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冲突的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其中,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问题更是备受关注。与现实的物理空间冲突相比,网络空间冲突具有行为体多元化、进攻手段快速更新、冲突后果不可预知等新特点。这导致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面临认知分歧严重、规范难以有效管辖、威慑无效和"结构性难题"等现实挑战。因而,网络空间冲突治理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通过国家间务实合作,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构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并培育合作、共享的治理文化。作为全球网络大国,中国一直以来都积极倡导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中国将在创新治理理念,弥合数字鸿沟,开展双边、多边国际合作等方面,为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全球网络治理机制作出积极贡献。     

网络空间治理的力量博弈、理念演变与中国战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不仅涉及信息发达国家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网络权力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复杂博弈,还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等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棱镜门事件"在加剧网络空间治理博弈的同时,也推动各方政策立场持续调整,增加了治理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领域的博弈也反映出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等相关治理理念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趋势。目前,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上的参与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需要以网络空间博弈的发展趋势和治理理念的演进为基础,结合"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以国际机制塑造、人才培养及技术发展等为核心建构长远、完备和全面的参与战略。     

网络空间治理的大国责任刍议

中国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指引下,提出建立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表明中国促进网络空间繁荣与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大国意识和大国责任。从利益、能力和治理效果看,大国比小国及其他行为体具有网络空间治理的优先责任,大国责任以及在大国责任意识下的合作与协调可以带来网络空间治理的最佳效果。网络空间的大国责任包含三个递进的层次,即基础责任、有限责任和领导责任。中国网络技术水平的迅速提升、网络用户的庞大基数、日渐开放的政治倾向、国际社会的角色要求和其他国家的角色期望都是中国网络空间大国责任角色认知形成的重要因素。但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大国责任应该是适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它并不只是享受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和利益,还包括相应的风险承担,它也不等同于网络霸权。     

数据民族主义：驱动逻辑与政策影响

数据本地化和数字保护主义正成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数字经济的重要议题。数字数据是一种战略资源,一些国家通过相关政策争夺数据所有权,数据议题日益与民族主义叙事相结合,数据民族主义由此产生。作为一种由市场、社会与国家等驱动逻辑共同促成的复杂现象,数据民族主义关注数据的排他性控制权,具有明显的政治回应性、国家中心主义和议题拓展等特征。数据民族主义是一种合理的客观政治现象,也是对数据领域全球化与国际权力争斗的一种反应,对全球数字贸易制度、国家主体性、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大国互动都有较大政策影响。中国和国际社会应该认识到数据民族主义的必然性,预防其潜在风险,关注其合理诉求,维护各国数据治理自主性,约束数据处置流程中的封闭化和政治化倾向,倡导负责任的数据民族主义,在主权、能力、安全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积极推进全球数据治理。     

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及其实践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是推动当前国际网络空间实现有效治理、塑造网络空间新秩序的重要路径。然而,当前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却面临着众多挑战,尤其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网络霸权的盛行。尽管是网络空间的后来者,但中国作为一个互联网大国的崛起,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强调,尊重网络主权是保障所有国家平等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础;以主权为中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才能赋予其足够的合法性;基于网络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是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由路径。当今中国正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其网络空间治理实践为实现真正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提供了新力量、新规则和新理念,这既是中国智慧的时代表达,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困境与新兴国家的突破路径

网络空间治理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命题之一。但既有网络空间治理机制不仅存在制度设计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机制落实能力有限、机制运作巴尔干化和碎片化等特征,更体现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网络治理制度理念的根本性冲突,导致了严重的机制困境和治理失灵,难以有效解决日益凸显的政治关切及公共秩序问题。随着其群体性崛起,新兴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的机制建设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也不断提升,这不仅包含对传统治理机制的改革,也涉及网络空间治理新型制度框架的构建。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国家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制度建设一方面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反对和牵制,另一方面也面临来自新兴国家的内部制约。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应坚持联合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现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改革,并与新兴国家合作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新型制度框架的建构。     

全球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合作与博弈

随着互联网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加强,国家对高度依赖网络的不安全感也日趋增加,由此引发的国家间冲突使制定全球网络空间规则显得非常必要且迫切。在应对网络有组织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中,以国家间合作为主流,而一般性网络冲突和网络战则体现出国家间利益的博弈。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主要围绕技术、军事安全和对策三个层面展开博弈。国家间的博弈主要表现为美国与欧洲对互联网主导权的争夺以及美欧与中俄在治理理念和模式上的对立。目前,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仍然处于"规范兴起"的起始阶段,要达成一项全球网络空间协定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是,明晰彼此底线并努力寻求共识应该成为推动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要实现向网络强国迈进的目标,应当积极关注和参与不同国际平台上有关网络规则的讨论,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勇于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动互联网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网络空间中的政府规制与善治:逻辑、机制与路径选择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中,政府与民众是一对相互合作又相互博弈的行动者。政府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奉行"大事化小"的纯粹主义;民众则采取"小事大闹"的行动策略,打破现有的秩序,将意见和诉求输送到决策层。而在网络空间日益膨胀的当今,这种治理逻辑同样被投射到虚拟的公共领域,并衍生出被动机制、互动机制和联动机制这三种网络治理的机制。但是,传统网络治理逻辑存在诸多弊端,导致政府在治理机制的选择上存在时滞效应。因此,政府要顺应治理现代化潮流,重点关注网络空间治理的结构性主题,进而在网络主权、价值追求、网络党建、网络安全以及网络吸纳等领域作出更好的路径选择,建构出一套立体的网络规制和治理框架体系,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实现政府的善治目标。     

法治化背景下探讨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在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基层社会治理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指通过依法管理、依法治理,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这已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必须直面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所遇到的难题。文章通过分析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实现策略,以期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工作的深入开展。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断深化的全球化,既是国家治理变革的基本时代背景,也是其内在因素。全球化凸显了国家在治理变革中的重要性,也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增添了全球向度,因此要从协调国家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双重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发展的方向以及着力的重点。     

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

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除了继承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部分网络空间政策之外,通过颁布行政令、战略文件和法案等对美国网络空间战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动美国网络战略架构转型,并在"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进行了全面的网络空间战略调整。大国竞争成为美国网络空间战略制定的重要背景和驱动因素,由此加剧了网络空间的不稳定性。美国网络空间战略的激进化趋势无疑将令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中的关系面临更多挑战,也将使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面临更多障碍。     

精准扶贫场域内复合治理的实践张力与有效运转

精准扶贫是国家权力携带资源"回归"乡村社会的延续,资源的输入与权力的下渗深刻改变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格局。在精准扶贫场域内存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双重治理目标、外部与内生的两种治理资源、正式与非正式的多维治理规则以及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由此形成复合治理的结构样态。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治理更为关键的是使复合治理结构运转起来,即不同治理要素之间实现融合互嵌。但在社会转型与治理逻辑转换的大背景下,国家治理精细化、直接性、标准化和组织化的逻辑与乡村治理简约化、间接性、非正式化和个体化的现实在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中碰撞。有效调适精准扶贫场域内复合治理的张力进而实现治理要素的融合互嵌,需要推进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目标耦合、机制并轨与规范融合,根本上需要在政党引领下激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从而实现常规化、制度化减贫。     

从文化视角看美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立场与行动

正美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行为通常被批评为采取"双重标准",但事实上,美国政府的立场与美国网络霸权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单向。美国政府在网络治理方面的立场是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如果希望中美之间能够在互信的基础上开展对世界来说迫切需要的中美网络空间合作,就不能仅仅以"双重标准"对美国的网络霸权主义进行批判,还要从国家文化的视角来探察其网络霸权的内在逻辑。     

欧盟网络空间战略调整与中欧网络空间合作的机遇

在网络空间领域大国博弈态势加剧背景下,欧盟调整网络空间战略,注重维护自身的网络空间主权,提出要建立数字主权和技术主权;加大对成员国网络安全的统筹协调,先后出台了多部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进程,积极提升影响力与话语权。网络安全形势变化、网络空间大国博弈加剧以及"美国优先"对美欧网络合作带来巨大冲击,是欧盟调整其网络空间战略的主要影响因素。欧盟网络空间战略的调整有助于中欧双方在网络空间领域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同时为双方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层面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国家治理”新思路

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关键,也在于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与互相制衡。这就需要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尽管作为学术概念早已出现,但还是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会议公报还多次使用"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等字样。     

国际政治视角下的网络安全治理困境与机制构建——以美国大选“黑客门”为例

以美国大选"黑客门"为代表的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并对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和安全架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目前的研究看,国际规范、治理机制等领域的理论范式对网络安全议题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但也面临着网络安全技术带来的挑战,需要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一定调适。以美国大选"黑客门"为例来分析,已经出现了网络空间安全从分散到融合,网络安全态势从等级化到非对称,网络空间从权力扩散向网络赋权三大趋势。因此,国际社会需要采取务实举措,推进平等参与并建立综合性机制框架来共同应对上述挑战。对于中国而言,从建设网络强国的角度来看,应该直面当前国际网络安全面临的困境,主动设置议程,推动网络空间的规范建设,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稳定,使网络空间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代日本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

近代日本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因时代主题不同可划分为明治维新时期、军国主义时期、战后发展时期以及新时期四个阶段。明治维新是日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但在后来的军国主义时期,日本国家治理则陷入了严重的失范和停滞。二战后,日本重启这一进程,并在社会各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世纪之交,日本进入了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阶段,治道变革向纵深发展。当前,日本的国家治理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并向其他国家贡献出了依法治国、多元共治、科学决策和强调效能四个方面的经验。现代日本的成就揭示出,只有尊重国民、顺应人心,才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中国法治建设的几点思考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两难境地,表明中国法治建设的艰难性和曲折性。中国法治建设之难有许多因素,但最难在文化。当代中国新的治理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从中国社会自身寻找和发掘社会治理的生长点,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在全球视野下推进新的治理的逐步实现。这需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进行。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坚持国家法治、社会法治的共同推进,强调多元治理、共同治理,形成社会共识,实现社会互动和共同参与。     

依法治校视角下的高校规章制度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这突出了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作为高校依法治校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