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国际经验与教训

世界各国经过艰难漫长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形成了全能国家型、自由放任型、社会市场型、现代威权型、替代主导型、现代治理型等各类特色鲜明的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不存在统一模式与发展路径,各国应将独立探索与开放借鉴相结合,根据本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构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平衡,提升国家治理效率与效能。     

中国全球治理观:时代背景与挑战

当今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其中,治理赤字是根源,和平与发展赤字是表现。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充分应对时代新挑战,致使治理失灵现象的出现。因此,设计理想的治理模式,改变治理赤字的现状,都亟须深刻理解时代新背景,对症下药。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不仅仅为世界贡献了大量全球公共产品,更是为实现紧跟时代精神、合作共赢、包容共享、监管有力和公共产品充足的理想治理目标,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

软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相关。在社会转型期,中国软治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遇到了很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软治理的价值、内容及机制等方面。为了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软治理必须融入到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当中,可以分别从价值构建、内容夯实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来进行回应,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全面保障。     

治理、善治与全球治理:理念和现实的挑战

本文梳理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概念的产生过程以及联合国在概念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治理概念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但本文关注的只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理论争辩,不过,本文也探讨了去殖民化、地方化和人权等与联合国有关的早期观念,而这些观念恰恰是较为晚近的思想所反对的。本文分析的视角侧重学者的看法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工作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治理指代一整套公共的和私人的复杂结构和程序,而一些通俗的作家却倾向于认为治理就是统治。     

中亚跨境水资源:发展困境与治理挑战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原有的水管理制度难以为继,中亚跨境水资源合作也停滞不前,造成的结果是,中亚跨境水资源治理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水资源的利用、分配引发地区水政治的激化,反过来又迫使各国加强对本国水资源利益的控制或放大自身对水资源利益的诉求。以多边国际开发机构为主的西方治理机制希望构建一种"去中心化"、赋权水使用者的治理模式来弱化当地矛盾,但因与当地的政治社会文化难以契合而效果不彰。"丝路经济带"为中亚国家提供了一种基于本地特色的制度化解决路径的可能。基于跨境水资源的经济合作,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约中亚国家间接触的传统隔阂,从而使其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迎接在各领域的合作。     

动荡中的全球治理体系:机遇与挑战

冷战结束后,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行动者或利益攸关方呈现多样化态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复合。然而,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近年来却面临日趋严重的挑战甚至危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国家,如美英,正在退出一些全球治理机构或对全球治理有重大影响的地区性组织;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竞争影响了世界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导致全球治理体系愈加复杂。挑战同时也是机会。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大了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展望未来,世界各大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及其成效将决定21世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变革:挑战与前景

全球治理是指各国各方通过共商的方式形成一套制度和执行机制,解决彼此以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当今世界,各国的命运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一国的发展与外部世界互为条件,全球性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会波及很多国家的内部发展.因此,全球治理的质量与各个国家休戚相关.然而,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为突出.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外交场合提到当今世界面临四大赤字,其中之一就是治理赤字.这个治理赤字既针对国内治理,也针对全球治理.只有更深层次地把握当今全球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对其改革给出有效方案.     

寡头政治:俄罗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梦魇

正体系内寡头不断扩张利益,体系外老寡头则随时可能受到资产被瓜分的威胁。既然普京终究需要寡头群体帮助自己掌握资源,就难免会被寡头们的负面形象殃及。近日,俄罗斯政府以3桩命案通缉昔日犹太富豪霍多尔科夫斯基,报复其违背不干政默契,以开放欧洲平台资助俄反对派参加2016年杜马选举。有分析称,另一位俄富豪普罗霍罗夫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夺得第三名,加上近来西方制裁下俄反对派蠢动,让普京重     

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呈显出诸多新常态——农村逐步"去村落化"、当代农民日趋"市民化"、农业发展趋向"工商化",农村社区治理的"三农"基础正在发生质变。当代乡村社会基础变革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融合治理"理念,实现"乡村社会内在融合治理"与"城乡社区一体融合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法治现代化研究

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规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与法治体系的协调与统一,可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的相互促进,是铸就现代化强大国家、实现法治中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地方自治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是台湾地方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老百姓感受最直接、获益最大的一种自治体制。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乡村治理能力塑造

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曾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其治理的主要规则是乡规民约。城乡规则的巨大差异使得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差别较大,但城乡一体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与实施使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与挑战,新型的村民人际关系得以塑造,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必须引入新的治理结构。要实现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是关键。新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家庭(族)角色定位及其功能重建,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     

迷局待解:比特币的风险挑战及司法应对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创新给货币的发行、流通带来了新的理念,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被其拥护者称为面向未来的一场实验,但其去中心化及匿名性等特点使自其诞生始便伴随着巨大的风险,给现行的货币监管及法律体系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应当明确比特币的法律地位并将其纳入保护范围,以比特币为突破,制定虚拟财产单行法,构建比特币价值认定办法,明确比特币合同效力认定思路,构建司法预警机制,才能化解其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使比特币在合法合规、风险可控的轨道运行。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应对与治理

在2007—2010年期间,索马里海域海盗活动之频繁、危害之大为二战以来所罕见,成为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框架内积极应对,多国海军部署索马里海域护航并联手打击海盗,数国法院对海盗严审重判,反海盗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此类举措的效果是短期性的,其最大成效是将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降低到与世界上其他繁忙海域相当的水平。目前,索马里海盗或潜伏待机或转移活动海域,反海盗努力依然任重道远。其面临的现实困境是由于相关领域国际法规则的缺陷及实施机制的缺失,大量被捕的索马里海盗未经审判即予以释放,未得到相应的惩罚,也使国际社会的努力应对效果大打折扣。要形成打击海盗的长效机制,国际社会需由目前的被动应对转为主动治理,短期内基于现有的国际法律框架和国际合作机制遏制索马里海盗的活动,中长期则应通过综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的各自优势,制定新的打击海盗的专门性国际公约,从海盗罪界定、司法管辖、刑事定罪、审判制度、调查取证等方面完善现有机制并形成完善的海盗治理机制,从而实现对索马里海盗和更为一般的海盗问题的标本兼治。     

变化世界中的多元化治理: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正>西方社会主流观念认为:中国的治理体系漏洞百出,最终将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而西方民主制度虽有缺陷,但历史证明它从本质上优于所有其他治理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国家最终都会选择西方民主制或者类似体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治理体制具有很大的优势,现实已证实并仍将继续证实这一点。而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国家却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在西方衰落的过程中,这些挑战可能会日益加剧。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断深化的全球化,既是国家治理变革的基本时代背景,也是其内在因素。全球化凸显了国家在治理变革中的重要性,也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增添了全球向度,因此要从协调国家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双重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发展的方向以及着力的重点。     

治理体系的重大挑战

正春节假期结束了,各行各业的人们重新开始了忙碌的生活。很快,我们也将迎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2016年全国两会。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注意到,国内媒体开始总结十八大后这3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和理念。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则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     

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着力点

属地管理与合作治理是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主要运行模式。这一治理模式既保障了中央政府有效动员资源、集中精力抓好长远和根本性的事项,也可以调动地方政府处理好民族事务的主动性、积极性。然而,属地管理与合作治理的模式在运行中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对政府职责未作出分层次说明,呈现出碎片化特征;诸多社会矛盾集中在基层;政府间关系缺乏法律约束力。当前,应针对存在的问题,从规范各层级政府间民族事务事权、调整机构设置、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等三个层面入手,进一步发挥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效能,提升其精细化水平。     

互联网时代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条件与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政治学理论与具体国情来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实质是执政方式现代化;从互联网时代下执政环境的新变化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具有实现的现实条件;从国内外执政党利用互联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做法及其相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目标要求来看,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路径是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