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美西太平洋军力对比的发展演变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东亚地区形成了以"陆海分离"为特征的安全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频繁调整亚太安全战略及军事部署,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导致这一秩序迅速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形成。基于确保地区主导权的考虑,美国不断调整亚太安全战略,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抵消中美西太平洋军事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影响。期间,美国由寻求确保台海两岸军事平衡,到维持中国与东亚军事强国的军事平衡,再到阻止中国抵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与中国针锋相对的一面明显上升。为有效管控这一趋势,避免两军在亚太地区迎头相撞,确保地区安全稳定,有必要从观念、秩序和实力三个层面出发,思考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可能构建的军力对比态势。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

文章对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格局的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在性质上改变了东亚格局的面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该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格局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二元格局的存在,对东亚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手段。总体来说,东亚二元格局会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持续,我们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探索东亚秩序的稳定持续与有效运作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东亚秩序的稳定和效率,需要中美探索共处之道的新形式。     

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启示

2011年10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标志着河北沿海地区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意味着国家战略实现了对全国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所有沿海区域的全覆盖。河北沿海经济带和之前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辽宁沿海经济带、天津滨海新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编者的话

近年来,学界对东亚秩序的研究兴趣迅速上升,因为它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东亚往何处去"的问题。孙学峰和黄宇兴的论文对东亚秩序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决定东亚秩序未来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是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秩序的特征是: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如何界定当今的东亚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和分类入手,结合冷战后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争论,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以辨析和把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作者发现,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是,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崛起的中国协调,共同塑造地区规则,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其具体特征是: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题。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要巩固、深化地区协调共治秩序,需要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     

沿海经济向何处去?

沿海地区已经无法回到政府主导经济的时代,如果强行推动,将付出极大的代价。沿海地区经济下滑,证据确凿。无论是义乌小商品指数,还是深圳华强电子指数,无论是东莞与温州的房租,还是市场商户的撤离,都在显示沿海制造业深度萎靡。面对转型,沿海地区有两种做法:或者继续市场化,将转型坚持到底;或者退回政府主导投资时代,由特殊权力的大...     

编者的话

正本期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中美二元格局下的亚洲地区秩序和构架建设。徐进认为,二元格局下中国的崛起困境难以依靠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缓解。他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兼容中美大国战略及其对中小国家的政策,兼顾制度约束力和灵活性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该文构想了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东亚安全合作"四轮"架构,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具有一定启发。马荣久主要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两条线索研究亚洲地区体系,揭示了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地区体系对于大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身份认同和政策选择的塑造。这一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缓解中美权     

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

冷战后,东亚地区不仅没有进入一个充满紧张和冲突的时期,反而维持了相对长时间的和平状态。有关东亚安全秩序的既有解释主要强调的是体系结构或过程,但不足以解释东亚安全秩序内部的动力和机制,以及这种秩序蕴含的内在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了一种功能论的解释,认为美国和中国分别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安全预期和经济收益两项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是维系当前东亚安全秩序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东亚带来的冲击下,这两种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脱节和供给矛盾使既有东亚安全秩序面临内在的不稳定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达到稳定周边环境和缓解崛起疑虑的效果,中国在为本地区提供稳定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需要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营造东亚安全秩序的新基础。     

东亚经济合作与区域稳定:中国的视角

当前东亚经济合作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有两个明显态势对于地区稳定和发展会带来长远影响,一是美国携TPP重返亚洲,试图主导东亚事务；二是东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越来越深,然而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的疑虑也越来越深.对中国而言,这两大态势涉及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中美关系和与周边国家关系,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更加敏感和复杂,在战略上亦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总体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导权竞争问题以及区域内部由于利益分歧和战略信任缺失而可能导致的外溢效应给东亚地区的区域稳定带来不确定消极因素.中国必须重新思考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选择.中国在东亚合作事务上的战略选择应当注意,引导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协调”；在深化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合作的同时,注重建立与东亚主要国家的战略对话,提升战略互信.     

美国的东亚FTA战略及其对地区秩序的影响

美国在东亚的FTA战略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本文认为,美国的东亚FTA战略背后有着深层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意图.为实现其战略意图,美国的东亚FTA战略表现出三管齐下的特色.其东亚FTA战略不仅会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会外溢至政治和安全层面,深刻塑造东亚的地区安全秩序.     

论21世纪中美印三边关系

中美印三边关系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体系的发展。美国能否利用印度平衡和制约中国,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印关系的发展。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印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只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印度就不会被美国利用来制约中国;而中美之间的战略目标虽有相当多的差异,但也存在不少利益交汇点。根据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分析,中美印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与中美印有关的国际合作机制在发展。中印之间和美印之间有一些共同价值观,中美在价值观上也并非完全不同。中印战略文化的相似之处大大多于美印之间。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中印是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但都不愿挑战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的领导地位,也不想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而是主张在遵循国际法准则、平等和相互尊重、合作以及推动多极化的基础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美印有必要建立相对均衡的三边关系。如各方处理得当,中美印有可能避免“安全困境”,建立起“双赢”或“多赢”关系。     

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

文章从国家实力、合法性认同、关系互动等三个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二战后东北亚安全秩序稳定的因素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体现在三个悖论上。其一,美国希望继续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但越来越力不从心;其二,尽管近年来中国日益强调要在地区秩序走向上发挥更大作用,但难以撇开美国实现角色提升,遑论单独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其三,中美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将维持下去,且有滑向竞争加剧的倾向,对东北亚安全秩序而言,意味着维持现状的可能性较大,但又有出现类似冷战格局的可能,这显然违背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针对上述悖论,文章基于现实条件、第三方态度、中美两国的意愿等,提出了在东北亚安全秩序构建上应推动"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思路。这一思路既符合目前东北亚安全秩序影响因素变化的趋势,也符合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在构建上面临的困难包括两国实力差距仍较大、缺乏地区整合机制以及中美秩序观不同。面临的有利条件不仅包括实力变化趋势与利益共享特点,还包括中美两国的重要性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而言均不可替代,随着朝鲜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中美在该地区将不存在敌对国家。在构建上,中国应继续把注意力聚焦到包括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建设、逐步整合东北亚地区、持之以恒地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朝核问题入手逐渐过渡到其他领域,以及加强机制建设等。     

20世纪末以来中、美与东盟的三边互动关系——以权力转移为视角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和东盟均产生重大影响,导致中、美和东盟在经贸、政治和认知方面形成了互动关系。由于经济领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和政治领域东亚一体化的排斥效应等因素,中美在东亚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转移,东亚秩序经历了结构性调整。三方在经贸、政治和认知的互动相互影响并呈正相关关系,使得东亚的权力转移在和平中实现。互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三方调适和合作加以解决。     

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中美防空识别区规则是否存在分歧?

美国"空识区"规则对其他国家影响极大,在一定程度上是该领域国际惯例的基石。对比中美"空识区"规则可以发现,二者基本上不存在重大分歧,中国"空识区"规则符合国际惯例。美国"空识区"规则在适用范围上"有意模糊"民用和军用航空器之间的区分,其在实践中并未将"空识区"规则适用于军用航空器。美国此举主要是为了便于其军用航空器以传统的"公海航行飞越自由"为根据,在他国"空识区"和专属经济区肆意行事。目前,并无国际公法限制各国的"空识区"规则,尤其对于军用航空器,尚无明确保护沿海国安全利益的国际公约。针对"空识区"相关问题,中美两国应充分利用已有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及时进行磋商,加强合作并管控危机。     

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的冲突根源与调适路径

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的根源在于网络空间发展与经济社会运行深度融合、中美网络战略的结构矛盾,以及两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竞争特性。挑起中美经济网络间谍争端是美国寻求绝对安全的国家安全观和网络安全观的体现,也包含平衡中国实力增长的意图。随着对网络安全认知不断加深,相互政策不断碰撞磨合,中美两国管控分歧意愿逐步增强,及至达成各自承诺不从事、不支持经济网络间谍活动的共识。中美关系竞争面的上升,促使网络空间控制权和网络治理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常态,因而围绕经济竞争与安全博弈的网络争端仍将不断出现。未来中美能否有效管控分歧,避免引发新的冲突,还在于两个互联网大国网络战略理念的相互塑造和网络空间利益的相互调适,并在网络安全领域展开务实合作。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此举试图以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从地缘经济角度而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也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多个三角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美"印太战略"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探索过程中的国家对外战略

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世界大势和主题的根本判断。在经历1989年春夏严峻政治风潮的考验之后,邓小平提出"二十六字"对外战略方针,并通过1992年其"南巡"讲话,为此后中国和平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近20多年中国经济的强劲走势,为中国对外战略转型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然而,20多年里一系列外部重大事件引起的世界格局调整及治理更趋复杂和艰难,不断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对外战略的探索过程。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其后持续经济衰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为内向,对外政策的进攻性相对减弱,中国则更加关注周边安全,采取相对主动的大力进取重塑地区经济和安全秩序,中美在东亚、东南亚的影响力竞争加剧。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动有所作为"的战略转型更加显著,其焦点之一就是在最具战略意义的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愈益增进自身的战略权利及权势影响,先是偏重"战略军事"调整和布局,而后施行"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并举之策,结果是既获得重大收益,亦有重要风险。非常可取的是,2016年秋季往后,部分地是为应对"特朗普冲击",部分地是为打造接续引领全球发展的包容性形象,再加上美国在对外合作方面的消极趋向提供的重要机遇,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近乎全面地显著温和化。现今的复杂挑战特别在中美贸易对抗和朝鲜问题上。中共十九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三个"更为大力"将构成对外战略方向的长期前景。     

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解析

近两年来,澳大利亚对南海局势亦开始予以密切关注,成为影响南海问题发展的新的外部因素.无论从经济、安全还是政治层面来看,南海及其邻近地区对澳大利亚都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因而南海问题对澳大利亚而言“非常重要”.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呈现出三个基本取向:与美国保持相近立场;防范中国“控制”南海;力倡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事务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长期化和国际化,并对地区安全格局的走势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方面只要能够增进与澳大利亚、美国和南海有关声索国之间的互信,完全可以控制、减弱甚至消除澳大利亚介入南海问题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危机幕后的东亚地区秩序分析

本文认为,东亚当前出现"大战不犯,小乱不断"状况的根源在于新旧嬗变中的地区秩序远未就域内各国的政治安排形成制度化设计,在于东亚地区秩序的"有气无力"。历史上,东亚地区秩序曾经历了天朝礼治秩序、条约秩序和冷战下"自主"秩序三种形态。依据历史脉络的梳理,本文认为有美国、中国、日本等七个要素影响着东亚地区秩序。为明确这些要素的特征及相互作用,本文提出了反映国家和国家关系总体形态的"锥体"模型。美国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决定性变量,利用"锥体"模型,本文认为,美国现实主义的热情与贪婪,地缘战略的坚持与冷静,相互依赖的推动与困惑等特征共同勾画着东亚战略。中国的复兴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突出变量,其显著特征在于整体性的成长。日本"正常化"是影响东亚地区秩序的另一主要变量,其特征在于日本自身的"二重性"。朝鲜半岛、台湾、东南亚由于其关键性和不稳定性而成为东亚地区秩序的缝合口。此外,俄罗斯要素也不可或缺。在美国要素与中国、日本等要素的复杂互动中,中美关系是东亚地区秩序的主轴,作为其中一方的中国,如何把握自身不断增长的力量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