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

随着实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着迫切的转型升级压力。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介入已经呈现一种常态化的趋势,周边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成为解释其对华战略差异的重要变量。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上,周边国家之所以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关键在于制衡能力与制衡意愿的不同强度。结合区域特性,周边国家的对华战略大体可以区分为制衡、调适、投机和对冲等四种类型。具体而言,若周边国家同时具有较强的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实施制衡行为的条件和动机同时具备,则倾向于制衡,如日本;若只有较强的制衡能力而没有相应的制衡意愿,则倾向于调适,如俄罗斯;若制衡能力较弱而制衡意愿强烈,则倾向于投机,如越南;若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都较弱,则倾向于对冲。对冲战略在竞争型和合作型周边次区域权力格局下分别体现为"两难型"和"兼得型"对冲,分别如韩国和哈萨克斯坦。通过考察这五个周边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差异化回应,基本验证了上述分析框架的适用性。鉴于此,中国应当细化周边外交的政策选项,对接周边国家的个性化需求,进一步强化崛起正当性,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开拓周边外交的新格局。     

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

东亚地区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战略选择,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但是学者们围绕战略行为的类型界定和原因解释都缺乏充分的学术共识。根据中小国家应对崛起国的战略方向和强度,战略行为可以划分为疏远、对冲、制衡和追随四类。对冲是当前东亚地区国家应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具有普遍性和主导性的战略选择,主要表现为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在与其他大国开展紧密安全互动的同时避免与中国产生安全矛盾。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来看,东亚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行为是由它们所面临的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两个要素所共同决定的。在地区内崛起国与其他大国处于弱对抗态势的情况下,中小国家并没有面临明确的选边站队压力;而同时追求自主性、安全和福利三项战略目标,也使得它们倾向于在多方力量之间维持平衡。当然,对冲战略能否持续,取决于地区结构转移和战略偏好变化的前景。如果东亚地区格局向强对抗体系转变,这些国家面临的权衡取舍将更加艰难,对冲战略的条件也将难以维持。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     

战略预期与小国挑战周边大国的策略选择——以菲、越两国南海制华政策(2009~2019)为例

文章提出了后冷战时期战略预期导向下小国(主动)挑战周边大国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战略预期有助于小国明确其挑战周边大国“源动力”的强弱,以及预判具备哪些必要条件才能相对成功地挑战周边大国。小国享有大国竞争赋予的重要战略空间,其面对的冲突性议题不是周边大国的战略重点,采取迫使和诱使周边大国保持战略克制的策略,这些对小国则至关重要。在多个小国挑战同一周边大国时,“源动力”相对强烈的小国,不同的战略预期将催生其差异明显的策略模式。根据大国竞争的强度与周边大国“求稳”偏好的水平,此类小国的战略预期可以依次分解为审慎战略预期、进取性战略预期和修正后战略预期;相应的策略选择为侧重温和软制衡或侧重强硬软制衡的对冲、侧重准硬制衡的对冲或硬制衡以及四种潜在的策略修正。菲律宾和越南2009~2019年南海制华政策的演变验证了这一逻辑。掌控南海敏感争议海域新的油气开发格局、积极应对司法化趋势并探索更加包容的争端解决方案,是中国深度塑造菲、越两国南海战略预期的重要着力点。     

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

通过对地缘政治学与战略心理学进行交叉研究文章发现,面对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海权霸主更多表现出"知觉警觉"的特征,而其周边陆权邻国则更多表现出"知觉防御"的特征。前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结构性对崛起大国采取积极制衡,而后者倾向于根据权力的关系性对崛起大国采取融合威胁的合作或推责。因此,只有当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对周边陆权邻国明显构成安全威胁时,才会促使它们同海权霸主结成制衡同盟。"腓力陷阱"可以被视为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因未能认清和利用海权霸主的"知觉警觉"与陆权国的"知觉防御"之间的战略分歧所引发的后果。更确切地说,失败的崛起大国不仅没有理解"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本应是其分化战略中的有效支撑,反而因其周边外交的战略冒进帮助了海权霸主建立反制性同盟。对于已获得陆权支配地位的大国来讲,避免追求绝对陆上霸权的战略冒进,转而追求在"不平衡的多边均势"中保持相对优势,则会在"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作用下促成周边国家争相推责,从而使海权霸主因无法在陆上找到足够有效的战略盟友而难以推行战略遏制。     

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对冲:一项理论探讨

传统的制衡-追随二分法已不足以描绘东南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行为,"对冲"这一常见的金融术语因而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话语之中。在对冲日益成为东亚国际关系分析通用语言的同时,对于该术语本身的探讨仍然不足。文章通过理论考察,希望进一步全面认识对冲的相关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对冲兼具两个面向。一方面,它是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日常政治操作,即组合使用经济接触、制度羁绊和间接制衡等手段,为自身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获得利益和保障。另一方面,对冲还是一种转变力量,多种对冲手段的使用滋生或加重了东亚二元格局的不对称强化、地区制度的工具化和制度过剩、规范建构路径的衰退以及不确定性的累进等困扰东亚国际关系进程的诸多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对冲本身难以为继。国际关系中的对冲因此具有双向和转变性特征,成为一个"蹩脚"的学术类比。对冲研究同时包含实然和应然问题。在学术上,对冲是超越制衡-追随二分的丰富而有用的概念;在实践中,对冲本身或许应该被"超越"。     

东盟对华的身份定位与战略分析

由于地理位置、历史经历和目标利益的不同,东盟各国对中国的意图判断以及影响分析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基于此,学界和政界从不同的维度强调了东盟对华的身份定位,如朋友身份论、敌人身份论和身份不确定论,其战略选择分别对应顺从合作论、对抗制衡论以及两面下注策略。文章摒弃了朋友或敌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思维,并力图打破不确定论对身份问题的悬置,从另外一种理论视角考察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身份定位与战略选择问题。邻居大国的身份定位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最基本、最本质的部分,在更深层上影响到东盟对华的战略设计,包括"安全距离"是邻居大国外交的基本前提,"多边接触"是邻居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而"规范引导"则是邻居大国外交的最高目标。     

未来中国东亚安全政策的“四轮”架构设想

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东亚地区出现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分离的二元格局,并使中国面临较大的安全压力,有陷入崛起困境的可能。而中国仅依靠对内制衡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远远不足以应对压力的。鉴此,文章提出一个东亚安全合作的"四轮"架构,以期扭转中国的不利局面。其中,中国打造亚太战略支点国家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构成两个前轮或驱动轮,中国积极参与由东盟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和六方会谈构成两个后轮或被动轮。这是一个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可以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架构,既涵盖了中国的大国政策,也包括了对中小国家的政策;既有一定的制度约束力,也保持了自身的灵活性。     

制度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中心地位”的一种理论解释

冷战结束后，区域合作兴起，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建立竞争性的地区合作制度，制造地区对抗，对东盟的“中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文章尝试构建“制度对冲”理论，解释大国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自身地区合作“中心地位”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东盟通过“疏离”和“接触”对冲中美各自主导的区域制度，并以“结网”和“引领”对冲高度不确定的地区秩序。这些发现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对冲理论的研究，还有助于中国理解中小国家集团应对大国博弈的行为逻辑，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水平。     

“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

文章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构建一个双层博弈分析框架,综合体系层面美国国际霸权护持与单元层面特朗普政权权位护持两个方面的考量,将"印太"战略理解为"对冲"与"楔子"两种战略的混合体。特朗普政府在给定的国内外条件下,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同时对华采取"对冲"战略,这样既避免了直接战争,又以加强联盟等手段制衡了中国;既保持了对华贸易,又以贸易战、技术争端等方式阻遏了中国产业升级并缩小了逆差。而在"美国优先"要求减少国际义务、国力有限且无法集中于亚太等给定条件下,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只能通过"楔子"战略离间、强化中国与其他印太大国间的固有矛盾,使它们既代替美国抗衡中国,又对美产生更大的安全与经济依赖,从而使美国以较低成本护持霸权,同时巩固特朗普政权。对此,中国不妨外松内紧:在话语上选择性参与"印太"建构,关键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替代之;在内线,继续采取守势,对美安全上维持和平,经贸上有节制地反击;在周边,以"一带一路"等政策抓手释放确定性以拉拢东盟并化解与其他"印太"大国的矛盾;在外线,加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战略协作,增强美在东欧、中东的战略压力,从而变相缓解正面压力,为度过"崛起瓶颈期"重塑有利的外部环境。     

编者的话

正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不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界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更是当前中国对外实践的重点所在。本期两位作者分别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李巍关注了全球贸易体系中权力转移引发的国际贸易制度领域的主导权竞争问题:守成贸易大国美国正在构造排他性的新国际贸易制度体系,崛起贸易大国中国则通过搭建自己的自贸区网络,对冲美国施加的制度压力,这加剧了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对抗和全球贸     

编者的话

<正>东亚秩序演变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现实性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深入讨论是本期的焦点。其中,有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崛起。刘丰和陈志瑞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解释了东亚国家在应对中国崛起时的战略选择。文章从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这两个因素人手,诠释了为何当前东亚中小国家对中国普遍采取对冲战略,并依据这一分析框架,指出了东亚国家对冲战略持续的条件和前景。周建仁和刘若楠重点分析了美国的亚太同盟战     

规范变迁与身份再造:主权零死亡时代大国崛起战略之路径重构

在体系规范进化的主权国家零死亡时代,崛起国奉行"安全搭车与推责"的"联系性崛起战略"较奉行传统的"安全自助"的"变位性崛起战略"要面临更小的结构压力与冲突风险。单纯比较崛起国与霸权国二者权力位差的误区在于,它从根本上忽略了崛起国需要面对整个霸权国的全球联盟体系以及只有高出社会基本需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部分才是真正衡量超级大国间潜在资源转化能力的根本要素这两大基本事实,这也是崛起进程中崛起国学者提出放弃"韬光养晦"转向激进外交政策的根源。在全球化时代,海权战略应服从于国家崛起的整体战略,海权所承载的更多的是"海运"而非海军。大国崛起应是一个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的过程。     

与中国结盟吗?——俄罗斯国家利益与中俄结盟概率

文章注意到国际格局变化对大国间战略关系的影响,中国快速崛起也引发学界关于中国是否需要调整不结盟政策的讨论。文章认为,与经济快速崛起不同,经济实力向军事实力转化的速度相对更慢,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崛起进而军事崛起的窗口期,这段时间对于体系内其他大国来说也是机遇期,关系到能否在十年后的大国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针对中俄结盟可能性的讨论,文章认为,无论是否针对第三国,大国结盟都意味着大国间的战略关系的重大调整,在缺少强大外部安全压力或突发事件的外因诱发的情况下,出现新的大国结盟的概率较小。对于俄罗斯来说,其既有实力能够应付当前面临的周边安全压力,因此将坚持维系现有同盟体系、不再扩大同盟范围的战略,未来十年内与中国结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不高。文章认为,十年后国际格局更有可能出现质变,大国战略关系将迎来密集调整期,届时中俄结盟概率将提高。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崛起的“威廉困境”与战略选择

在研究新兴大国关系的议程中,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探讨很多,但是关于"威廉困境"是如何诱发"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却很少。文章通过将地缘政治学与大国崛起战略进行交叉研究发现: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追求区域海权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动劣势"和空间上的"重点区域劣势"两大特征,即率先追求区域海权或在霸权国利益核心区域追求海权的崛起国最容易被视为挑战者;而掌握"后动优势"和"次要区域"的崛起国则有机会通过推责战略而成为霸权国绥靖与鼓励的结盟对象。在亚太地区中美二元结构日益明晰的背景下,中国追求区域海权缺乏一个有效的推责对象。一旦中国陷入区域陆权与区域海权并举战略诱发的"威廉困境"之中,就可能加深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并成为日本与印度谋求区域海权的推责对象。     

欧亚知识传统中“中国文明复兴”的不同面相——对“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反驳

支撑"中国威胁论"的知识论据,是来源于西方的历史实践与经验总结,它认为大国财富的增长必将产生军事影响,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以暴力方式颠覆既有的世界秩序。但传统欧洲(西方)国家体系与东亚国家体系在结构上迥然不同,前者一向大国林立而且相互竞争,后者长期以中国为中心形成封贡关系。它使欧洲和东亚世界在处理体系内部关系方面,形成了差别明显的经验传统,特别是对暴力的认知与运用上,两者有着不同的历史演进路径。这种历史经历仍然深刻影响着不同区域国家对大国"崛起"问题的感受和认识。中国文明复兴必须置于东亚国家体系的历史传统中,才能得到合适的理解与对待。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中美关系

中国是亚太地区大国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因此美国总是将中国放在其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国际战略格局全局和亚太地区战略态势全局来观察和分析,并据此制定对华政策和确定美中关系走向。中美之间的互动也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冷战时期,美国制定对苏遏制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根据中苏关系状态来确定美国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冷战后,美国根据建立“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反恐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华交替采用“接触”与“制约”政策。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全球反恐取得一定进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在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威胁”到其全球主导地位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从“大国战略竞争”国家安全战略出发,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存在三大内在矛盾,中美关系正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大国海外港口支点战略及模式选择

回顾主要大国的崛起历程可见,大国普遍认识到海外港口支点战略的重要性,以海外港口为支点推进国家对外战略。大国海外港口支点战略目标,主要是海上通道和资源能源安全保障、国际产业布局、海外市场开拓和地缘影响拓展。在战略推进中,港航产业链上的民间主体与国家协同配合作用突出。从模式看,大国海外港口支点经营的主流模式已从殖民式、霸权式转为项目合作式,该模式往往以对外经济影响力带动综合地缘影响力的提升。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倡导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下一个十年,“海丝”港口合作应进一步升级顶层设计、细化战略目标、激发民间潜能。     

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

出于对本国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小国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时通常选择"大国平衡外交",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根据不同标准,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具有不同的类型。此外,小国实施"大国平衡"需要具备一定的国内外条件。文章认为,划分国家大小(强弱)应基于"多维度-多因素"视角;中国周边和前苏联地区的小国常采取"大国平衡外交";不能将"均势"、"制衡"和"平衡外交"相混同。基于上述观点,文章探讨了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和马来西亚对中美的"大国平衡外交"实践,分析了马来西亚"大国平衡外交"的动机、特点和条件,并从中得出一些对中国外交具有启示意义的结论。     

离岸平衡理论视角下的日本对华制衡战略及其困境

离岸平衡手通常凭借其特殊的地缘位置,通过推卸责任、构筑均势等策略对大陆的潜在霸权进行制衡,维持大陆均势,保证和扩大自身的权力。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在安全上对中国遏制意识空前增强,并积极采取行动,形成对华制衡战略。在目前的亚太格局中,日本对华制衡所采取的行动符合离岸平衡手的一般模式,即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下寻求推卸责任;借印度、东盟国家等在地缘上制衡中国,以从中寻求自身安全和权力增长;联合亚太众多国家和地区构筑包围中国的均势同盟。但日本的制衡战略也面临诸多困境,其制衡中国的目标并不能实现。中国应在准确把握其战略本质、充分认识其战略困境的基础上积极应对。