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风暴”凸显体制难题——访国家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局局长石爱中

石爱中,1955年8月生,北京人。现任国家审计署社会保障审计局局长,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1982年-1996年任天津财经大学教师,1996年-2000年任天津市审计局副局长,2000年-2001年任国家审计署副司长、司长,2001年-2003年任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2003年至今任现职。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审计工作报告,公布了十大调查案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的“审计风暴”。时下,“审计风暴”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近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正在北京某医院开展审计工作的石爱中同志。     

当“政要”变为“名人”

“政要”，应该是政治要员的简称。一般情况下，有的知名度很高，如联合国常务理事国那些在世界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的领导人：有的知名度一般，他做他的事、当他的官，履职尽责，没有多少人去理会。中国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则不然，他因“审计风暴”，荣获CCTV2004经济年度人物之年度大奖，街头巷里茶楼酒肆的老百姓都知道出了一个为国为民的新时代的“包公”，     

官员问责制度化：现实困境与制度设计——对“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

继2003年＂问责风暴＂之后,随着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在中国掀起新一轮＂问责风暴＂。虽然迈出了问责制度化的重要一步,但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仍需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其普遍存在四种现实困境：重＂自上而下＂,轻＂自下而上＂;重＂火线问责＂,轻制度问责;重问责行动、结果,轻问责理念、过程;重＂轻＂责任,轻＂重＂责任。解决其现实困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理念先行是前提,绩效问责是突破口,官员复出机制是重要环节,统一立法是关键。     

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以审计为准”条款的适用

在我国建设工程行业中",以审计为准"条款是一项涉及项目履约管理、工程结算的特别条款,通常情况下是指建设单位在总承包合同中约定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结算依据。由于该条款的适用在政府投资项目中饱受质疑而又无定论,因此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本文拟从该条款的认定出发,结合工程实务的现状,试图解决该条款适用的困境。     

从行政后果维度探讨政府“决策”与“执行”关系的划分——奖励“政疾”与奖励“政绩”

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政府内部管理活动要做到赏罚分明,以充分调动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和竞争性。在分析影响行政决策、行政执行"正确性"的因素的基础上,从行政效果优劣的角度,依据正误标准将政府"决策"与"执行"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四种,以明辨是非,奖善惩恶;并试图通过打破"双重规则"圈的作用,培养行政体制内部的一种相互监督的意识,以提高政府行政的决策力、执行力和监督力。     

“县权公开”的现实障碍与破解对策

“县权公开”作为我国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延续,已成为当前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重要举措.“县权公开”,需要借鉴基层民主已有的成功经验,但又由于其范围和内容等不同,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和任务.从基层经验和现实趋势看,推进“县权公开”必须首先破解发展基层民主的观念、动力和体制三个方面的问题.“县权公开”,其发展路径主要着力于基层的民主文化建设、民主动力整合和民主制度建设,实现先进性文化培育民主、合体性动力推动民主、均衡性制度保障民主.     

企务公开的“四坚持”与“三创新”

上海黄浦粮油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的前身为区粮食局,在改制后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企务公开制度,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一、在改制中坚持企务公开,保证了改制顺利进行 1、公开改制政策。公司在改制前先后两次编写了改制政策宣传材料,同时还两次请区经贸委、劳     

论建立决策、执行、监督制约与协调机制的维度及构想——兼与“行政三分制”论商榷

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与协调的“权力三分”思想时下被普遍理解为“行政三分”。这一理解人为地缩小了其适应范畴。“权力三分”的涵义应该从管理过程的角度重新定义,将其理解成“管理职权三分”论。这种管理职能三分结构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有诸多不同,是适应于一切管理领域的治理结构。我国公共权力治理正面临“权力三分”政治体制改革趋向,需要在宏观政治体制上、行政系统内和执政党内三个维度上思考和构建“权力三分”制约与协调机制。     

毛泽东思想的“一穷二白”论与“贫富观”的辨证——兼评对毛泽东“民粹主义”的批评

自从胡绳教授提出毛泽东在建国后曾染上民粹主义,并把民粹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冒险主义或别的什么联在一起的观点以来,拥护者、发挥者有之,反对者、争鸣者也有之。虽然我们不赞成在目前形势下公开提出上述论点,但争论已经引起,也不得不说上几句。胡绳的观点无论从史或论的角度均涉及不少重要问题,引起不同意见是必然的,进行讨论也是正常的。     

“黑名单”与我国信用社会的构建

报载：在上海，有关部门对负债不还、欠煤电气水费不交、抗交应交的税费的个人实行“黑名单”制度，即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这些黑名单，让他们的不良行为曝光，影响他们的信誉度。而在深圳、北京等城市，也针对信誉不良企业实行“黑名单”制度，让社会知道它们的不良行为，在与之打交道时提高警觉。     

公开、信任与监督——由“郭美美事件”看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

通过对郭美美事件的分析,指出了慈善组织在管理方式、信息披露、组织运作和监督等方面的不足;提出只有公开慈善信息,透明化运作,接受制度监督,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适应3G移动信息下社会公众和现代捐赠方式的发展。     

我国“三公经费”公开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

自中央部门于2011年首次公布"三公经费"后,2012年7月,中央部门再次向社会公开了上一年度的"三公经费"使用情况。虽然连续两年公开"三公经费",但在"三公经费"的概念、标准、公布的内容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同时缺乏一定的互动平台,地方政府也消极应对。要推进并完善我国的"三公经费"应采取的对策包括:促进转变政府观念、制定统一明确的公开标准、加强预算管理、健全问责法规体系以及进一步推动地方各级政府公开"三公经费"。     

《公务员法》“违法命令不执行”条款的制度缺失与改进思考

《公务员法》“违法命令不执行”条款规定的“违法命令”应该既包括违法的具体行政命令,也包括违法的抽象行政命令。但是该条款表述中存在的语义模糊,有可能导致执行中的混乱,可借鉴有关国家的规定予以改进;而且“抽象违法命令的不执行”在运行中可能会存在着潜在的困境,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尝试制度改革。     

基层政策执行的压力传导方式与转化机制研究——以W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例

在压力型体制中,政策压力的显性传导与隐性转化共同推进基层政策执行。压力运转机制表现为政策前台的“层层施压”与政策后台的“层层转化”,显性压力传导与隐性转化相配合,在层级政府间以及基层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实现政策压力的化解。W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执行的个案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政府在政策的前台以程序化的政策执行推动显性压力的层层传递;在政策的后台则呈现真实的治理技术,以隐性转化的方式调节显性压力,并最终在民众的配合下融合和消弭了政策压力,使得压力型体制得以正常运转。基层政府的“前台呈现”与“后台配合”,分别遵循了科层制情境下的制度逻辑与技术逻辑。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是近年来我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矛盾形式,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构建与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继续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在基层治理上,推广社区民主议事会、基层民主(民情)恳谈会;在社会领域内,培育民间组织自治发展;在虚拟空间中,重视网络协商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面向社会公众的基层应急宣教培训实践与探索——以广东省第二届“百人百场”应急知识汕尾宣讲活动为例

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处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公众是否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和具备自救互救技能,直接关系到能否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实践证明,只有在全社会广泛树立风险意识,普及应急避险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才能实现应急管理“无急可应,有急能应”的目标。     

构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三联审”监督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干部选拔任用、重大经济决策、机构编制管理，是领导干部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南通市把有效防止和纠正用人、用财、用编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为干部监督工作的重点，创新监督手段，整合监督力量，联动实施用人责任审查、经济责任审计、编制责任审核，探索建立了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三联审”监督新机制，打出了干部监督的“组合拳”，明显地增强了干部监督的效果。     

关于推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基层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源于河南省邓州市首创的基层民主管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支部提议、“两委”商议、党员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在内容上明确了“四议”、“两公开”的议事决策程序,范围上涵盖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