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崛起大国的“蜀汉困境”与自我身份重构

在外部环境相对稳定,且内部战略相对理性的情况下,为什么一个高速崛起的大国会突然偏离原有的理性战略而去追求新生的孤立战略目标?文章认为,这种战略偏离源于自我身份重构过程中产生的身份压力,而身份压力则来自于对自我身份的不恰当重构,这是一种内生观念性崛起困境。通过对三国时期蜀汉与江东两大集团崛起过程的比较研究,文章验证了关于内生观念性困境的两种假设:(1)自我身份重构所产生的身份压力区间与对原理性战略的偏离程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在大国因实力上升而进行的自我身份重构中,越倾向于认为"我外皆敌",越容易发生对原理性战略的偏离,追求新生的孤立战略目标,进而造成实力的无谓消耗;越倾向于认为"我外皆人",则越容易坚持原理性战略,抵制新生孤立战略目标的战略诱惑,从而实现持续崛起。因此,所谓"蜀汉困境"是指大国因"我外皆敌"的自我身份重构产生巨大身份压力,在战略诱惑下偏离原理性战略,进而导致战略失控,甚至崛起势头的丧失。最后,文章就此探讨了中国在高速崛起过程中的自我身份重构问题。     

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

通过对地缘政治学与战略心理学进行交叉研究文章发现,面对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海权霸主更多表现出"知觉警觉"的特征,而其周边陆权邻国则更多表现出"知觉防御"的特征。前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结构性对崛起大国采取积极制衡,而后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关系性对崛起大国采取融合威胁的合作或推责。因此,只有当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对周边陆权邻国明显构成安全威胁时,才会促使它们同海权霸主结成制衡同盟。"腓力陷阱"可以被视为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因未能认清和利用海权霸主的"知觉警觉"与陆权国的"知觉防御"之间的战略分歧所引发的后果。更确切地说,失败的崛起大国不仅没有理解"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本应是其分化战略中的有效支撑,反而因其周边外交的战略冒进帮助了海权霸主建立反制性同盟。对于已获得陆权支配地位的大国来讲,避免追求绝对陆上霸权的战略冒进,转而追求在"不平衡的多边均势"中保持相对优势,则会在"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作用下促成周边国家争相推责,从而使海权霸主因无法在陆上找到足够有效的战略盟友而难以推行战略遏制。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崛起的“威廉困境”与战略选择

在研究新兴大国关系的议程中,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探讨很多,但是关于"威廉困境"是如何诱发"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却很少。文章通过将地缘政治学与大国崛起战略进行交叉研究发现: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追求区域海权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动劣势"和空间上的"重点区域劣势"两大特征,即率先追求区域海权或在霸权国利益核心区域追求海权的崛起国最容易被视为挑战者;而掌握"后动优势"和"次要区域"的崛起国则有机会通过推责战略而成为霸权国绥靖与鼓励的结盟对象。在亚太地区中美二元结构日益明晰的背景下,中国追求区域海权缺乏一个有效的推责对象。一旦中国陷入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诱发的"威廉困境"之中,就可能加深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并成为日本与印度谋求区域海权的推责对象。     

类属身份、结构矛盾与俄罗斯北极战略重构——基于地缘战略心理视角

在北极自然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地缘类属身份从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这是北极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北极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则是俄罗斯发展区域海权与美国护持全球海洋霸权的结构性矛盾在北冰洋的具象化。本文为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战略心理学的交叉研究,以新的理论视角审视北极地缘政治态势,尝试构建由地缘类属身份、地缘战略心理和地缘战略行为构成的互动模型,分析北极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认知和动机。本文认为,海洋霸权国、陆海复合强国及其陆海邻国,基于知觉警觉、知觉审慎和知觉防御等地缘战略心理认知,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战略行为特征。海洋霸权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奉行实力威慑和同盟制衡的遏制战略;后者则奉行战略适度原则,为分化海权同盟实施防御性楔子战略,为平衡力量对比实施建设性稀释战略;陆海邻国对陆海复合强国发展区域海权倾向于合作和推责,但如果威胁感知加剧,陆海邻国将选择追随和投靠海洋霸权国。这进而导致陆海复合强国的战略适度转向战略集中,对海权同盟实施进攻性楔子战略,加强与域外国家合作以实施重构性稀释战略。     

反恐时代的生命政治:反思与重构

生命政治既是审视全球反恐治理的一个全新视角,也是当代国际反恐政治重要的构成维度。当前反恐时代的生命政治突出地表现为对生命权力的社会建构、对生命健康的卫生治理以及对生命价值的双重标准的衡量。对反恐时代生命政治的反思,旨在反映当前反恐治理面临的双重威胁:一方面是恐怖主义及其行为实践本身造成的现实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反恐实践行动中的权力扩张与价值撕裂。因此,在对当前反恐时代的生命政治进行重构的过程中,践行化敌为友的"协和"精神远比树敌后再改造与消灭的"同化"举措更加契合世界政治视域下反恐治理的基本旨向。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主权话语与制度变迁: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英国宪法司法化

近年来 ,英国宪法司法化趋势日趋明显 ,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机关间和国家与个人间的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此过程中 ,欧洲一体化起到了催化作用。随着欧共体法纳入英国法律体系 ,欧共体法至上原则的确立使各行为体认识到议会主权的变革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也是可行的 ,同时欧洲法院和英国法院可以借助欧共体 /欧盟的法律制度对议会立法行使事实上的司法审查职能。而《1 998年人权法》 ,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 ,使英国司法机关可以利用宪法手段对公民权利和自由提供更为积极的保护。因此 ,英国宪法司法化是一个内部和外部力量间相互作用的建构过程 ,它通过沟通、对话和学习实现了制度变迁     

中国崛起时代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变迁与挑战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中国的崛起对东南亚区域以及当地的华侨华人社会造成哪些影响?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之下,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些变化的学术与政策意涵?具体来说,这些问题涉及三个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主体: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自身,东南亚华侨华人所在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国的角度和立场。本文认为,中国的崛起及其与东南亚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成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变迁重要的外在因素,并通过国内政策而内化。当今及未来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既面临众多的机遇,但也不可避免地面对新的挑战。     

大国竞争时代供应链调整的行为逻辑：安全外部性与战略认知的解释

供应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战略竞争的主战场,大国纷纷调整既定的供应链策略,发展逻辑从效率驱动转向重视安全。对于中美欧供应链策略呈现较大差异的问题,文章尝试提出安全外部性和战略认知两个关键变量予以解析。安全外部性是供应链调整的起始因素,决定了安全化水平的初始程度。战略认知属于控制变量,对安全化水平起到平抑或激化的作用。通过对中美欧制造业细分行业产业贡献度和GVC地位指数的测算,研究发现,不对称相互依存劣势和全球供应链地位受到挑战的安全负外部性,以及对竞争对手的身份判定,促使美欧对华供应链策略由市场逻辑转变为安全逻辑。欧盟对华战略认知的对抗性低于美国,决定了欧盟的对华供应链策略较美国温和。美欧之间尽管存在较大的安全负外部性,但战略认知的盟友属性使美国对欧盟选择了低安全化水平的供应链策略。中国对美国供应链合作的安全负外部性较低,主要表现为供应链脆弱性问题,加之双方战略认知敌对性的增强,防御型供应链策略成为适合当前中国的最优解。     

中国国家身份变迁与对外交往:以中国-东盟关系为例

在分析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本文引入了身份政治的分析视角,以中国的国家身份变迁为思考的出发点,来具体分析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文章指出中国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的身份变迁及其与东盟关系发生的相应变化,然后分析身份变迁与对外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机制,认为国家在对外互动中形成了新的观念体系结构,而这种新的体系结构又重新建构了国家的身份.所以,我们在对外交往中要注意分析国家的身份,从而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国家的行为.文章最后指出了身份政治在进一步学理化过程中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国际秩序的重构——再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路径

正确判断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既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内对外战略的基本依据,又是形成国际秩序观的重要基础,不同的秩序观反过来又会促进或者阻碍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从深层次揭示了国际秩序变革和发展的动力,以此逻辑研究可知正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造成了国际秩序的不合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批判中要重建文化自觉,探索出超越现存的西方中心观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秩序。     

制衡战略与权力认可——美国对法国取得战后大国地位之政策的研究

美国要控制战后世界,就需要把广大的殖民国家和地区从宗主国的直接统治下剥离出来,并取得对具有战略价值的地区的控制,戴高乐是法国殖民帝国的坚决维护者,美国决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争论与战略意涵CSSCI

目前学术界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不乏争论,显著体现为内涵之辨、原因之争和影响之论。这也使得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宏大论断缺乏精确评估,忽视了各种变局因素的回流性、反复性和系统性。相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探讨,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关注其战略意涵。面对大变局的诸多复杂因素影响,加强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认识,其战略意涵在于中国如何应对,进而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中国的战略应对思路,主要是保持中国实力增强的延续性和促进中国实力向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转化。     

日本新媒体对华外宣探析:战略、路径与特征

日本近年来开始重视利用新媒体强化对华外宣,涉华报导上出现新变化。首次制定针对社会性网络的"SNS"战略,意图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性新媒体宣传网络和统合从官方到民间的横向宣传管道,加强宣传日本在领土和历史认识上的主张;积极谋求利用我"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平台,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推进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日本新媒体外宣已成为贯彻国家战略意图、进行外交博弈和舆论战的重要渠道和手段,对中国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亦构成一定危害。     

塑造与反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背景下美国核战略转型论析

基于对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的认知变化以及对安全威胁与现实挑战的新判断,美国提出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的概念,它既在客观上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和趋势,更是美国政府在后反恐时代顺应全球战略规划转向需要的概念创设和阐述,为构建新的内外战略提供了政治效用.在大战略转向的背景下,美国对其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转型的核战略以赢得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 目标,其要点是加快核力量现代化,发展灵活、多样、实战性的核威慑力,强化对于其他大国的核优势.特朗普政府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和思维看待并谋划美国与中俄之间的关系,完成了安全和外交重心由反恐向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彻底转向,并启动核战略转型作为护持美国霸权的重要举措.拜登政府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同样建立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基础之上,其核战略或许会向合作性方向适度回调,但仍会将核力量作为应对未来不确定因素和巩固美国权力地位的重要依仗,这保证了基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核战略转型的延续性.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塑造了美国的核战略转型,以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为导向的核战略又反过来激化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促使美国更加重视核武器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形成二者的相互强化.     

“全球南方”崛起与地缘战略竞争——美日欧联动应对路径和方法分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已成为全方位崛起的国际新兴政治力量。美日欧努力撬动与“全球南方”关系,把争取它们的支持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维护国际体系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三方互相配合,形成联动,出台联结“全球南方”的各种举措,分化与拉拢相结合,从地缘战略竞争的角度将“全球南方”予以政治化和工具化。日本在“全球南方”议题设置上起引领作用,美欧紧随其后。在具体做法上,美国多以“阵营化”思维采取威慑分化为主的政策,日欧双面下注,既追随美国步伐起舞,又以柔性拉拢为主,借此实现自己的“战略自主”目标。中国作为天然的“全球南方”国家,将以促进团结为已任,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各国共同利益,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的一边。     

FTA时代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机遇、挑战与思路

随着中韩FTA协定的签署,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迎来了崭新时代。中韩在经济贸易、政治安全和社会人文等领域,面临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和合作前景。不过,在新的形势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比如:推动实现中韩之间"无国界"的内需市场建设、有效平衡域内多种模式的自由贸易规则、进一步加强政治安全互信、维护朝鲜半岛局势的和平与稳定、防止和消除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等等。对此,一要积极发展中韩关系,不断提升战略高度;二要密切政治安全合作,保持重大事件沟通;三要加强社会人文交流,防止极端民族主义。     

利基航线、俱乐部物品与北方海航道开发战略转型的路径选择:一个中方视角

随着国际原油价格暴跌、航运业危机的全球蔓延、以及各种洲际运输通道建设方案的不断推进,北方海航道开发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化,北方海航道的开发战略转型已迫在眉睫。以经济视角来看,新阶段航道开发战略转型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开发思路上,确立利基航线的建设目标;在市场定位上,明确俱乐部物品的身份;在资本筹集方面,设立多边国际融资平台。可以尝试以建构北方海航道俱乐部的方式,突破当前航道开发在资本投入、市场份额和成本控制等方面的障碍,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维持航道运营,以待自然条件和国际经济条件的进一步改善。但从政治层面看,这种转型模式意味着俄罗斯需要向国际机制让渡部分北方海航道的管理权,而这会在客观上削弱俄罗斯在航道议题上的掌控能力。北方海航道能否顺利完成战略转型,是对俄罗斯在航道开发问题上决心与意志的考验。     

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地化”与“国际化”则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以历史书写为例,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族史/国史重构的主线是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的“在地化”路径;其背后则是更突出的是“去俄罗化”取向,以清除昔日统治者的历史书写的记忆;加大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史的书写和教学的“国际化”导向同样是为消解“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中亚国家身为独立行为体的事实.以政治空间的变迁为例,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设以及中亚其他城市空间的变化都是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内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手段.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新教育体系的转移,国际教育的拓展成为清除旧体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它们更加注重本土资源的外部依赖所在.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去俄罗斯化"与"国际化"的前驱,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整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目前,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塑造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曾经共属一个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新独立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以欧盟为样本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国家/民族构建与一体化本身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在原有的苏联身份终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和符号建设)和人(宗教与教育)的三重重构等方式,推动以"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及"国际化"互为表里的国家身份再造进程.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地区认同,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此构成的张力使得它们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