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共同体引领老旧城区现代化治理的成都实践——以泡桐树街为例

老旧城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难点和向现代化治理迈进的关键,在实践中面临着商居矛盾尖锐的顽疾.成都市泡桐树街以社会组织共同体重塑老旧城区治理顶层设计、以精神文化共同体提升老旧城区治理内生动力、以生命有机体推进多元主体高度互嵌与全方位互动,走出了一条社会治理共同体引领老旧城区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为破解老旧城区商居矛盾,推进老旧城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成都"样板".     

韧性过渡：城市边缘区治理模式研究——以湖北省Z镇为例

城市边缘区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阶段,兼具城市和乡村特征又区别于二者。相较于标准化的城市治理模式,韧性过渡治理模式考虑了城市边缘区的异质性和过渡性特征,能够针对性地应对城市边缘区所存在的内生性治理风险。通过对湖北省Z镇的深入调研发现,制度模糊、基层公务员结构失衡、政治参与缺失等问题是导致其治理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通过构建制度韧性、人事韧性、政治参与韧性来提升城市边缘区的治理韧性,可以有效应对其发展风险。这本质上是一种过渡型治理模式,仅适用于城市边缘区治理。     

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机制探索：基于国际三大湾区的比较研究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实施,如何实现有效的跨域治理是大湾区深化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国际三大湾区即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纽约湾区跨域治理经验的分析与比较,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域治理提供借鉴与参考。东京湾区跨域治理的特点在于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首都圈整备,旧金山湾区跨域治理的特点在于多组织协同下的网络治理,纽约湾区跨域治理的特点在于以非政府组织为主导的区域规划。对标国际三大湾区跨域治理经验的特质与共性,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从空间格局、区域规划以及组织体制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本湾区的跨域治理机制。     

城市边缘区社区空间失序风险的整合性治理路径

在城乡空间急剧转型中,城市边缘区成为社会失序相对集中的“风险空间”,并在自然空间、政治空间与生活空间等多维度上呈现出社区空间失序的风险表征。基于空间与风险的互动关系及其所蕴含的公正价值,构建空间治理与风险治理统合于社区治理实践的整合性治理框架,可以实现城市边缘区的社区空间秩序重建。城市边缘区整合性治理的具体路径,包括促进城市边缘区发展的政策协同、完善全方位的政府跨部门治理协同机制、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加强大数据等高科技与跨学科知识支撑等。     

粤港澳大湾区土壤污染治理的现实考察与优化进路——兼议美国和日本土壤污染的治理经验

粤港澳大湾区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蓝天、碧水和净土,是新时代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但与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累积性和滞后性的特点,治理难度更大。目前,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以及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土壤污染状况都比较严重,工业生产中排放的重金属废物、农业种植中过量使用的农药化肥、城市生活中丢弃的固体废弃物等,对土壤环境形成了严重威胁。针对土壤污染,大湾区各个城市已经相继制定了治理方案、设定了治理目标、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但仍呈现出污染责任认定不合理、治理资金来源不稳定、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大湾区的土壤污染治理是一个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的问题,应当结合自身特点和长远规划,明确污染土壤的责任主体、建立土壤污染抵押金制度、拓宽治理资金的来源渠道、促进公众参与治理和监督。     

凉山彝区贫困农村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与探索

目前,凉山彝区贫困村基层治理面临基层党组织薄弱、村两委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彝族"家支"治理渗透在基层治理之中,产生明显的正负效能。为此,我们要通过基层治理创新,构建"村两委+驻村第一书记+家支"多元主体共治框架体系,以党建为抓手引领彝区贫困农村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形成彝区贫困治理新格局,推进精准扶贫各项要求的全面落实与实施。     

“领导小组机制”: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渠道

运动式治理是如何"嵌入"科层组织从而提升治理稳定性的?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转换和嵌入机制?结合在A区的田野观察,文章在周雪光"中共人事制度说"和陈家建提出的"督查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机制——领导小组机制。文章呈现了A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运作机制,并对领导小组机制的治理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地方领导小组作为沟通科层治理和运动式治理的治理机制,通过科层化的权威介入,依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运作,增强了科层治理的运动性和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同时也为运动式治理提供了稳定的组织载体。因此,领导小组治理机制成为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路径。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政治官僚制下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治理影响的理解。     

统一战线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治理路径探析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治理还存在着社区居民管理及社区居民个人发展方面的问题,统一战线在社会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可以从创新参与治理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构建体制机制、做好自身建设等方面积极参与安置区社会治理,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良性发展。     

超大城市政区治理:演进逻辑、制度困境与优化路径

作为大国治理典型代表的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也遇到了超大城市及其伴生的大型社区、开发区以及超级社区等超大型空间治理的挑战。行政区划作为中国特有的空间治理工具,其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梳理我国超大城市政区政策发现,其演进逻辑呈现狭域制到广域制、小区制到大区制等特点,而超大城市政区治理则在行政区域、行政建制和行政层级等方面面临制度困境,针对这些困境,提出了超大城市政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未成年人意外伤害治理机制构建——以厦门市X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为例

通过对厦门市X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的问卷和访谈调查,研究发现X区在未成年人意外伤害治理上存在五个主要问题:主体单一、责任错位;缺乏联动,机制阙如;信息不畅,反馈滞后;公关不足,化解乏力;教育不力,效果不佳。进而运用治理理论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体制的协作化、治理形式的多样化、治理内容的丰富化等思路着手,构建预防未成年人意外伤害的综合机制。     

四川小凉山彝区精准扶贫对象脱贫致富的法治保障探析

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小凉山彝区脱贫攻坚异常困难。如何破解彝区深度贫困,法治扶贫责无旁贷。小凉山彝区的法治扶贫工作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精准扶贫的法治化进程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困难。针对问题,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党建”引领是关键,“治理体系”建设是基础,“治理能力”建设是重点,“法治信仰”培养是前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思考——基于基本经济制度完善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管理创新的视角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与创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管理,既是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提高治理能力的前提,提高治理能力是发挥国家治理体系效能的保证。     

凉山彝区社会治理法治化模式之探索——以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为切入点

彝区社会治理应当法治化,但选择现代国家法还是传统习惯法乃是一种基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利益考量。仅以"国家法"这一外力方式来推进彝区治理法治化进程是不够的,且推行不当还会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基于彝区熟人社会的特征,彝族习惯法在彝区基层社会治理中仍应占据重要地位。但应当发挥国家法在改良彝族陈规陋习、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实现二者良性互动,进而形成多元的法治化模式。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乐山“两县一区”为例

乐山"两县一区"除了金口河区外,其他两县彝族人口占了绝大多数,民族文化的差异、历史遗留问题、自然条件、生存环境等造成地方贫困发生率高,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致使有的地方环境恶化,也加剧了一些社会矛盾,群体性事件、治安事件时有发生。通过对"两县一区"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进行梳理,了解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而对新形势下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多元共治下乡村平安建设的路径与启示——以H市Z区YS镇治理实践观察为视角

乡村平安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新时代平安乡村治理应在治理动因、治理主体、治理模式和治理成效四个方面进行探索。选取H市Z区YS镇作为观察对象发现，其多元共治视域下乡村平安建设选择了“五治融合”的路径，作为个案经验的启示意义在于，乡村平安建设应关注乡村文化与社会秩序的深度关联和多元共治主体的互动实践，重视情感治理的作用发挥。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向:社会化与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封闭化的单位管理体制逐渐被开放的社区制所取代。社区制在实践中形成了行政化治理模式和"大众化"治理模式,抑制了社区活力,造成了民主参与和治理绩效的双重失效。为此,C市K区通过培育和孵化社会组织,内生社区社工和外引机构社工,推动了社区治理由行政化转向社会化,"大众化"转向专业化。如果说行政化治理模式是垂直向下、公共财政直接供给的单一服务体系,"大众化"治理模式是居民分化、非均衡的自利性参与式治理,那么,社会化治理模式则是横向共治、政府购买服务与资源跨界整合的多元服务体系,专业化治理模式则是组织化、均衡与常态化的公共性治理。由此观之,社区治理社会化与专业化是社区善治之道。     

网格化协同治理: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上海实践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既是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也为社会协同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X区城市网络化综合管理的实践表明,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的不仅仅是政府组织,而且包括公民个人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和行为体都可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念共生、信息共享和多元共治构成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三重维度。面对矛盾突显的社会治理新常态,为克服社会治理中的"木桶短板"效应,就必须以"精细化"的理念代替以往粗放式和经验化的管理思维,通过构建网格化协同治理新机制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对"十五"期间乐山市水土保持工作的思考

乐山市水土保持工作自80年代初开始试点以来,大致经历了从分散治理到规模治理;从水库集雨区分片治理到以水流域为单元成片治理;从单纯治理到以预防为主,防治并重综合治理阶段,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水土资源的持续减少,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水土保持工作和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水土流失及治理现状 乐山市地域广阔,地形地貌复杂,幅员面积12826平方公里。坝区、丘区和山区分别占幅员面积的6.6％、29.0％和64.4％。据去年有关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测定,全市现有水土流失面积6217.     

超大城市中心城区基层政府企业外迁风险治理研究——基于Z市Y区的调研分析

企业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由于内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超大城市Z市Y区企业外迁不断增多。企业外迁意味着迁出地区税源的流失,影响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此背景下,聚焦Y区政府企业外迁风险管控治理问题,梳理国内外关于政府风险管理、政府竞争和企业迁移的相关文献,调研总结Y区政府企业外迁风险管控的现状以及Y区政府风险管控面临的困境,从外部和内部风险因素两个维度探析Y区政府企业外迁风险管控成效不佳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Z市及Y区改善企业外迁治理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部湾沿海地区生态协同治理研究

海洋资源作为北部湾公共海域战略性资源,关系着生态的平衡和经济的发展。根据海域的公共性和统一性特点,海域生态环境应以协同方式治理。生态协同治理要求各区域、各主体相互协同,共同治理。为了使北部湾沿海地区生态问题能有效治理,必须协同社会、协同市场、协同区域,增强合作意识,提高区域生态协同治理的积极性,共同完成北部湾公共海域的生态治理,促进北部湾经济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