法律上规定了不同种类的逮捕形式。由于逮捕直接涉及公民人身权利问题,因此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制定了原则性文件,世界各国也在宪法和诉讼法中规定了明确的程序,从而规范逮捕权的适用。     

略论逮捕程序的完善

逮捕的审查程序主要涉及审查权的归属和具体审查程序两方面的问题。审查权归属解决的是由谁行使逮捕审查权问题，不同的审查权主体与案件有着不同的关系，同时，司法活动中自由裁量又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对同一事实，不同的主体可能作出不同的处理。逮捕审查程序设计主要影响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来源及当事人参与程度问题，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基于不同的利益，提出的事实和证据很可能是不同的，基于不同的证据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见，科学的设置逮捕审查主体和审查程序是保证逮捕措施正确适用的必要条件。     

职务犯罪决定逮捕权上移的现实应对

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在检察实务中将会出现办案时间压力过大,侦逮联动受限,具有决策风险的案件适用逮捕措施缺乏完善的操作规则,不捕决定不服的案件缺少异议沟通机制,人民监督员部分监督机制面临调整,审查逮捕阶段律师介入职务犯罪案件程序亟待完善等问题,有必要通过改革审查逮捕办案模式,提高侦查工作能力,调整外部监督等方面予以解决,以充分发挥职务犯罪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后的制度优势。     

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制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是检察机关为依法行使检察职权，由专门人员对侦查机关或者侦查部门提请批准（决定）逮捕的案件经过审查后提出捕与不捕意见的检察文书。最高人民检察院侦监厅在2002年审查逮捕工作方式改革中将《逮捕案件审查报告》和《逮捕案件审批表》整合为《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这种改革方式简化了内部工作程序，对有效解决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限紧、任务重、质量要求高等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职务犯罪决定逮捕权上移的现实应对

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在检察实务中将会出现办案时间压力过大、侦捕联动受限、具有决策风险的案件适用逮捕措施缺乏完善的操作规则、人民监督员部分监督机制面临调整、审查逮捕阶段律师介入职务犯罪案件程序亟待完善等问题,有必要通过改革审查逮捕办案模式、提高侦查工作能力、调整外部监督等方面予以解决,充分发挥职务犯罪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后的制度优势。     

审查逮捕程序改革运行效果、问题及完善对策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充分研讨论证各种职务犯罪案件逮捕程序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自2009年9月1日起,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检察机关开始实施省级以下（不含省级）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由上一级检察院审查逮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